艺术家有病

艺术家和所有人一样，也会有不幸被疾病“选中”的人。

梵·高《自画像》，布面油画，65×54cm，1889年，巴黎奥赛博物馆

比如高功能自闭症的米开朗基罗、癫痫症的梵·高、神经性视听障碍伴随精神分裂症的草间弥生等。他们赫赫有名，疾病也随之成为传奇的一部分。

草间弥生在其作品前，2014年

相对于“内在”疾病，眼睛和大脑的病变对艺术家的影响则更为直接，也带着观者一起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米开朗基罗《最后的审判》（局部），壁画，1536-1541年，梵蒂冈西斯廷礼拜堂。圣巴尔多禄茂手中的人皮面部为画家的自画像。

这让人们不禁思考：我们所见的世界，就是它“真实”的样子吗？

他们的眼睛不一样

一般而言，两只眼睛给了人们感知深度的能力，这在人们的生活中至关重要。但在绘画中，往往要将3D世界转为2D。

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壁画，420×910cm，1494-1498年，米兰圣玛利亚感恩教堂

换言之，如果感知深度的能力受到抑制，是否有助于在画布上再现世界？

达·芬奇《自画像》，红粉笔等，33.3×21.3cm，约1513年，意大利都灵图书馆藏

事实的确如此。而且通过达·芬奇、伦勃朗、毕加索等画家的自画像或照片，人们发现他们极有可能具有这样的单眼优势。

伦勃朗《自画像》，布面油画，84.5×66cm，1659年，美国国家美术馆藏，和本文第一张配图的自画像差了29岁，眼睛的异样还相似吗？

这是由一种双眼不能同时注视目标的疾病——斜视，而带来的。

毕加索，1904年

比如当画家考察对象和空间时，很可能只是一只眼睛在注视，而另一只眼睛的视觉被抑制。

达·芬奇《救世主》，木板油画，65.5×45.4cm，约1500年。2017年于纽约佳士得以4.5亿美元成交，为拍卖史最高价；一说画中原型为达·芬奇本人，他的眼睛也未注视一处。

于是在睁着两只眼睛的情况下，也自然地得到了单眼的2D视觉，就像普通人闭上一只眼睛那样。这样把对象呈现在画布上就相对方便。

毕加索《年老的吉他演奏者》，画板油画，122.9×82.6cm，1903-1904年，芝加哥艺术学院藏

莫奈的眼睛则患有白内障。

莫奈《蛙塘》，布面油画，74.5×99.7cm，1869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画家直接用色彩表现了水面上跃动的光线。

在莫奈的眼睛为他服务了65年后，视力逐渐变差，看到的色彩也出现了不同倾向的变化。

莫奈《睡莲和日本桥》，布面油画，89.7×90.5cm，1897-1899年，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画中的桥轮廓清晰。

这令莫奈好奇也困扰，他早期认为“蒙雾”的世界反而更符合创作上的表达。

莫奈《日本桥》，布面油画，89.5×116.3cm，1920-1922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画中的桥模糊、扭曲且泛黄。

72岁时，莫奈被诊断为退化性白内障，这解释了他所看到的泛黄世界。

梵·高《麦田里的收割者》，布面油画，73.2×92.7cm，1889年，荷兰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藏。他最后时期的画面主色多为黄色，有人认为他也患有黄视症，病因则是为治疗精神疾病而服用的药物。

到82岁面临失明问题时，接受了当时风险颇高的晶状体摘除手术。

玛丽·卡萨特《妈妈萨拉和孩子》，粉彩，69.2×89.5cm，1902年

术后，尽管医生尽力配了眼镜，但扭曲的形状和夸张的颜色显然不能令这位画家满意。

玛丽·卡萨特《低头看托马斯的妈妈的速写》，粉彩，54.6×43.2cm，1915年。画家不幸在白内障手术后失明，最终被迫放弃创作。

莫奈失去晶状体的右眼也就失去了过滤紫外光的功能，这又改变了他所见世界的色彩。

莫奈《睡莲》，1897-1899年。人们在注意到画家不同时期色彩倾向变化的同时，也注意到那些连续创作却同样有不同色彩倾向的相似画作。所以，色彩倾向变化既有客观眼疾的影响，也有画家主观的尝试。

莫奈《睡莲》，1914-1919年，画面呈现出明亮到有些异样的蓝紫色。

然而，由于我们看不到莫奈能看到的紫外光，所以我们在画布上所见的很可能也不是他画出的全部。

康斯坦布尔《艾塞克斯的威文豪公园》，布面油画，56.1×101.2cm，1816年，美国国家美术馆藏。画家安宁的风景画中很少出现红色系的颜色，这可能与红绿色盲有关。

雷诺阿《红磨坊的舞会》，布面油画，131×175cm，1876年，巴黎奥赛博物馆藏

面对眼疾，“现代艺术之父”塞尚，因认为近视镜影响创作而拒绝佩戴。

德加《鞠躬的舞者》，纸上粉彩与水粉，81×66cm，约1878年，洛杉矶盖蒂艺术中心藏

而德加则选择了另一条道路——雕塑，这使他得以用触觉弥补了视觉的不足。

德加《十四岁的小舞女》，木底座、布和丝、彩绘铜，98.4×41.9×36.5cm、31kg，1880-1881年创作、约1922年铸造，泰特现代美术馆藏

大脑变了！

当人们说起大脑和艺术的关系，往往会想到右脑擅长艺术思维。但这种“擅长”的偏向和整体比起来并不大，不是将感性的、理性的功能一分为二。

Anton Räderscheidt《自画像》，中风前

所以，无论是左脑还是右脑发生改变，都可能对艺术创作产生巨大影响。

Anton Räderscheidt《自画像》，1968年，中风后

比如，上世纪的德国艺术家Anton Räderscheidt在 75岁时经历了左脑中风。

Lovis Corinth《从机舱看去的瓦尔辛湖风景》（Walchensee-Panorama，Blick von der Kanzel），布面油画，100×200cm，1924年

他的绘画风格比之前由写实到表现的转变外，又发生了变化：画中形象更多变形、颜色更明亮、情绪更直接。

Franco Magnani的家乡风景和他凭儿时记忆画出的画作

如果说上面这位因大脑改变而诞生的“艺术家”只是神奇地再现了见过的场景，那么这位能将数字、音乐和字母等表现在画面上的生物学家Anne Adams则更令人惊叹。

Anne Adams画“π”，1998年

她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从抽象事物到视觉形象的转换。

Anne Adams和音乐对应的、名为UnravelingBole¤ro（揭开博里斯）的画作，1994年

对于艺术家来说，病变带来巨大的被动改变无疑是痛苦的，但我们从艺术家们的行动中也能看到，疾病或许让他们被迫“失语”，但尚未扼杀渴求以艺术语言表达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