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内藤湖南。  

■《中国史通论》 作者：[日]内藤湖南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黄涌 “不思山皆荒秃，山脚下土壤呈赫色，山坡倾斜，海岸上危岩触目，山野为些许绿色所掩，似南画常见之构图，国家衰旧，如此荒凉。” 1899年，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第一次来到中国，写下了一本《燕山楚水》的游记。那时的他，已经是日本《朝日新闻》的知名记者，旅途中的观感，加深了他对眼前这个“老大中国”的理解与认识，也让他得以重新审视这个国家。 满目疮痍、如此荒凉的中国，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呢？内藤湖南在书中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如此荒凉，二千年郡县政治之余弊，惟有痛惜。” 后来，在写作《中国史通论》一书时，他将这一观点加以发挥，从更深、更远处探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  一个“中国通”

内藤湖南，本名内藤虎次郎，1866年生于日本秋田县鹿角市十和田毛马内。因该地在十和田湖之南，故号湖南。

内藤湖南的祖父、父亲都是世代通儒。由于受家庭熏陶，他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汉学，6岁时即能读懂汉字书籍，9岁便能诵诗作词，到了十几岁，他的汉文写作已在家乡小有名气。

再后来，内藤湖南入读秋田师范学校，毕业后，他曾一度在小学任教。1887年，内藤湖南前往东京，先后从事杂志和报纸的编辑记者工作，曾先后供职于《日本人》《朝日新闻》等媒体，颇富才名。

1907年，京都帝国大学开设史学科，41岁的内藤湖南受当时京都大学学长狩野亨吉的邀请前往任教。

1909年，内藤湖南晋升为教授，一直到1926年退休，内藤湖南一直在京都帝国大学主持东洋史学第一讲座，讲授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的文化、中国近世史、清史、中国史学史、中国目录学等课程，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并开创了日本京都历史学派，其弟子中涌现出宫崎市定等后来名满天下的学者。

内藤湖南是一个典型的“中国通”。他前半生做记者时，曾多次来过中国。他具有非常敏锐的洞察力，在《朝日新闻》担任主笔时，他发表的文章即与当时的国内舆论有许多不同的地方，而这正得益于他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此外，内藤湖南还曾与严复、张元济等学者有过笔谈。在京都大学担任教授时，还诚邀过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前往讲课。

在日本汉学界，内藤湖南享有“东洋史的巨擘”之美誉。在内藤湖南看来，东洋史即中国史。而他所向往和倾慕的古代中国——那是高贵、华丽、典雅的中国，那是散落在灿若锦绣的六朝辞赋中、凝固在满纸烟云的书法绘画里的中国……

中国历史的分期

提到内藤湖南，人们自然会想到他的《唐宋变革论》。作为汉学家，内藤湖南为国人所熟知，正在于他异于一般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的分期。他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不同时期，即：上古、中世和近世。

从开天辟地到后汉中期为上古时期。而这一阶段可再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中国文化的形成时代，即中国本部华夏民族文化实现一统的时代；后期是中国文化向外部发展，演变成为所谓东洋史的时代。

内藤湖南虽认为，从历史精确角度来说，这种划分并不准确，但他的依据则是视司马迁《史记》的问世为标志性事件，以为这体现了中华民族整体性历史觉悟的产生。

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的产生，形成了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随着汉朝的对外征伐，中国文化自然向周边扩散。西汉从政治上赢得了四周少数民族政权的臣服；而东汉则从文化上普及于各国。文化普及的结果同时促进了各民族的觉醒。

内藤湖南认为，东亚的历史不只是汉族的历史，而成为了各民族共同创造出来的历史。而由此，中国主体文化已经确立，上古时代也随之结束。

从东汉后半期到西晋，是从上古到中世的过渡期，中国文化暂时停止向外发展。儒学思想也逐渐从学术领域开始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与此同时周边异族民族意识日渐强烈，势力反侵中原，演变成“五胡乱华”的纷乱局面，中国随即进入了中世时期。

中世时期从南北朝开始，到唐代中期结束。在异族的冲击下，中国文化完成了痛苦的裂变与再生，胡汉交融的结果诞生了新兴的隋唐文化。隋唐时代，中国对外的影响力达到顶点，东亚文化圈在此时开始成型。然而基于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原理，周边异族对中国的影响力水涨船高。

由宋代开始，中国进入近世时期，直至清末。宋元为近世的前期，明清为近世的后期。贵族没落，平民地位提高，构成了中国特色的近世史：文学艺术极其繁盛，政治军事逐渐对民众失去了吸引力，建功立业已不再是人心之所系，追求宁静与祥和、厌恶纷争和战斗开始成为人们的内心追求。

进入近世之后中国文化发展到顶峰，但衰亡的种子总是在极盛中播下。这一过于早熟的文明，历时千年，最终催生出了弊病重重的晚清帝国。

这其中，唐宋的变革期，尤值得关注。

在内藤湖南看来，唐宋是中国由中世向近世转折的一个重要过渡期。他谈中国历史，“宋代近世说”是他的一个核心观点。

而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是他认为由唐及宋，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最重要的变化则体现在贵族政治的崩溃以及“平民主义”的抬头。

内藤湖南指出，在宋代以前，天子的废立和弑逆等事件更为常见，而这以后，则在道义上不被允许，被视为“大逆不道”。

内藤湖南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选择是以文化变迁为基准的，即从中国文化发展的波动大势来定，而非从经济发展上进行划分。

内藤湖南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要真正了解和研究中国历史，理解它的内在精神，就应当从文化上着眼。

复杂的历史学者

《中国史通论》，是内藤湖南关于中国历史的通论性著作，对欧洲、美国、日本的汉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是研究中国历史绕不过去的一座高峰。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历史学者，内藤湖南因其成长在特殊的历史年代，所以他的历史观点，还具有一定的倾向性。

他在谈论中国历史发展时，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中心转移论”——“中国自古以来，文化就在不断地发展、移动、前进”“例如开凿大运河，文化中心的移动也受到影响……南宋以后，中国文化日益往东南发展，近来大致是沿着大运河流域形成文化中心”。

而这种“文化中心转移论”，在当时又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扩张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学说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与“侵略扩张”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历史依据”。

1934年6月，内藤湖南病逝于日本京都南郊的恭仁山庄。死前，他留下了一个荒谬的论调：中国如同蚯蚓，日本将要复兴。

责任编辑：马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