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大会堂位于长江路264号，现为人民大会堂。它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设施最为先进的会堂。

国民大会堂原名国立戏剧音乐院。早在1933年，国民政府为筹备定于1935年5月召开的国民大会，就已经提出了在首都建筑国民大会会场的动议。后因国民大会改在中央大学大礼堂举行，筹建国民大会堂的动议暂时拖延下来。1935年9月，国民党要员孔祥熙等5人提议：在首都建筑国民大会堂，可以国立戏剧音乐院和美术陈列馆充用，这样既可作剧场，又可作会场，诚为一举两得。他们的提案获得国民政府的批准。同年，国民大会堂筹委会公开招标，征集设计方案和营造商。经筹委会评定，设计方案以公利工程司奚福泉建筑师的为首选，关颂声、赵深的设计方案分列二三名；营造商为上海陆根记营造厂，该营造厂以377229元（其中国立美术陈列馆62343元，国立戏剧音乐院314886元）的最低标价中标。1935年11月23日，筹委会常务主任褚民谊与承建商陆根记营造厂签订合同，限期10个月完工。同年11月29日，举行奠基典礼，居正、吴稚晖、褚民谊等数百人出席。奠基礼由居正主持，褚民谊报告了筹备经过。

在施工过程中，陶记工程师事务所李宗侃建筑师，根据国民政府制定的《首都计划》中提出的首都建筑“要尽量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筑尤当尽量用之”的原则，对原设计方案作了局部修改。整个工程原估价约40万元，由于施工经费不足，国民政府又追加经费365458元。1936年5月5日，国民大会堂正式竣工。

国民大会堂坐北朝南，左右对称。主体建筑地上四层，地下一层。分前厅、剧场、表演台三部分，建筑面积5100平方米。前厅为砖混结构，中部剧场为钢筋混凝土柱网结构，型钢屋架。

前厅部分设有井楼，一楼两侧设有办公室、衣帽间；二楼为休息室；放映室设在顶楼。各层都设有卫生间、贮藏室。前厅为平顶屋面。

剧场部分设在建筑物的中央，楼上下共没有一千五百多个观众席。剧场顶部为人字屋顶，钢屋架。

表演台部分的台口为圆弧形，台前设有奏乐池；表演台的底部以及后台设有演员化妆室和休息室。

国民大会堂内制冷、供暖、通风、消防、盥洗、卫生等设施齐全。

国民大会堂的造型属于西方近代剧院风格，建筑立面采用了西方近代建筑常用的勒脚、墙身、檐部三段划分的方法，简洁明快；但在澹口、门厅、雨篷等处，都巧妙地运用了民族风格的装饰。

1943年冬天，在日伪统治下的南京，中共地下党组织曾经领导爱国进步学生发动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消毒运动。时在南京中央大学电机系读书的江泽民同志也参加了这场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发生地就在国民大会堂门前的广场。江泽民同志在1998年7月7日所写的《忆厉恩虞同志》一文中回忆到：“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我们几千学生高呼禁毒口号，游行到夫子庙一带，冲砸了所有的鸦片烟馆，把醉生梦死的吸毒者揪了出来，其中不少是敌伪官员，还抄出了大量鸦片、毒品和烟具。我们在国民人会堂广场前焚烧收缴的鸦片、毒品和烟具，同学们围着熊熊的篝火，齐声高唱《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仁！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在我们后面，日本宪兵队持枪列队，虎视耽耽地对着我们。大家悲愤满腔，情绪激昂，毫无畏惧。其情其景，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唤起了群众的觉醒。”之后，三千余名学生进人大会堂开会，学生领袖厉恩虞、王嘉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们疾呼：“中国人不要醉生梦死，青年们要团结起来，勇敢地向黑暗势力作斗争。”在会上，厉、王二人提出建立“首都学生消毒总会”的主张，得到一致赞成。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后，对国民大会堂进行了修复，将观众席增加到三千四百多个，每个坐椅的椅背后设有三个按钮，电线通入地下，通向主席台两侧的电灯显示器。大会堂还有通风冷暖气设备。会场开阔，走廊宽敞，灯光明亮，设施齐全。在大会堂的西墙内，建有一条暗道，通到蒋介石专用休息室前的走道。此暗道仅容一人进出，为蒋介石进出会场专用：暗道内有电灯，平时锁闭，因此鲜为人知。

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行宪国大”在国民大会堂召开。行宪，就是按照《中华民国宪法》选举总统，实行总统制。“行宪国大”的中心议题就是选举“总统”、“副总统”。这次国民大会是在国民党面临严重危机的形势下召开的。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各派系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会前，发生了“代表资格”问题的争斗。天津一个“民选”代表，抬着棺材到国民大会堂门日，声称“不进会场就进棺材”；另有颜洋滋等8人在会堂宣布绝食，以示抗议。

4月19日，蒋介石以2430票（出席代表2734人）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的选举，集中反映了蒋介石、李宗仁之间的矛盾。李宗仁、于右任、程潜建立竞选联合阵线，共同反对“由中央提名”。李宗仁、于右任、程潜、莫德惠、徐傅霖6人为“副总统”候选人，经过四轮投票，李宗仁以1438票对1295票险胜孙科，当选为国民政府第一届“副总统”。“行宪国大”一共开了一个月零四天，于5月1日结束。

解放后，国民大会堂改名为人民大会堂。

1949年5月1日，南京刚刚解放一个星期，来自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一批指战员与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地下党员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会师大典。刘伯承、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粟裕、谭震林、刘晓、宋任穷等二野、三野的领导，以及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副书记刘峰均出席了大会。这次会议开了约五个小时，直到次日凌晨才结束。

1949年9月17-18日，为了指导整党工作，邓小平应中共南京市委的要求，以《论忠诚和老实》为题，在这里给四千多名党支部书记和排以上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1954年3月20日，毛泽东主席曾经莅临南京人民大会堂发表重要讲话，他这次讲话的部分内容，后来被编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中。

1985年，大会堂内部进行了全面整修，此后，又多次进行维修现保存良好。

1992年，国民大会堂旧址被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