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在顺应历史，有些人在改写历史。
1949年12月16日，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两个月后，毛泽东历经10天的长途旅行，应邀抵达了中共领导人们心向已久的莫斯科。
随着中共代表团的抵达，当天下午6点，斯大林携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在他的小会客厅，专门摆了一场“鸿门宴”恭候毛泽东。
在这场高谈阔论快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对毛泽东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
听到这句，毛泽东知道，这是斯大林准备迫使自己，以中共领导人的身份，承认蒋介石政府和罗斯福政府之前承诺给苏联的在华特殊利益。
于是，毛泽东在开了个玩笑打岔之后，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这令斯大林非常不满，他严肃的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这也引发了两位领袖的巨大分歧。
为了迫使斯大林允许周恩来赴莫斯科，毛泽东不仅当众大发脾气，此后也拒绝参加既定的各项活动。
毛泽东的突然消失，让全球舆论纷纷推测，在这场全球聚焦的会面上后，是不是被软禁了？
最终，在西方媒体和东方盟友给予巨大的压力，斯大林不得不同意，允许周恩来赴莫斯科。
而随着周恩来的访苏，《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滚滚车轮，终于推动了起来。
建国之初，对于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保障和平，以恢复经济和稳定局势。因此，他们需要建立中苏之间正式的同盟，以从苏联老大哥那里获得军事支持和物资援助。
但是，对于斯大林来说，他不想帮助中国恢复经济，更不想签订平等的盟约，他希望把中国变成一个附属国，甚至最好分裂为几个跟容易控制的政府，因此在解放战争中，他还一度勒令中共停止发动渡江战役。
站在斯大林的角度，中苏之间存在着漫长的国境线和历史悠久的领土纷争，而中国的人口却是苏联亚洲人口的十倍，长远来看的对抗趋势，这令斯大林不得不为之远虑。
而在雅尔塔协议中罗斯福政府给予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以及蒋介石政府在旧条约中在东北和新疆给予苏联沙俄时代的特殊权益，毛泽东都在争取苏联取消，这也成为了斯大林的近忧。
更不要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多次“忤逆”斯大林的毛泽东，是当时共产主义阵营中，仅有的两个靠自己力量夺取政权的领导人，而另一位的南斯拉夫的铁托，此时已经背叛了斯大林。
所以，斯大林绝不会允许亚洲再出现一个“铁托”，也不会签订新的盟约。因为两位领袖之间的矛盾源于国家利益的冲突，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不可调和的，
但是，这种领袖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随着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被巧妙的化解于无形。
就像会谈刚刚开始的时候，斯大林就试图在东北问题上表示强硬和特殊权益，要求中国承诺，除了苏联之外，不许第三国公民进入东北和居留于中国东北和新疆地区，变相继蒙古之后，把东北和新疆地位也特殊化。
而周总理略加思考，随即反问，“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居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
因为朝鲜和蒙古也都是当时苏联的盟友，这一问题令并不善于言辞的斯大林措手不及，瞬间陷入窘境，不得不解释，是禁止帝国主义国家进入东北，“共同敌人”的出现，也让谈判双方剑拔弩张的气氛随即缓和。
以上的对话，不过是《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的一个缩影，正是凭借着周总理外柔内刚的谈判风格，巧妙的争取到了苏共政治局大部分成员的理解和支持。
而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政府的访苏，美国国内引发“是谁丢了中国”的大讨论，当时美国政府为了推卸责任，国务卿艾奇逊提出老蒋太烂、要拉拢中共的战略，给予了斯大林极大的压力。
最终，凭借着苏联内部和美国在外部的双重压力，以及周恩来创造性的提出“搁置争议”，保留了部分苏联在华的特殊利益后，斯大林最终签订了他极不想签署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当然，协议中的“搁置争议”也并没有搁置太久，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新中国理直气壮的从苏联手中，收回了被蒋介石政府和罗斯福政府卖给苏联的在华特殊利益。
这是周恩来出任总理后的第一次涉外谈判，在改变世界格局的同时，也成功的为国家争取了安全保护和发展所需要的援助。更重要的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延续着条约，帮助中国提供了保卫自己的武装，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甚至成为了核国家。
可以说，正是在周总理签署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护航下，中国人民从满目疮痍中，彻底的站起来。
在《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签订的20年之后，世界的格局，又一次因周恩来而变化。
当时的中国，正在被美帝苏修两面夹击。一方面与美国在越南鏖战，另一方面苏联陈兵百万于中苏边界。
此危急存亡之秋，在周总理的邀请下，一个不为人知的小组，取到西贡、曼谷、新德里和拉瓦尔品第，悄悄的潜入北京，拉起了中美秘密外交的序幕。
当时，美方代表基辛格在四位中国外交官的陪同下，从巴基斯坦飞往中国，而当时基辛格并不知道，为了途中这十几个小时，周恩来提前两年秘密准备了人选，这四位外交官在路上把当时尚且年轻的基辛格博士摸了个底朝天。
凭借着精心的准备和杰出的外交手腕，周总理宽松的环境反而给基辛格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最终，在基辛格离京前的最后一刻，双方确定了尼克松访华，基辛格也心甘情愿的做出了他所能做出的最大妥协。
在一年后，在尼克松访华破冰的过程中，尼克松一直想要跟毛泽东探讨哲学和地缘政治问题。不过，就像20多年前毛泽东与斯大林谈判时一定要拉上周恩来那样，这次毛泽东依然选择很委婉的推给了周恩来。
当时，中国处于美苏的围攻之中，一旦探讨其地缘问题，势必会导致美方占据主动，而且，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上面有着巨大的冲突，如果从哲学角度考虑问题，这位东方继续革命的导师必然会和西方资本主义的领导人爆发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当闭口不谈的毛泽东将尼克松推给周恩来之后，谈判就从矛盾，转变成了求同存异。
当时，中美在越南问题、日本驻军问题上有着巨大的矛盾，而且双方对于台湾问题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美国不愿意也不可能抛弃台湾，中国更不可能放弃对台湾的主权要求。
因此，如果双方都坚持底线的话，谈判就根本无法进行下去。当时美国白宫和国会都对中国非常敌视，前期所有的秘密谈判都是背着白宫和国会，一旦此次谈判失败，可能将永远的失去机会。
而周总理秉承了求同存异的思想，先搁置谈不下去的地方，譬如把很多双方都无法退让的问题模糊化，尤其在双方焦点的台湾问题上，很多条款都是只定原则，“不设时限”。
而另一方面，周总理在模糊时间的同时，却坚持明确方向。
起初，乔冠华和基辛格各自起草的公告初稿时，都是传统的写法，将共同点写的模糊不清，将分歧又用套话掩盖。
对此，周恩来看了以后说：“没有人会相信这个的。”
随即，周恩来给基辛格一份备忘录，里面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中方的立场，第二部分是美方的立场，第三部分是中美双方的共同立场。
这种创造性的格式，令基辛格大开眼界，一方面，两国都重申了自己的立场，让国内人民和盟友放心，另一方面，双方先列分歧再列共同点，反而凸显了协议的重要性和结论的可信性。
而且，最重要的是，此次签署的中美联合公告，既绕过了很多迈不过去的坎，又列出来非常明确了要走下去的方向。
譬如对苏联的问题，公告中明确了中美要一起对抗苏联的霸权。
确定了这一点之后，那么美国理所应当对待中国像其他盟国那样给予军事和经济的援助，来推动中国的军事改革和经济发展。
譬如台湾问题，公告中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只有一个中国”，以及“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只要双方明确了这几点，那么美国理所应当就应该跟“非法政府”断交，与合法政府建交，并从中国领土上撤军和拆除军事设施，更不存在与“非法政府”保持共同防卫条约了。
所以，随着条约签订之后，美国慢慢认可了一个中国的观念，那么无论是尼克松水门事件下台，民主党的卡特上台，还是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去世，中美关系都没有受到阻碍，沿着周总理签订的《中美联合公报》的既定路线上走了下去，最终实现了中美建交，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今天，是周总理逝世43周年。
总理外交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那些风趣幽默而又广为流传的段子，也不在于那些谈判对手的不尽赞美的言辞。而在于中华民族的逆境之中，寻找到那一线曙光，为国家和民族在关键的时刻，奋力去争取战略机遇期。
无论是在《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护航下，让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站起来；还是在《中美联合公报》的护航下，让历经动荡的中华儿女们迈向改革开放富起来。每个人背后的国运大势，都按照着当年既定的外交战略一步步走过来的。
他在生命中最后的几年，身躯倦，鬓已秋，病魔缠身，但仍不计个人荣辱与得失，拼劲一切去守护他的信仰，才有这民心所向和四十三年前的十里长街。
这才是他的伟大之处，也当年那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初心。
这盛世，如你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