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琳达·盖茨记忆中的科菲·安南 ——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和她一同奋战在全球抗击贫困前线的前联合国秘书长。

科菲·安南发表完在任期间的最后一次演讲，然后缓步走下台阶。

摄影：Mario Tama / Getty Images

2012年，坦桑尼亚农村某个木薯和香蕉农场，我们四个站成了一圈：我、两位当地的农民乔伊斯（Joyce）和以利亚（Elijah），以及前联合国秘书长 —— 科菲·安南（Kofi Annan）。

主要是乔伊斯和以利亚在说话。他们告诉我们这座农场和他们之前工作过的那些有多么不同，还讲述了现在作物的多样性以及收成所用的新式工具。在农场附近，还有照顾孩子的日托中心，妈妈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出售农产品。我问了他们一些问题：你们只在这里卖木薯吗？还是说你们会把它们运到其他地方？市场离这有多远？你们的收成这两年有什么变化？但科菲基本上是在那当听众。

聊完了，我们离开农场去看那个人群攒动的日托中心，直到这时，科菲才开始说话。他讲着笑话，试图让每个人都放轻松，笑话的效果的确不错。这个男人有着我听过的最浑厚、最具感染力的笑声，嗓音也极具魅力。他听起来就像一位正扮演着自己的演员。他跟我说过，他有一阵被人误认为是摩根·弗里曼（Morgan Freeman）。

科菲和我一起参加过很多联合国的活动，他也来过我们基金会在西雅图的办公室，所以我见识过他足以感染一屋子人的魅力。但在那天的木薯农场还有所不同。他完全像是身在老家。我倒不必对此大惊小怪，科菲·安南，以及我见过的所有世界领导人，都花了大量时间思考如何帮助像农场这样的地方，以及如何帮助像乔伊斯和以利亚这样的农民。

1999年，科菲·安南会见东帝汶的利基卡大屠杀幸存者，他正安抚一名哭泣的婴儿。摄影：Ed Wray/AP

比尔和我在2000年创立基金会时，我们仍然抱有很多疑问：抗击贫困和疾病的最好的办法到底是什么？但科菲，似乎早就有了答案。那一年，他起草了一份关于21世纪联合国扮演的角色的宣言。在最后几页里，他列出了一系列关于减少贫困和疾病的目标，他希望到2015年时世界能实现它们。这些目标后来被称为千年发展目标，而一开始，批评者们对此完全不屑一顾，并大加驳斥。极端贫困的人口数量减半？阻止HIV，疟疾和结核病这三大杀手的肆虐？即便做最好的设想，人们觉得这些目标也过于乐观了。

但是，科菲并不满足于设定目标。他想推动全世界去实现它们。没有任何其他秘书长能把联合国的心脏和它的大脑与使命相联结，做出一个有效的方案，切实地改善病患和贫困人口的生活。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师，在这些目标的指引下，把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凝聚在了一起。

今天，有2700万人因此活了下来，否则他们将死于HIV、结核病或是疟疾。而他们的生命之所以得以挽救，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科菲号召全世界建立了全球基金，以支付医药费，以及防止这几大疾病蔓延的工具，例如防疟蚊帐。世界也实现了贫困率减半的目标。事实上， 2010年，这个目标比计划还提早了五年实现。那些批判科菲设定的目标的所谓“发展专家”们，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科菲在200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说，“今天，这个世界真正的边界不在国家的领土之间，而在强者和弱者之间。”他把非洲的小农户视为后者阵营的一部分，并希望给他们一条自己摆脱贫困的道路。这就是2012年我们去木薯农场的原因。

我记得那天的参观过后，科菲感谢了我在基金会所做的工作。他不吝赞美，还送了我一个绰号 ——“梅琳达妈妈”（Mama Melinda）。这是一种尊称，通常给予长辈，我受宠若惊。梅琳达妈妈？我想，如果有一个人值得获此殊荣，那也不应该是我啊。

科菲·安南，才是现代全球发展真正的奠基人。

* 本文转载自英国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