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 年年初，杜布切克开启了捷克斯洛伐克从经济到政治的全方面改革，半年后便彻底宣布失败。相比 1945 年苏联卫国战争这种非常清晰的胜利，改革似乎总是让人困惑、迷茫，又在短暂的兴奋中经历着希望与失望的交错。“要搞清改革的黑白对错对于现在的人们而言实在太困难了”。当关于这些内容的讨论转化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成果，却最终止步并凝固在某个特定的时代，而外来的理论知识又无法进入时，一切都将冻结，而迎接他们的只会是反复的回忆和无穷无尽的怀旧。

单读作者、资深记者杨潇带着这样的疑问前往莫斯科，这次出行不仅仅是对于这种现象的反思和追问，也是对于现今俄罗斯政治的探讨和求解。（全文阅读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在晚期 

幽暗岁月如何塑造了三种俄罗斯知识分子

（节选）

撰文 杨潇

[一]

1957 年出生的历史学家鲍里斯·卡加尔利茨基（Boris Kagarlitsky）依稀记得“春天”结束时的情形，那是 1968 年 8 月 21 日，一大早，就有人冲到他家找他父亲，“大喊大叫，说我们的坦克正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人们都气疯了。”

卡加尔利茨基的英语几乎没有口音，他的祖母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俄裔英国人，十月革命后回到莫斯科，加入青年社会主义团体，他的祖父则是 1917 年第一次苏维埃大会的代表，属于“少数派”孟什维克。一百年来虽然家族几经迁徙，居然流传下来许多 1920 年代的书籍，包括许多社会民主主义的著作，卡加尔利茨基就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长大，现在他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左翼知识分子之一。他的父亲是学者，母亲是翻译家，他记得小时候父母和他们的知识界朋友总在讨论各种各样的时务，“那是解冻时期的遗产”。

▲鲍里斯·卡加尔利茨基（Boris Kagarlitsky），历史学家

卡加尔利茨基的父母属于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六零世代”（shestidesiatniki），他们出生于 1930 年代初，1953 年斯大林去世时大学毕业，1956 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时，他们刚刚进入工作岗位没几年，随之而来短暂的“解冻”让他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从西方的民主到西方的梦露）。他们是对斯大林式共产主义幻灭的一代，但又延续着父辈追求更好更公正社会的理想主义。他们中间最著名的那个人叫戈尔巴乔夫，他后来主导了苏联的改革，你也可以说，他亲手埋葬了苏联——那是他未曾料想的解决方案——但在那之前，他们这一代人眼巴巴期望的解决方案来自 1968 年的布拉格。

1968 年年初，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开启了经济到政治的全面改革，建设“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这场短命的“布拉格之春”带给苏联知识分子一种 eureka（“终于找到了”）的兴奋感。历史学家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VladislavZubok）在《日瓦戈的孩子》（Zhivago's Children: the Last RussianIntelligentsia）一书里写道，每当有人从布拉格回来，“整个莫斯科”都会听他讲述自己的见闻。受此启发的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发表了一篇名为《对进步、和平共处和智识自由的思考》（Reflections on Progress,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IntellectualFreedom）的文章，它起先在苏联地下流传，后来被《纽约时报》发表，最后在全世界印制发行了 1800 万册，甚至超过了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的销量。

▲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

当布拉格的改革达到最高点时，东欧、西欧和北美的年轻人纷纷来到这座漂亮的中欧城市，想要看看这种新型的自由究竟是什么样子。马克·科兰斯基（Mark Kurlansky）在《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1968:The Year that Rocked the World）里写，布拉格中世纪的黑砖墙上满是各国文字的涂鸦，酒店经常客满为患，有时需要靠行贿才能入住。捷克电视台采访到访的苏联游客，他们都对捷克和捷克人民予以极高评价，并向苏捷友谊表示致敬——这多少反映了苏联人自己的期望：“布拉格之春”或许是“莫斯科之春”的前奏？那是 1968 年夏天，全球历史的欣快时刻，但对苏东阵营的人们来说，它还有着更重要的问题意识：在不恢复资本主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是否有可能与民主自由相容？

1968 年 8 月 20 日晚，苏联主导的华约部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杜布切克被伞兵部队掳走，带往莫斯科。布拉格之春的终结沉重地打击了许多苏联人，尤其是“六零世代”，但改革的突然死亡也让他们保留了某种热望（有人叫它迷思）：如果不是苏联的坦克，社会主义阵营本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民主、新的自由……

“那种向着未来前进，在前方有一个终极胜利的想法是非常激动人心的，”2017 年 5 月，祖博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办公室里对我说，“人生是很短暂的，我们总希望我们短暂的生命能嵌入更大的存在。如果我们不信仰宗教，那么出于本能，我们会去寻找一个替代物。”

▲1968 年布拉格街头的苏军

坦克将苏联人拉回了常态生活，自那以后的十多年里，国力仍在增强，关于改革（遑论革命）的讨论却消失了，在这样的环境里，“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意见是不被需要的，科学的奇迹、社会科学研究、调查性媒体或与观众互动的电视新闻也不被需要。”祖博克写道，“高等教育和文化机构的不断扩张以及对科学和学术事业的更大投入，并不一定会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人们突然失去了前进的动力。甚至对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历史进步论的信念这样一个在 60 年代的基本信条似乎也破灭了。”

“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被镇压后，他们（六零世代）的一些人变得愤世嫉俗。”与卡加尔利茨基同龄的俄罗斯作家叶莲娜·奇若娃（Elena Chizhova）告诉我，“我们这一代从来没有经历过那种热望，解冻时期以来的那种热望，正因为没有热望，所以也没有什么失望。我们是在非常狭窄和狭小的世界中发现自己的。”

[二]

2017 年 6 月 12 日，“俄罗斯日”，这一天上午 11 点，我从莫斯科市中心的普希金广场地铁站出来，蓝天白云，阳光晃眼。特维尔大街（1990 年以前叫高尔基大街）交通已经封闭，路口横着三辆卡车，需要安检才能进入。临近街口有一溜儿旧公共汽车停在路边，都用黑帘遮住窗户，偶尔开门时能看见里面的武装警察。安检区外人来人往。我试图辨认哪些是怀揣标语的抗议者，料想那些警察也如此。

头一天，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宣布，把反腐败游行的地点临时转移到市中心。我想起给卡加尔利茨基打电话约采访时的情景，他说起话来噼里啪啦，“我们可能得过两天再见了，估计明天我得和律师去警察局捞人。”又叮嘱我，“你要是去游行现场的话，一定避开人最多的地方，你知道，俄罗斯的条子可不是吃素的。”

▲游行的群众

“俄罗斯日”是个年轻的节日。1990 年 6 月 12 日，作为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宣布独立。一个月后，叶利钦退出苏共，一年后，他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那几年的变化叫人眼花缭乱，11 月 7 日的十月革命节——1917 年这一天布尔什维克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突然无关紧要了（后来这一天被命名为“和谐和解日”，不出十年又被命名为“军人荣誉日”）；列宁格勒的民众把他们的城市名字改回了圣彼得堡；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总统，但苏联这个国家却命不久矣；许多人在自己的国家成了外国人，许多人则试着要变回自己国家的主人，就像梁赞诺夫斯基在《俄罗斯史》中写的那样，从伏尔加河附近的鞑靼人，到东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再到远北的游牧部落，所有人都在要求属于自己的历史权利、钻石或者驯鹿。

进入安检区又是另一番景象。一些舞台和游乐设施已经搭建起来，游牧部落的佩剑武士——不知是鞑靼人、雅库特人还是鄂温克人——三五成群聊着天，或踩着音乐有一搭没一搭地跳舞。武士是假的，穿着苏联军装的士兵看起来也是假的，警察是真的，游人也是真的（但或许有便衣），当这些人彼此交织，在路障（真的）和街垒（不知真假）前自拍时，巨大的虚幻感就产生了。

▲参加活动的群众

这是此刻的俄罗斯首都，距离那场革命整整 100 年。“此刻”（seichas）是本雅明造访莫斯科后学会的两个俄文单词之一，在这座城市里，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时间里，“对于新来的客人而言，这个城市变成了一个迷宫，”本雅明写道，“这个城市是在提防他，蒙起面来，逃跑，引诱他在城市里胡乱打圈子，直到筋疲力尽……”

[三]

反腐败游行第二天，我在红场附近见到了卡加尔利茨基。他头发灰白，有点像中亚人，一见面就像老熟人一样对我挖苦莫斯科市政府，说他们每年都换行道树，或者给街道上色，“总在挖路，总在重来，所以市长的外号是疯鼹鼠。”他是一个博学的人，各种知识信手拈来，构成有点玩世不恭的讽刺性转折，“有一个俄语词叫 blagoustroystvo，字面上的意思是让事情更好、更有条理，但在莫斯科，恰好相反。事实上，我在英语里都找不到对应的词！而这个词还是市长办公室的主要标语！”

卡加尔利茨基领着我往一家他熟悉的咖啡馆走，边走边说起头一天的情形：政府关闭了大街，与此同时“俄罗斯日”的节庆活动照常进行，“他们的算盘是，抗议者进入后，会和来参加节庆的人冲突，这样警察就可以介入。结果那些参加节庆的人没有反制，只是挪个地方，或者表示一下遗憾后走掉，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游行。一个人都没有！政府计划落空了，只好让警察硬上，没有任何前情就开始殴打游行者。”卡加尔利茨基说，这正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的策略：以反腐败为诉求，动员一小波非常有冲击力的人站出来，同时断定那些沉默的、被动的大多数至少不会站出来维护政府或体制。说到这里他接了个电话，另一个城市的朋友打来的，他边笑边告诉朋友，市政府花高价栽的那些行道树，还真的活了，“整个国家的人都在看它们会不会发芽！”

▲红场附近的街道

我和卡加尔利茨基聊起布拉格之春和他的上一辈人，他告诉我，前一阵他去圣彼得堡（他仍然管它叫列宁格勒）的普列汉诺夫之家（Plekhanov House）参加了一个左翼历史学家聚会，好几位与会的历史学家都是上一辈人，80 多岁了，他们的讨论和 1960 年代晚期、1970 年代的讨论没有什么区别，就好像 1970 年代以后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在座的一些年轻人，包括我，都觉得尴尬极了。”卡加尔利茨基告诉我，“想象一下木乃伊突然活过来，开始讨论古埃及的一些事情。他们讨论的都还不是历史事件，而是理论，比如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如何理解列宁说过的这句或那句话。”

“对年轻的左翼人士来说，列宁 1920 年代说了什么，人们在 1960 年代是如何解读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在 1960 年代你还可以用列宁的话来推进讨论，但现在不是这种玩法了。”卡加尔利茨基挺为他们可悲的，后来他琢磨，也许这和 1974 年苏联在社科领域审查加剧有关。

▲1920 年 7 月 19 日，列宁在彼得格勒一次会议上讲话。

“解冻时期人们都忙着理解和分析他们学到的一切，最终这些讨论转化成了许多社会科学领域的优秀书籍，大部分有趣的书都是在 1967 年到 1974 年出版的，1974 年以后你就几乎看不到有什么重要的好书出版了。这导致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人们不再读新书了，尤其如果你不懂外语的话。那个时段西方涌现出了非常多有趣的理论，但都没能进入苏联。一代俄罗斯社科学者不更新知识了。他们在 1990 年代重启，但已经晚了，他们就这样被冻结在了 197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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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坏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