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介绍自己的新作《你看我说：一个法学者的人间情味》。  

《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独角兽到“六法全书”(第二版)》 作者：余定宇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雪梅给学生们讲述石碑内容。   有些学者会跳出书斋，用自己的双脚丈量土地，开展法律史的田野调查，从先人留下来的历史钩沉中寻找法律的印迹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孟伟 法律人背后是否也有不为他人所知的趣味？如何用书本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中华法纪的起源是哪里？ 1月9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模拟法庭内举行了一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举办的以“影像与故事——探寻法律的另一种解读方式”为主题的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五届法律图书宣讲会。 王人博、余定宇、李雪梅3位法律学者，或以照片窥探人生百态；或以脚步丈量五千年来古老中国别样的法律风景；或以石碑讲述中国古代法制耐人寻味的故事。向读者展示了法学教育之外，解读法律的方式。 “有些学者会跳出书斋，用自己的双脚丈量土地，开展法律史的田野调查，从先人留下来的历史钩沉中寻找法律的印迹。”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蒋浩谈及法律图书的出版理念时提到，法律终将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王人博：一日一语一图

黑白的街景照片中，一大束红玫瑰盛开在正中间，挡住了路过的行人。这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出版的新作《你看我说：一个法学者的人间情味》的封面。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杨玉洁这样形容封面的意图：封面图片就像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感受一样，这样一部温情的作品，让黑白分明的法律世界中多了一抹绚烂的色彩。

“这是一本300多页的书，一般300多页的书至少需要1天以上的时间来阅读，而这一本只需要1个小时。”王文博将自己的书定义为可以轻松阅读的趣味性书籍。

提到这本书的出版，王人博笑称这是偶然之作，书中内容最初是发在自己微信朋友圈的日常。平日里，王人博就有收集美好图片的爱好，也习惯将每天的生活感悟总结成一句话。从2014年1月起，他的微信朋友圈就开始固定发布“一日一语一图”来记录这些美好和感悟，有时是有话要说找图搭配，有时是遇到有意义的图片看图说话，可谈可解。

直到蒋浩先生发现其出版价值。当然，从朋友圈搬进书店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出版期间还遇到了一些小麻烦，因为日常搜集到的图片都无版权，无法进行出版，出版社用了1年的时间，在专业的图片网站中寻找符合原文意图、语境的图片，最后精选了355幅图文，还原了当时王人博写下这些文字时的真情实感。

王人博对自己边做法学研究边出书的行为称为“不务正业”，但是正业之外，也还是需要“闲逛”的事情，生活才能平衡，研究才能专注，一旦将一件事情做成了正业就意味着，失去了它的趣味性。他认为：“我是一个法律工作者，开始做法律研究就是出于兴趣，现在我的正业就是法学研究、教学、写作，但是正业做的太久就失去了趣味性。就像喜欢写作的人成了小说家的时候也需要其他的事情进行调解。”

而恰巧人文价值是不可缺少的，法学者兼顾人文不是不务正业，能给人带来美感就具有价值，他丰富了生活的价值。正如王人博在自序中所述：每个人都得一日三餐，都有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的片刻，还有那些需要打发的无聊时光。我们生活的世界和我们的生活本身是带有褶皱的，而生活和世界的每一道褶皱都可能是打开幸福和快乐的大门。

余定宇：用行走记录法律

法律是什么？这是学者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迹》系列书籍中一直在追问的问题。

20多年来，余定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率先以“法律”的视角去观察“历史”，再反过来以“历史”的视角反思“法律”。

15年前，余定宇的《寻找法律的印迹——从古埃及到美利坚》带领读者沿着法律的印迹感悟了发生在千年间人类法律的故事，这本书也被称为法律人的启蒙之书。

此后，他的步伐并没有停止，并且将目光放在了历史悠久的中国。余定宇循着法律的印迹，历时3年、长途跋涉4万里、实地考察60多处中国古代法律遗迹，在新年之初出版了中国卷《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独角兽到“六法全书”(第二版)》，用图片和游记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文化。

单枪匹马、背着行囊、一部照相机、拿着个水杯，像个流浪汉一样，余定宇如此形容在路上的自己。提到为何选择用这样的方式生活时，他自称是一个“任性的、不安定的跳槽分子”。

余定宇的第一份工作是高中历史老师，但他却不满足于现状，在他看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中国梦，为了寻找更自由、更独立、更适合自己的道路。他在25年间先后换了12份工作，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他才开始慢慢找到了适合自己行走的道路。

1992年，余定宇身边很多公务员都下海经商成了富商，此时的余定宇也毅然地选择辞去工作，但是他要做的却是孤身到处去流浪。

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依法治国”的方针提出来后，全国上下兴建法学院，不安分的余定宇又对法律产生了兴趣，考进了广州师范学院政史系，主修历史，辅修法律。在20世纪90年代末，建立法学院、培养法官、检察官的盛况下，余定宇却发现本应是普法主要人群的更多的民众，却很少能够接受到普法教育，此时，他认识到法治社会的建成要靠大众法律素质的提高，要靠法律人来写更多更好的法律读物。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余定宇开启了他用行走记录法律的旅程。

余定宇的普法新路与他对历史的了解不可分割。他认为，通观中国两千多年的法制史，人们对法律多抱持神秘、冷酷、严厉的认识，因此，普法中过于强调人民的义务，效果不会太好；普及权利意识，老百姓更愿意接受。这是普法的一条新路径。

余定宇先后出版过6本书，其中4本是普法书籍，但前两本并没有“普法成功”，直到2004年《寻找法律的印迹——从古埃及到美利坚》的出版和畅销。他总结出好的普法作品的三个要素：一是通俗易懂，让人读的进去，读的轻松愉快；二是跨越界限，不死守教学书籍，广泛涉猎融会贯通文史哲及其他学科知识；三是要有使命感，像修广州地铁，“地上工程”和“地下工程”要一体考虑。

李雪梅：石碑中的法律文化

跟着余定宇用行走在田野间丈量完中国法律的文化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李雪梅以“石言碑语：古代法律传承再发现”为题，引领大家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碑石与文物的法律考古。

对于法学出身的李雪梅来说，考古是她一直无法放弃的执念。法学专业毕业后，辗转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担任编辑的工作，也是在这10年期间，她跑遍了中国当时的考古遗址以及各个博物馆，积累下了深厚的考古能力和对文物的认识。

在回到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后，李雪梅便潜心碑志的研究。近4年来，李雪梅带领学生集体访碑、拓碑，在全国各地走访91天。

“文物，就是每个人都能看的到、触摸到的中华法纪。”李雪梅提出，每一个小文物背后都有一个“小制度”，那么无数个小文物，就可以构建、总括出“大制度”，每一件法制文物的诞生和辗转流传，都有明确的目的性，也都肩负着某种使命。它们或是制度的化身，或是制度实施的载体。正是因为它们的存世，古代法制文明的发展脉络与结构框架，才得以建构、复原。

李雪梅介绍，法律碑刻具有重要的制度属性，法律碑刻的刻立往往要经过公义或审批等特定的程序，并具有明显的约束力和法律效力。例如，唐宋金元“碑以载政”石碑中包含行政许可、行政授权、反行政等类型的内容。

碑禁体系经历了3000年的传承，也展示了别样的法制发展史。以先秦至秦汉“铭金纪法”为例：西周时的“器以藏礼”、春秋时的“器以布法”，战国时的“物勒工名”、秦汉时的“刻诏行法”等发展阶段；秦汉以后的“刻石纪法”，经历了秦汉“名功纪法”和“碑以明礼”、唐宋金元“碑以载政”、明清“碑以示禁”等几个重要发展阶段。

在李雪梅看来，传统法律话语体系的根基，很有可能是源自石碑中的。经过多年的研究，李雪梅发现，法学在碑志研究中的极低占比揭示了一些现象：说明法律史研究者对碑志史料的生疏；关注度和敏感度较其他学科微弱、迟滞；对许多经典和专题碑志的研究，法学研究者尚处于“失语”状态。

每一通碑石，都承载着立碑者的法律诉求。在漫长的历史中，一通法律碑刻或许微不足道，但当它们以拓片、照片等立体方式积少成多，所凝聚的，便是耐人寻味的法制传统。

责任编辑：马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