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洪波：乡村书院的演变及特点

邓洪波 儒藏 2018-06-09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城镇极少，绝大部分人口都散居住在广大的乡村山寨。他们远离城市，生活自给自足，加以交通设施极为落后，很多人一生一世都难得进府、州、县城一次，其子弟就更难有此奢望了。城可以不进，但培养后人之事不能不进行。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就在乡村山寨间创建书院，令其乡民子弟就近入学。我们把这种不建于中心城市或其近郊，而就近招收乡里子弟肆业的书院，称作乡村书院。它有两个界定，一是建在乡村，二是以一乡一村或几个邻近的村社为招生范围。

一

乡村书院的兴起与演变

聚族而居是中国乡村的一个特点，一乡一村的人同姓共宗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因此，乡村和家族在很多时候就处于连体混生的状态，两者难分难解。从这种意义上说，所谓乡村书院的兴起就可以和家族书院的兴起划上等号。然而，乡村书院毕竟强调的是一种地缘性，和血缘性家族书院有着明显的不同。它以地之远近来权衡，而不是以亲疏相区别，只有当异姓之人进入家族书院学习时，我们才能去谈论其地缘性。以唐代义门陈氏东佳书堂（义门书院）为例，当它只是令“弟侄子姓”之秀者肄业时，它是完全意义上的“家族性”书院，当它后来迈越于此，为“四方游学者”服务后，它就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地缘性，而不再是完全性质的血缘家族书院了。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乡村书院脱胎于家族书院，它的产生稍晚于家族书院，其时当在唐末五代之世。

宋代是乡村书院开始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地方民众（主要是大家族）由家族而及乡村，致力于乡村书院建设。如浙江东阳郭钦止，创建石洞书院，将自家山、田、书捐献院中，请名师为山长，令郭氏子孙及乡里之秀肄业其中。山长叶适在《石洞书院》中曾有明确记载，其称：“东阳郭君钦止，作书院于石洞之下。石洞，郭氏名山也。……（钦止）既而叹曰：‘吾寒生也，地之偶出于吾庐，非赐余者，吾自可自泰而游！将使子孙勤而学于斯，学其可以专，盍使乡里之秀并焉！”于是度为书院，礼名士主其学，徙家之藏书以实之，储洞之田为书院之食，而斥洞之山为书院山，示郭氏不敢有也。君既卒，诸子修之不废。”非常明显，石洞书院虽是郭氏所建，但郭氏不敢私有，它公属于乡里，当然也包括居乡之郭氏。这是典型的由家族脱胎而来的乡村书院。

另一方面，地方官府也参加到了乡村书院建设的行列。如赣州兴国县安湖书院，就是由知县何时于咸淳八年（1272）为县城以东二百里的衣锦乡创建的，文天祥以赣州知州身份为其作记，其称：

赣兴国县夫子庙，在治之北门，县六乡，其五乡之人未游来歌，被服儒雅。东二百里曰“衣锦乡”，其民生长斗绝险塞，或为龙蛇，渎于邦经，有司黾勉以惠文从事，咸淳八年，宣教郎临川何时来为宰，……乃夏四月，即其地得山水之胜，议建书堂，以风来学，召其豪长，率励执事，堂庭毕设，讲肄有位，汇试馆下，承为生员凡二十八人，又拔其望四人为之长，……里讲学日记，令躬课其业，督以无忽。又上诸府，改其乡曰“儒学”，植之风声，于是，山长谷荒人是用劝，咸愿进向文章，率由训租。

安湖书院虽然只属于兴国县六个乡之一的衣锦乡，但它由知县主持创建，又有乡中“豪长”执事，因此，其规模宏敞，“前为燕居，直以杏坛，旁为堂，左先贤祠，祠后为直舍，缭斋以庑，不侈不隘，临溪为之门。堂名絮矩，斋名笃志、求敏、明辨、主善、率性、成德”，已不亚于一般的州县书院。至于创建书院，并改衣锦乡为儒学乡，“植之风声”，而令积千百年之风俗“一朝变之”，诚如文天祥所言，“今也遐荒陋僻，沐浴教恩，如狂得廖，如述得呼，王泽之渗漉日深，地气之推移日至，此岂偶然之故哉!”全然是书院作用于地方文化之功效。更为可喜的是，安湖书院自创立之后，虽有天灾兵火之祸，但兴复有续，办学不断，历宋元明淸数百年，神化成近乎一种文化图腾，得到乡民的百般呵护，至今仍存。

元代是乡村书院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元以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受夷夏之防教育的很多汉族士人不仕新朝，自成遗民，且援朝廷凡名贤先哲过化之地得建书院的诏令，在其家乡创建书院，教化乡里子弟。研究者有“乡里书院在元代数置最多，分布也广，可以说是元代书院的主体类型”的说法。在长江流域，这样的事例特别多，兹分区略举几例如下，以见其概。今湖南有靖州会同广德书院。靖州“居楚之极壤，洞庭渚其左，巴蜀据其右，狯獠与邻，猨鸟与游，而兵革之所狃籍也”。至今还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杂居之地。其属邑会同县民粟朝仪，“忧其土地僻陋，去上国遐远，士不典于学，惴惴然恐王化之不流，乃筑书院于居之里，因其乡名曰‘广德’，厚岁币以聘良师，高廪稍以养生徒，凡乡之子弟俊茂者、窭不给者，咸得来学其中"。此举得到了揭傒斯的赞许，撰《靖州广德书院记》，将其与化民成俗的汉代文翁，唐代韩愈、柳宗元等大贤相比，并以其行训诲乡民子弟。其称，“今粟氏以穷邦韦素之人，奋然鼓义，以韩、柳、文、魏之责自任，亦可谓难也。呜呼，士之居是乡游是乡，以及粟氏之子子孙孙，而有违其志背其道，壅文教而不宣，而惟暴弃之归，复何颜以自顾其身耶？可无念哉!”

今江西永丰一县就有同文、浮云两院。同文为李克家所建，“凡乡人有志于学者，聚而教焉，买田以给之”。浮云书院为刘鹗所建，亦“以教其乡族子弟”。朱熹祖籍婺源，该县也有晦庵、阆山二书院。晦庵为纪念朱熹而建，延祐元年（1314）火灾后重建，柳贯作记，称“新是祠垫于先生父母之邦，而聚其乡人子弟，以时修习礼教于其中”。阆山书院为行枢密判官汪同创建，“聘赵汸为师，以教乡之俊秀者。”

明初，以前朝遗民自居而讲学乡里者极少，加以政府重学校、科举，因而近80年间乡村书院和全国书院一起进入沉寂阶段。正德前后，渐次重兴，其沿前承旧而教乡人子弟者不少，可以略而不论。当王、湛之学兴盛时期，各地门人大倡师说，居家讲学，聚众述教，出现了一批不以招收子弟读书问学为任务，而以集成人开讲会宜教化为目的的乡村书院。以安徽泾县为例，“自姚江之学盛于水西（书院），而吾泾各乡慕而兴起，莫不各建书屋，以为延纳友朋，启迪族党之所，其在台泉则有云龙书屋，麻溪则有考溪书屋，赤山则有赤麓书院，蓝岭则有蓝山书院。一时讲学水西诸前辈会讲之暇，地主延之，更互往来，聚族开讲。故合则考德问业，孜孜以性命为事，散则传语而述教，拳拳以善俗为心。”这类书院，“考德问业，孜孜以性命为事"，即关注学术阐发、学派建设者，有“传语而述教，拳拳以善俗为心”，即传播推广学说，将其落实为民俗者。一般情况下，它们对后者的关顾可能更多些。如赤麓书院的《赤山会约》，开列遵谕、四礼、营葬、睦族、节俭、正分、广仁、积德、惧言、忍气、崇宽、勤业、止讼、禁赌、备赈、防盗、举行、黜邪、戒党、置产、恤下、闲家、端本等23条，皆“吾儒实学”之事，要求赤山一乡与会诸友“以此意劝勉各家”，以期达到“维风范俗”的目的，从而提升地方文明水平。

满族入关建立清朝，汉族士大夫多自甘遗民，讲学乡里，家族、村社书院又兴。从明代开始，书院有从中心城镇下移乡村的倾向，到清代终成普及之势，尤其是清代中后期，一乡建一书院、联村合建书院者到处可见。兹举长江上游四川达县为例，据胡昭先生《四川书院史》记载，“达县为绥定府（今达川市）首邑，县治附廓府城。城中有汉章书院，始建于乾隆六年（1741年），为达县诸生肄业之所。嘉庆九年（1804年）扩建，始在府属各县招生，称作“府书院”，不得为达县一县诸生所有。道光元年（1821年），知县胡元瓒以“县中文风曰盛，学子日增，仅汉章书院收府属生徒肄业，久不能容”，乃创建龙山书院为“县书院”，院长由知县延聘。“生童以县人为盛，而他县远来就学者亦不乏人”。至于县境清风、明月、翠屏、垂虹、宝芝五乡，则建有“乡书院”26所。其中，康熙年间建1所，嘉庆年间建1所，道光年间建6所，咸丰年间建5所，同治年间建8所，光绪年间1所，时间不详者4所。这些书院分布在五乡各场寨，对文化知识的普及与教育贡献良多。“县中文风日盛，学子日多”，这既是其创设之动因，也是其创设之功效。此则乡村书院可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教育生活的需要，是其意义所在。

就总体情况而言，乡村书院在清代中后期得到极大的发展，其数量在所有类型的书院中占绝大多数。以四川而论，它已占书院总数的90%左右，成为当年国家实施文化教育，尤其是启蒙教育和初等教育的主体。

二

乡村书院的类型

乡村实在太大，各地的情况又都各不相同，如何建设和经营书院，各有各的办法，这就决定了乡村书院的复杂性。仅清代四川一省，胡昭曦先生《四川书院史》中就列出了把乡镇书院列为乡学、由义学而改名书院、义学与书院不分或把以前的书院称为“小义学”、把义塾称为“小书院”、新建时就称为书院、义学为乡书院的补充、由家塾为书院等七种乡村书院的情形。因此，要很好地把握好乡村书院实非易事。以下，我们从创建的角度切入，将其分为四种情形来作讨论。第一种情形是，某个有力之人单独创建以教乡人，以下所举几例皆属此类。广丰县杉溪瑜山书院，宋提刑俞剡创建，"集里之贫士读书其中”。吉水县文昌乡文昌书院，“元翰林编修王相创建，以教其乡之子弟及四方从游者”。这类书院的创建者可以是一位在职或退休官员，也可以是一个豪亩的士绅，其院址一般都选在创建者所在的村庄，受惠者则首先是其家中子弟及族人，然后才是乡人子弟。实际上，它是前述家族书院的延伸，由一家推及一族，由一族推及一乡，范围越来越大。由于乡村聚族而居的现象特别普遍，一个自然村寨的人同姓同族者比比皆是，杂姓很少，所谓族人往往也就是乡人了。前述建以“教其乡族子弟"的浙江太平方岩书院、江西贵溪桐源书院也可以归于此类。

第二种情况是，以某个人为主倡建，众人响应共襄其成。如攸州（今湖南攸县）凤山书院，在州城东南一百四十余里的凤岭。元元贞二年（1296年），潭渊“以其里之士距州几二百里，庙学瞻仪讲肄之弗及，度地凤山麓为书院，面峙三峰，罗浮江发源其下属禹洞之水，与攸水会而西，山水明秀，朋来宜之，乃捐田百亩，又率亲友欧阳发炳、赵宜孙、刘忠节益田百五十亩，以资廪膳。潭州总管赵公全行县，躬为相牒之府，以凤书院为额，凡里中之士隶焉。崇门严严，燕居申申，东西序祀先贤，枕山为堂曰明德，笾豆几席，舍皮庖淄，既具既戒。大德元年（1297年）八月朔行释奠祀，前进士黎君桂肇开讲席"凤山是元代一个带有官学色彩的乡村书院，其创建之由、环境、规制等皆可从所引文字中概知。一般来讲，凡建在乡里，地方志中栽明由邑人、乡人、邑绅、乡绅某某“倡建”的书院，皆属于此类。清代湖南茶陵州（今茶陵县）即有四所这样的书院：“大湖书院在州北潞水上坊，庠生颜可象倡建”。"龙湖书院在州上一都，咸丰元年潭叙伦倡建”。“鳌峰书院在州下十一者，咸丰五年李春辉倡建”。“范乐书院在州二十三都，蓝纯夫倡建"。按清代茶陵共有乡村书院13所，分乡人公建和某人倡建两种类型，其中倡建者占数的30，7%，公建者占69，3%。由此可以推知，这种类型的乡村书院也不是少数。

第三种类型的乡村书院与官府有关。有由官府创建者，如江西上犹县大傅书院，在县西一百里之礼信乡，地接湖南边境。“宋淳祐间知军陆镇请建乡学于礼信乡，设山长教授，賜名大傅，以其乡有大傅山，故名"。有由官吏倡建修复者，如清代湖南浏阳县东西南北四乡共有狮山、洞溪、文华、浏西、石山等五所乡村书院，其中东乡狮山、南乡文华两书院皆由知县胡泰阶创建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至咸丰元年（1851年），知县赵光裕增修文华，咸丰十年（1860年），知县蔡式钰又重建狮山，可谓频频关顾。

第四种类型是乡人公建。如东馆书院在四川眉州州城之西七十五里的东馆镇。“宋绍兴初，东馆乡士仿古乡校，创为肄业之所，冯时行为记。元至元间重修”。又如前述湖南兴宁县程水乡，“古有书院四，酉灵泉最先，观澜继之，辰冈次之，文峰又次之，其圮而废也，均数百年矣。故何也？辰冈归袁（姓），文峰归焦（姓），酉灵泉、观澜归曹（姓），其成也方术同之，其毁也一姓私之"。到清咸丰七年（1857年），“合乡谋建书院，欲统四书院而两成之”于是，就有各族各姓合力捐资，兴建郴侯书院之盛举，乡人“公建”、同建”、“共建”、“谋建"的乡村书院比较多，这从前述茶陵州此类书院占乡村书院总数近70%的比例中可以推知，这种现象是乡村士民要求提髙文化素质愿望的反映。

上述四种类型的乡村书院，除了官府关顾者外，其余三类皆与家族书院有较深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家族书院的推广与延伸，因而也就具有家族书院的某些特质和属性。但其区别也是明显的，“止一姓一族，教泽所及未广也”此乃家族书院的短处，也正是乡村书院的长处所在。

三

乡村书院的特点

综合而言，乡村书院有如下一些基本特点。

第一，数量较多，分布较广。凡书院不建在府州县城、通都大邑及其近郊者，凡书院建于乡村而不属于一家一姓者，无论官建民建，皆厲乡村书院，其数量之多，其分布范围之广，自不待言。全国较大的行政区难以统计，兹以四川、重庆为例，各取一县来作分析。据民国所刊四川《宁县志》卷七（书院》所载，淸代正式列名的书院有县城书台书院、吉样乡云龙书院、东禅乡金鱼书院、白马乡天睿书院、桂花园桂香书院、县城内宝善书院、德阳陌德阳书院、仁里乡旗山书院、安居镇安溪书院、横山乡龙翔书院、卢家场仁和书院、观音场玉堂书院、金龙场云峰书院、河沙乡凤栖书院、北坝莲峰书院、三教镇鹿鸣书院、拦江镇凤鸣书院、西眉镇敷文书院、拦江镇玉泉书院、老池沱昭德坝昭文书院、分水岭XX书院，凡21所。其中书台、宝善二书院在县城，书台书院为全县诸生肄业之所，宝善书院则为“楚人自设"以为侨居此地的楚人子弟肄业之所。其余19所分布在18个乡镇，且未标注属于某一家族，皆得视作乡村书院，占当时全县书院总数的95%。据嘉庆（四川通志》卷七十九、嘉庆《大足县志》卷二、民国（大足县志》卷三、1996年修《大足县志》第二十八篇《教育》所载，清代大足县（今属重庆市）有县城棠香书院（宝鼎书院）、放溪场敖溪书院、云路场凤池书院、凤山书院、中敖镇鼎新书院、集成书院，凡6所。其中，乡村书院5所，占全县书院总数的83.3%。若再参照前述地处中游的湖南茶陵乡村书院占书院总数69.3%这一数据，可以类推出这类书院的数量是极大的，其分布的范围也很广。

第二，乡村书院的招生范围较小，一般是以参与建设的乡村为限，不投资者不享其利。一般由名人所建者则往往招收从其游学的外乡外地人，不过这不是普遍的现象，难以改变其乡村书院的属性。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指出，那就是官府插手的乡村书院，其涵盖的范围往往是多个乡村，比一乡一村的教泽更广，具有乡村联办的属性。乡村联办的原则又可衍生出边界地区跨县、跨州、跨府，乃至跨省的情况出现。如今江西井冈山宁冈的客籍居民，在县中土箱人士创建巽峰、鹅峰、联奎三书院，大力发展教育的情势下，集合相邻的湖南□县（今炎陵）、茶陵二县的客籍豪绅共同协议，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创建龙江书院于龙市，招二省三县之客籍子弟肄业其中，并刊《龙江书院尚义录》以载其事。

第三，乡村书院所招学生绝大多数与家族书院相类似，属子弟之列，即未成年人。其程度不高，多为启蒙教育或稍高于蒙学，属于初级教育阶段。也有例外，从前引材料中我们看到了供贫士读书、集里中士人肄习等记载。“士”则为成年人，其学识远高于蒙学童子，至少应是中等教育程度。数村数乡联办的书院，虽所招多为子弟，但这些子弟往往已在家族书院或家学、私塾中学习过一段时间，程度高于蒙学。总之，无论是生徒年龄和学识程度，乡村书院大体上都要髙于家族书院，这又是两者间的区别所在。

以上乡村书院的特点，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从数量上讲，它是书院的主体，承担了中国古代社会普及教育的任务，成为将儒家文化意识和观念源源输向广大农村的主要管线，此正所谓“书院补学校之不逮”的意蕴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