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杨时所倡的东林书院于明末为顾宪成、高攀龙等人筹资修复，尽管书院修复于万历三十二年，全毁于天启六年，兴废之间不过二十余载，却引起时人及后人的广泛关注，在讨论东林党、东林学派等课题时均有涉及，且颇多争议。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多从社会政治角度分析“东林”，对东林书院本身的研究则尚余一定的空间。以东林人参与讲会的具体状况为例，若进一步细化研究，有一系列问题需要反思，如：讲会盛则盛矣，未曾有波动吗？东林书院是由弱势渐至兴盛，在鼎盛时期突遭禁毁吗？还是几伏几起？抑或从创建开始就是一部衰落史？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发展曲线？书院与外部局势之间如何互动？东林书院的兴衰表象含有丰富的信息量。
一
渐趋萎缩的东林讲会
与私人书院初兴之时不同，东林书院创建之时即明中后期，书院讲会已相当成熟。尽管之前明末已三毁书院，距其较近的一次万历三年的张居正禁毁书院还颇为严苛，规模也较前两次为大。张居正在世之时，书院讲学确有一时的沉寂，但暂时的沉默很多时候意味着最终的爆发。书院讲学实已深得人心，一旦禁令稍有放松，书院得以修复，应和者一呼百应。万历二十七年时仅顾宪成所知的邻近地区辟坛讲学之人已为数不少。“是时乡郡诸君子以讲学为事者宜兴安节吴公达可、武进启新钱公一本，暨薛公玄台辈数人，于其一也，名孔兼，金坛人。”加之顾、高二人在创书院之前已多次自行组织或参与友人组织的讲会，与各地学人颇为熟识，声名已起。所以可以说东林书院作为明代最后一次书院讲学高潮的领军势力，它从修复伊始就是兴盛的。
东林的首次大会会期为万历三十二年十月初九日始至十一日，“上自京口，下至浙江以西，同志毕集，相与讲德、论学，雍容一堂……远近绅士及邑之父老子弟或更端而请，或环聚而观，一时相传为吴中自古以来未有之盛。”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由于难觅一客观标准来准确衡量书院的发展状况。虑及东林讲会的规模与召开频率的变化以及东林主讲人受邀外出或各地学人慕名而来讲学交流的状况，或可大致反映起伏状态，故后文皆以此为线索）据顾宪成、高攀龙两人的年谱加以综合，则可得此后七年间东林领袖的主要行踪、活动如下：
万历三十三年九月，会东林。
万历三十四年顾宪成五月会讲虞山书院。八月，会东林。高攀龙讲学东林，读书水居。同顾泾阳先生会于虞山书院。
万历三十五年九月，会东林。
万历三十六年正月，顾宪成作《仁文商语》。二月，游云间，赴正学诸会。三月，赴虞山。八月，会东林。十月，作《经正堂商语》。秋，史际明在讲席。与吴诸公言大会不宜独烦东林，于是定丽泽约，每岁常润轮举，春以为期。而经正、明道、志矩次第及焉。高攀龙赴昆陵经正堂会。
万历三十七年，顾宪成二月作《经正堂商语二》。九月，会东林。高攀龙赴金沙志矩堂、昆陵经正堂会。
万历三十八年，顾宪成八月会东林。十月，赴经正之会。高攀龙六月讲学焦山。赴嘉禾天心书院会。
万历三十九年，顾宪成三月作《志矩堂商语》。八月，会东林。九月，偕诸君子会经正堂，再会取斯堂。高攀龙三月讲学于金沙志矩堂。四月，讲学于荆溪明道书院。秋赴昆陵经正堂。
万历四十年，顾宪成三月，会阳羡。五月，月望会讲东林者三日。
从以上记录可知，至少到万历四十年，东林大会从未间断，学人交流讲学频繁，与相近的书院讲堂互相扶持，形成一定的书院网络，东林书院的讲会活动总体处于高潮期。武林胡嘉胤把万历三十七年的东林大会描述为“东南领袖，风起四方，真千古一事矣。” 此时东林书院作为学术讲坛的影响已遍布东南，波及四方。
但与此同时，外界风浪开始向东林书院涌来，讲会一开始，书院中人就被认为与政治有涉。万历三十三年的京察，三十五年的！择内阁首辅事件，都被猜疑有东林有关人士参与，而三十六年诏起顾宪成为南京光禄寺卿时，朝中已有昆党、宣党专攻东林。尽管东林中人不愿陷入政治纷争，却身不由己，是非愈演愈烈。万历三十七年五月明明东林中人实在书院讲学而非在朝为官，人们却评论说：“时王图为吏部左侍郎，北察凡非东林者必去；史继偕为南京吏部侍郎，南察非东林者必留。” 这时东林的内涵已超越东林书院的源义，危机暗伏。
及至三十八年二月恰逢与顾宪成私交甚佳的淮抚李三才“屡推总院”。反对者交相攻击，顾宪成写信为李三才辩护，信件被公之于众，朝野喧然。陈鼎对此看的很清楚：“自泾阳先生救淮抚之书出，而东林祸萌。”与此同时“东林”的声名倒是越来越大，据年谱记载，当时“海内称公（顾宪成）曰东林。近而同乡诸贤，远而吉水、高邑。及一时守正忤权、建言抗节者概籍之曰东林人。而闻声附和之流亦皆自负以为我东林人也。”换言之，正当东林书院、东林讲会兴盛之时，另一名不副实的“东林”概念悄然崛起。顾宪成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万历三十九年是多事之秋。当时“大计京官，丕扬主察……当是时，宣、浙结党相攻东林者，有必不并立之势。”结果是攻击“东林”者颇占上风。更不幸的是攻击对象由名不副实的“东林”蔓延至东林书院，掌京几道浙江道御使徐兆魁五月初上疏诽谤顾宪成与东林书院时说：“会讲中必杂以时事，讲毕立即刊为讲章，传布远近。讲章内各邑之行事有与之左者，必速改图其令乃得安，不然淮府与别院訾声矣！” 东林书院既已被认为遥执朝政，厄运随之而来。这一年对东林书院的影响深远，所以丁慎所为顾宪成作传时评论道：“东林自丁未以前誉满天下，庚辛而后举国骚动，以为阱于域中。” 到万历四十年，又有“学使熊廷弼方肆其毒于东林”，顾宪成在这一年五月十八日，“病暑，返泾上”。不久，郁郁而终。东林的鼎盛时期随之而去。
顾宪成死后，东林讲席由高攀龙主持。虽然“海内士大夫识与不识称高顾无异，词名更出宪成上。”但此后八年已有相对萧条之感。参考高氏年谱，可知其间大致事务如下：
万历四十一年三月，讲学于金沙志矩堂。九月，游武林，韬光山中静坐。十一月，延钱启新先生讲《易》东林。
万历四十二年二月，举行同善会，赴荆溪明道书院会。公闭关水居，朔望东林小会止同邑同志数人。八月大会废而不举。
万历四十三年朔望会讲东林。赴昆陵经正堂会。
万历四十五年八月，家居读书静坐之所。赴荆溪明道书院会。
万历四十八年一月，先生方讲学东林，凶问至，为之辍讲。
东林讲会断断续续，规模有缩小的趋势，外出讲学尚存记录，友人主动来访基本无迹可寻。这种低调固然与高氏个人心性有一定关联，但从客观上看也是有理由及必须的，因为与此同时，攻“东林”者也在虎视眈眈。
万历四十一年，御使刘延元劾光禄寺少卿于玉立依附“东林”，此后言东林为门户之始者接踵而至，同年十月，礼科给事中亓诗教言：“今日之争，始于开户，门户始于东林，东林倡于顾宪成。邢部郎中于玉立附焉。” 御史田一甲也上言门户所起，指斥“东林”结党：“李三才、王元翰一入其党而贪可为廉，黄克缵、史继偕不入其党而贤可为不肖。在南最煽者，于玉立、吴正志、丁元荐也；在北，王图、史记事、胡忻也。”声势之大使得高攀龙改变了访友计划。原本高氏拟赴新安吴百昌中翰讲学之约，有人劝诫道：“今东林举世侧目，新安又多富室，恐为忌者所藉口，宜勿往。”高氏遂转而至武林韬光山中静坐。万历四十二年，又逢朝中有张差梃击一事，加之“适方从哲当国，群小比郑戚，日以攻东林为事。”书院讲会受到冲击，“诸贤宦游吴下者多引嫌至不通往来。”继之而至的万历四十三年，东林书院的学术声名也遭到污蔑。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宣称“东林强半理学，强半虚名。”到了万历四十五年，“京察郑继之主之，则尽攻东林者矣。” 这一年在高氏的年谱中找不到一毫东林书院其他活动的踪影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万历四十八年三月，诏起高攀龙为光禄丞，这是东林书院的又一转折点。之后由吴桂森主持东林讲席，据说也颇兴盛，“当是时，群贤蔚起，朝野蒸蒸。先生代景逸先生司其坛坫。而景逸在都中以政暇讲学于首善书院，三千里外遥相应和。一时大儒如少墟冯先生、南皋邹先生辈闻东林有先生，群然向往，脉脉神交。已而，景逸先生请告归，见讲堂四座春风，喜吾道有人。” 但高攀龙欣喜的话语是可做推敲的，此时高氏对东林书院的冀望已经与初修复之时大不相同，“吾道”能得以延续就使其满足。而东林书院此时似是强弩之末，回光返照般的“四座春风”与顾、高二人共主讲坛时的盛况也不可同日而语。何况京城又有首善书院的兴起。尽管首善书院被人们视为“东林分院”，以为它壮大了东林书院的声势，但它的存在实际导致了无锡东林书院本身声名及讲学人员的分流，对参与东林讲学活动的人员数量、讲会规模有必然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进一步刺激了敌对势力对讲学的憎恶，这也就是加速了对东林书院的禁毁。
首善书院是邹元标、冯少墟设立的，始于天启二年十一月，至天启四年六月罢讲，成毁俱在天启年间。它的存在时间与地点决定了它较之东林书院的历程更富于戏剧性。据高攀龙的年谱记载，他在天启二年五月于政事之暇讲学首善书院，其后，有会必往。高氏与邹、冯等人兼顾讲学与从政的做法立即招来非议。同年九月，就有兵科给事中朱童蒙“疏劾都御使邹元标、副都御使周从吾建坛讲学、醵金立院之非。”华允诚对朱童蒙此举目的的理解是：“显诋指意归重东林，欲天下以讲学为戒。”情势之紧急使高攀龙不得不作《论学揭》以明是非，但邹元标、冯从吾二人最终还是由此而去位。高攀龙辞位不获允，暂乞差归，天启三年四月抵达无锡，复寻东林之社。归东林书院讲学只是一个小插曲，邹、冯虽去，众正盈朝的局面还未完全消逝，次年七月，高氏被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
这一年有杨涟上书论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加上高攀龙纠劾魏忠贤义子御使崔呈秀的贪污之罪，魏党对“东林”的仇恨急剧升温，灾难移向书院。天启五年正月，魏党成员李鲁生指责书院“假道学不如真节义”，撤去匾额。四月，贵州道试御使周维持建议“将党人旧日凡有倡建书院，不论省直州县，立时改毁。”七月，四川道御使倪文焕再加催逼，首善书院首先遭毁。而八月巡视中城兵马司御使张讷，上奏请毁全国书院，他说：“东林书院乃李三才科敛东西财赋而为之修建。孙慎行、高攀龙辈窟穴其中，肆行淫秽。辛酉乡闱，贿买举人。以洪范七字暗通关节，而顾、高弟子并列贤书。”把东林书院描述得面目全非。此奏折正中魏忠贤下怀，立即矫詔下旨拆毁东林、关中、江右、徽州（紫阳）一切书院，东林书院未能幸免于难。
总体而言，东林书院最初的声名是源于东林讲学的成功，但由于顾宪成的不慎上书，加上朝中派系纷争使得“东林”二字的大众含义与书院逐渐脱离，而与政治纠缠不清。“东林”二字的涵盖面越来越大，知名度越来越高，离东林书院的真实面貌就越来越远。“东林”日渐在朝野内外掀起轩然大波声名日旺的过程，基本也是东林书院领导者心理上退让低调讲学交流活动逐步低靡的过程。可惜对“东林”的攻击却由针对与“东林”相关的人，转而指向东林书院、东林讲会。如果略去其间纷繁复杂的政治事件，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一个近乎虚构的“东林”招致了现实中东林书院的毁灭。
二
渐趋学术化的东林讲会
伴随着东林书院的渐趋萎缩的形势，其愈渐纯学术化的倾向是值得注意的。这个论断肯定是具有争议性的。因为无可否认，虽然后来随着局势的变化，东林人不得不谨言慎行、纯然论学，初期的东林讲会中却多有涉及是非之辨，君子小人之辨，这也是当时攻击者着重加以发挥，引以为“遥执朝政”之处。如：“君子所作所为直要通得天下人才行得。不然若守定己之独见而不能通之于天下，虽是真心为国、为天下也行不去。”“事之不可救药者，在小人不自知其为小人，专认君子为小人。其始也，失于上无教化；其终也，失于上无用舍。”等等。当然，对这些言论的评定可以是别有用心的“訾国事”，也可以是文人学士的闲议是非，即便从攻击书院讲学者的言词中亦能说明其模棱两可性：御史倪文焕上疏诋毁首善书院时，抓不出他们议政的真凭实据，他强调的理由是书院“聚不三不四之人，说不痛不痒之话，作不深不浅之揖，啖不冷不热之饼。”而顾宪成在这方面的解释则是：“吾辈持濂洛关闽之清议，不持顾厨俊及之清议也。”为东林人的言论做了一个界定。所以冈田武彦总结道：“就东林来说，为学的根本可以说首先是明辨是非。而且重要的是，他们以求是非的内在过程为要，并且深深沉潜于理之静这一点上。所以，他们没有遵从求心理浑然的陆王心学，而是遵从在心之体即内在的性中求理的朱子学。”也就是说他们力辨是非，明分君子、小人，并非意在隐射时政，而是为了促使人们修炼自身。
东林书院中学人之间言谈的主体实是学术。以书院领袖为例，高攀龙在为顾宪成所作的传中评价道：“先生辟东林雅舍，偕同志讲明性善之旨，以濂溪无欲为宗，表里始终皭然不滓。”总结了顾宪成在书院中以从事学术为主旨的实践活动。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当魏大中从高攀龙游，高氏“即以正学相劝勉。”毕竟读书论学是“书院”一词的题中应有之意。
或许有人以为东林讲会若只有学术性特征难以获得众多听众、成为明代后期四大书院之首，这似乎是错觉。正如黄仁宇所说：“在明末，正统儒家道德价值具有的吸引力比我们可能或乐意了解的要大的多。”人们纷至沓来很有可能为的纯粹就是求学得道。方学渐便是如此，万历三十九年，他以七十二岁高龄放舟东下抵达东林书院，“务寻学脉之所在。”陈潜夫亦是“闻诸君子于无锡东林讲程朱之道，乃泛舟问学焉。”此类实例不胜枚举。
不管是就提高个人修为而言，还是就扩大群体影响力而论，东林书院的学术化讲会是颇有成效的。如朱默石经第一次闻听东林讲学之后，历七年再赴东林，“其于学益孜孜焉。曰：‘吾老矣，吾求所为吾之归宿者，印之四方庶不谬乎？’”且许多学人以不能与东林讲习为憾事。万燝因不能亲临求学，“尝遗书使（刘）铎之东林会讲。曰：‘我以京宦羁縻，不得与此斯文之盛。足下咫尺梁溪，可坐失机会耶？人生于世不闻至道，枉读书。置身科第如入宝山，空手而还，人莫不笑之也。’”更有朱平涵因不能赴万历三十八年的东林大会而写信道：“大会尚未能赴。至期三日，当斋心以神往之，即如面承一般。”可见“一时诸君子向往真切若此。”
此外，东林书院讲学的效应还表现为曾与讲席者在从政后的不忘讲习及为政善绩。如华允谋任宝应县教谕时，“日与二三同志研求性命之学，心诚口苦，闻者悚然。”周怀鲁“与顾宪成、高攀龙为石交。每事咨询，以是，善政满江左。”有人还归纳道：“自天启以迄，崇祯之末，其间忠节之士接踵而出，不可谓非讲学之力也。”但这些只是东林讲学的间接效应，并不能由此加以推导，进而质疑书院讲学的学术性。
不少因步入政途而为人所知者，在书院求学时是纯然论学的。如：
沈云祚，字予凌，太仓人。幼颖悟绝伦。弱冠即同其父谒高攀龙于东林，求程朱正学，得主静、主敬之理而归。辄以圣贤自励。
许文歧，字我西，仁和人。幼聪颖，敏文章。弱冠偕其伯父赴东林会讲，即有省曰：“读书以利禄为者，非夫也。当向圣贤路上行乃可。”
就算是正在为官之人，于政暇至东林书院参与讲席也不言政，而是多于学问上有所得。以疏劾魏忠贤而闻名的杨涟在为常熟县令时，正值东林书院兴盛时期，他每遇讲会必至无锡，所做的不过是“与顾宪成、高攀龙诸君子探性理之要，询洽道之原。”周怀鲁则是趁巡抚江南时，抽空到东林“率诸士大夫讲正心修身之学，明程朱之正。”
及至党祸大兴、书院将毁之际，书院中人更是不妄论时事、一心向学。陈龙正在天启五年魏大中被逮捕后，尚谒见高攀龙，“证学累日。” 尽管这种愈渐学术化的趋势没能挽救书院被拆毁的命运，却使得书院的学术影响更为深远。
三
萎缩≠消亡，学术化≠遁世
东林书院形式上确实渐趋萎缩，但这不等于消亡。东林中坚人物固然日渐低调求安，但东林信徒却与日俱增。会讲规模的缩小，频率的降低也并不代表东林书院在学人心中威望的损削。“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证明：来自外界的压力和威胁是引起特定群体凝聚的重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外部敌人的存在是产生和维持一个群体的必要条件。” 这一点在东林人身上得到了极好的应证。当然，这种群体的凝聚力量有不同的表现手法。在东林书院，突出表现为众志成城。
东林书院在顾宪成时已受猛烈攻击，顾宪成毫无畏惧之意。他写信给高攀龙说：“乾坤之后继之以屯，混辟之交必有一番大险阻，然后震功悚烈，猛起精神，交磨互淬，做出无限事业。夏商以来，凡有国者莫不如此。此意甚深长可味。东林之兴，于时正当草昧。借彼无良为我师保，未必非天之有意于吾侪也。”刘元珍也是愈激愈勇之士，“当东林为天下弹射，元珍谓高攀龙曰：‘此吾辈人火时也，无令其成色有减可矣。’”高攀龙看似淡然，其实心志弥坚。他在与友人的信中写道：“东林少有人头。然此事凝之甚难，散之甚易，道岂有聚散乎？正欲凝此无聚者，故本体本无散，工夫只是凝，所欲言者止此。”吴桂森在魏忠贤高压威逼之下还坚持：“道虽孤高，相与无异。朋友各如其朋友，谓讲习不可久辍。春和则会，秋爽则会，岁暮为考德课巧时则会。”据载，其时有“坚志者数人僻远间起容有之。然无讲习之所矣。九日，会鸿山盘旋石壁之下会蓬莱，会毕藏，会荆溪，会于山之首、河之干，在处提醒焉。”即使是天启年间，书院已经被部分拆毁，阉党气焰正盛，几乎人人避讳讲学时，也有如黄伯英辈“日趋书院旧址讲习不辍。”或者在书院之外，另寻不太醒目的会讲之地。就以上事例看来，压制与打击对于书院中人而言只起到了一种反作用。
天启六年，东林书院全毁之后，叶间适作《过废院有感诗》很好的体现了对于真正的东林中人来说，东林书院虽毁于形却未毁于心的事实。其诗曰：“世法递兴还递灭，乾坤不毁只吾心。”可以说，毁书院建置易，灭讲学精神难。萎缩的只是东林讲会这一形式，诸人心头的东林情节却不可能消亡。
另一个须加注解的事实是学术化不等于遁世。顾宪成曾说自己对“门外黑白事寂置不问”，果如是否？恐只是一时兴起之言。至少不能代表其他东林中人的心声。高攀龙就坦言：“大抵吾辈罪名只在心肠不冷，冷亦何难？恐逆天理耳。因思圣人在家则曰：‘吾其与闻。’在外则曰：‘必闻其政。’”可以说是言为心声，执地有声。
东林人的绝非主张遁世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其一，东林书院中的活动毕竟只是东林人全部生活的一个部分，尚有其他的行为时间与空间可供东林人支配。在那些时段中，关怀世事的行止比比皆是。
顾宪成就难以割舍对《邸报》阅览，并且悲喜之情因之而牵动。比如：万历三十三年三月，“从邸报中见刘伯先疏论阁臣科臣挠乱计典。与友人书曰：‘此是为大地赞化育事，而出于吾邑，又出于吾党，不觉喜而欲狂。’”他在修复书院后与当政者的书信也一直有书信往来，万历三十五年五月“移书向高，言：‘近日辅相以模棱为工，贤否混淆。引张禹湖广为戒。’”万历三十六年五月“与周中丞怀鲁书乞请蠲赈周随缮疏为灾黎请命。”万历三十八年五月“遗书叶向高，谓：‘三才至廉淡漠，勤学力行，为古醇儒。当行勘以服诸臣心。’”再看高攀龙：万历三十六年，“为大水灾条议救荒。为同区设立役田。”万历三十九年，“条陈邑事。”万历四十二年，“惟邑中大利病有关风教民生者，与陈筠堂诸公仍不避恩怨而任之。”万历四十六年六月，“为同县设立役米至胡秦六中丞书”等等。所以，“风声、雨生、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对联若用于评价东林人，确是贴切的。
其二，东林书院中例行的讲会，崇尚人的修身治学，这本身就有其救世的目的。
之所以崇尚学术是因为在书院中人的观念之中，学术与政事是互有关联的，相比较而言，学术处于基础性地位。《东林粹语》中有一条写道：“天下不患无政事，但患无学术。何者？政事者存乎其人，存乎其心。学术正，则心术正。心术正，则生于其心发于政事者岂有不正乎？故学术者，天下之大本末。”(54)言下之意，只要学术得正，则天下太平，学问成了救世的根本。
而个人的道德修为与学术密不可分，也是有其入世的目标。黄仁宇分析道：“东林运动的成员有一种共同的思想上的假定：一个学者——官员真正的毕生事业是修养他的品性。简洁地表现这种观点的《大学》的教导，在个人道德和公共道德之间没有做出区分。自我修养始于自心，扩大到家庭，然后到社会交往，最后到公共事业。” 正是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之下，东林人对于书院讲学寄与厚望，致力于将对学术的看重和自我修养的推崇通过讲学加以宣传，使越来越多的人信奉并从事它，以之为立命之事。顾宪成说过：“从今而后，惟应收拾精神，并归一路。只以讲学一事为日用饮食。学非讲可了，而切磨淘洗实赖于此……行至其自少而壮而老无一日不讲学；自家而乡而国天下无一处不讲学；自衿绅而农工商贾无人不与之讲学。个中一段精神，亦岂草草。” 可见顾氏讲学以天下为抱负的壮志雄心。
明末东林书院系顾宪成、高攀龙辈政途受挫而修建的，祈望以另一种途径——学术来救世，可以说正是由于时时关注时局，逐步明了其已经难以改变的定势，才愈渐纯学术化。如果说书院修复初期人们敢于在会上裁量人物、评议是非，那么随着“东林”一词日渐成为政治攻击的武器，书院中人！择用收敛锋芒、返朴归真、为学修身来应对。然而为时已晚，东林书院被贴上“清议”的标签后，“东林”这个词如同脱离了东林书院这一母体而有了自己的生命，看似自我矛盾的现象就此发生：一个以“东林”命名的政治派系在崛起，被划归为“东林人”及自命为“东林人”的群体在扩张，东林大会及东林书院其他活动的规模、频率却呈现下降趋势。总之时局复杂，除志同道合者外，旁人或难以理解书院中人一心学术的苦心，或有意陷害于后，以至于以学术救世界这一条路也未能行通，反映了明末学人中一种被动无奈的生存状态。
作者|金奋飞
来源丨《江淮论坛》2006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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