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商业车险费率改革已进入第五个年头、实施了近四年，车险行业的非理性竞争仍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1月21日，银保监会发文，要求进一步加强车险监管，以整治市场乱象，维护车险消费者合法权益。

根据该通知，车险行业目前仍存在八大乱象——擅自修改或变相修改条款、费率水平；通过给予或者承诺给予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变相突破报批费率水平；通过虚列其他费用套取手续费变相突破报批手续费率水平；新车业务未按照规定使用经批准费率；以直接业务虚挂中介业务等方式套取手续费；以虚列业务及管理费等方式套取费用；通过违规计提责任准备金调整经营结果；通过人为延迟费用入账调整经营结果。

上述现象在业内比比皆是，比如保险公司为做大业务规模，竞相通过给消费者送油卡、购物卡、返佣金来招揽客户。由于这种行为直接拉高了保险行业的整体展业成本，令各家公司陷入恶性竞争局面，原保监会曾发文对此明令禁止。为规避监管，保险公司又转而通过财务造假等方式虚列开支套取费用、调整账面经营结果。

越是大公司越容易虚列业务套取费用，因为公司规模大、开支渠道更多。

而中小保险公司在大公司的夹击下，只能通过提高支付给中介机构的手续费，来竞争客户资源。据业内人士介绍，中介费用甚至能占到保费的40%以上。

市场暗战下，财险公司车险业务的综合费用率转而上升。例如人保财险2018年上半年的车险费用率由2016年同期的36.9%提升至37.9%，平安产险同期由38.1%上升至40.1%，太平产险同期由37.5%上升至38.6%。

与此相对应，由于用户来年的保费支出与当年的出险情况挂钩，许多用户对于小刮小蹭选择不报案，保险公司的赔付率并没有上升。较为明显的是平安产险由2016年上半年的59%下降至57.1%，太保产险由60.7%下降至59.4%。

据业内人士介绍，商车费改后保险公司费用率上升可归于两方面，一方面是统一的“地板价”费率让保险公司转而通过费用竞争，另一方面是保险公司把赔付中省下的钱更多地用于补贴渠道费用，而非提高服务质量。

“保险公司的这些违规行为一查一个准，但即便处罚了也不算什么，几十万的罚款可能一个上午就赚回来了，”前述银保监局人士表示。

2019年银保监会开出的第一张罚单，就是针对编制虚假报告的永安财险。根据处罚通知，永安财险车损险、车损险附加险、商业三责险和商业三责险附加险相关的“原保险保费收入”“赔付支出”等14个财务类指标的148个明细科目未按照监管要求据实统计，设定取数规则不当。针对编制提供虚假报告的行为，银保监会对永安财险罚款20万元，对公司时任副总裁、战略规划部执行总经理各自处以警告并罚款2万元。

乱世用重典。据了解，与此番下发的通知相配套，银保监会近期曾向各银保监局、保险公司下发了处罚措施更为具体、严厉的文件，决意加大对车险行业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

而在2018年12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下称中保协）曾发布《关于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辆保险自律公约（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的通知》，鼓励各家保险公司之间对违约行为进行相互监督和举报。

此番下发的通知显然与公约一脉相承。通知要求中保协建立对会员单位投诉举报的受理、核查制度，对于涉及未按照规定使用经批准的条款、费率的违法违规线索，应及时报送银保监会财产保险监管部。

不过，有多名业内人士认为，监管加大处罚是“治标不治本”，商车费改的根本在于市场化改革，而目前保险市场并没有完全放开，同质化竞争严重，行业缺少退出机制。

“中国保险行业之所以存在恶性竞争，在于保险公司的考核基本都是规模导向，而非利润导向。哪怕这么做不赚钱，保险公司也一定不能丢失市场份额。对于大型国有保险公司来说，这更是一项政治任务。而存在这种导向的根本，在于行业仍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没有充分竞争，”一位中小保险公司负责人表示。

商车费改是原保监会于2015年2月开始针对商业车险费率展开的一项改革，其初衷是要改变商车“高保低赔”、提升车险业服务质量等。回望来路，商车费改仍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