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威 | 严复与辞典

编者按 外语学习离不开双语辞典,汉外辞典又是何时开始编纂的?中国自古以来有“字书”而无“辞典”,作为

编者按

外语学习离不开双语辞典,汉外辞典又是何时开始编纂的?中国自古以来有“字书”而无“辞典”,作为dictionary译词的“辞典”是进入20世纪以后由日语传入汉语的。邝其照、严复等早期学习英语的人是在汉外辞典缺位的情况下掌握英语的,他们的英语可谓地道,但是在把英语转换成汉语时就会面临译词的问题,尤其是在书面语层面。1895年起着手翻译西方人文书籍的严复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进入20世纪以后,严复数次为汉外辞典、百科全书撰写序文,本文通过对严复辞典序言的分析,考察其对辞典问题的主张和理念。本文出自《一名之立 旬月踟蹰》。作者沈国威,日本关西大学教授、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

外语学习离不开双语辞典,汉外辞典又是何时开始编纂的?中国自古以来有“字书”而无“辞典”,作为dictionary译词的“辞典”是进入20世纪以后由日语传入汉语的。在日本18世纪末陆续刊行的几种荷兰语日语双语辞典中,有正式名称的有《译键》(1810)、《和兰字汇》(1858),其他如“语笺”(《蛮语笺》,1848)、“便览”(《三语便览》,1854)、“字类”、“字解”等也是当时常用的辞典的名称。

“辞书”首见于《译键》,是concordantje(旧拼写法,意为词汇索引,=英语concordance),woordenschat(旧拼写法,意为词汇,=英语stock of words,vocabulary)的译词。1862年堀达之助编纂出版《英和对译袖珍辞书》,除了书名以外,书中dictionary的译词也使用了“辞书”,这是dictionary和“辞书”第一次建立对译关系。

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作为dictionary的译词,“字汇”与“辞书”长期并存。1878年出版的《日本小辞典》(物集高见编)是日本第一本以“辞典”命名的语文工具书(主要收录日语固有词汇的动词),进入20世纪以后,“辞典”一名逐渐普及并扩散到整个汉字文化圈。现在日语口语中还使用“辞书”“字引”等词,但正式出版物的名称以“辞典”为主。

上述以外的日本近代主要外语辞典类如下:本木正荣等《谙厄利亚语林大成》(1814),平文《和英语林集成》(1867),柴田昌吉·子安峻《附音插图英和字汇》(1873),尺振八《明治英和字典》(1884~1889),岛田丰《附音插图和译英字汇》(1887),棚桥一郎等《韦氏新刊大辞书和译字汇》(1888),神田乃武等《新译英和辞典》(1902),《模范英和辞典》(1911),井上哲次郎《哲学字汇》(1881)等。

在中国最早将“辞典”用于工具书名称的是颜惠庆等编纂的《英华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08),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没有辞典编纂的努力。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中国双语辞典编纂的历史。汉代以后的大规模译经没有催生汉外辞典,在朝贡体制下的《四夷馆译语》之类最多也只能称为货物对照名称表。

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士们,为了有效地推进在中国的传教,把学好汉语作为第一项任务。用汉语出版宗教性书籍、撰写翻译其他介绍西方概况的书籍也需要其尽快地掌握汉语。所以他们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开始筹划编纂汉外辞典,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如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就是一种音韵工具书。

但是耶稣会士仅仅留下了几部手稿,他们计划的汉外辞典终于没能正式刊行,其中更多的原因是印刷上的困难和信函往还的不便。18世纪初,清朝施行严厉的禁教和闭关政策,其后,直至19世纪初叶新教传教士进入广东时,西学的传播断绝百余年。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但是由于严厉的禁教政策,马礼逊无法公开进行传教活动,甚至私自学习汉语也被禁止。传教士们只能以书籍传教的方式进行活动(即文书传教)。

为此,传教士们印刷出版了大量的布道宣传品。同时,为了破除中国民众的迷信,纠正其蔑视外国人的陋习,传教士们还出版了许多介绍西方历史、地理、文物制度以及近代以来科学知识的书籍。无论是学习汉语,还是文书传教活动都需要语言类工具书,汉外辞典就是在这种语境下诞生的。

马礼逊的派遣者伦敦传教会给他的任务之一,就是为接踵而来的传教士们编一本学习汉语的辞典。马礼逊不负众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编辑出版了三部六册的华英·英华辞典(1815~1823),开创了汉外辞典编纂出版的先河。马礼逊之后近百年的时间里,以传教士为主体编纂的各种汉外双语辞典大量出版,蔚为壮观。

马礼逊编纂辞典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作为外国人,同时也是汉语学习者的马礼逊,其辞典编纂首先是以翻译的形式展开的。他以《康熙字典》和《五车韵府》为翻译底本,并分别把自己的辞典命名为《字典》和《五车韵府》。

《康熙字典》书影

但是《康熙字典》《五车韵府》中所收的汉字并不都是均质的,其中有很多古僻字、废弃字。这些“字”只是一种遥远年代语言“符号”的化石,而不再是书写记录汉语的有效成分。同时,汉字的简单排列不等于词,词的简单相加也不等于句子的意思;在作为语言成分这一点上看,“字”与word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马礼逊在完成第一部《字典》第一卷后中断了编写工作,转而编纂第二部《五车韵府》。

马礼逊是这样解释他的行为的:“第二部字典编得比第一部字典简洁精炼。作者认为在一年中完成该字典最为现实。为了向读者提供一部完整的字典,作者决定中断第一部字典的印刷,先印刷这部现公布于众的字典。”《字典》是根据部首排列的,而《五车韵府》则根据发音排列。

马礼逊说:“当一个学汉语的人碰到一个生字时,他无法用按音排列的字典来查找该生字。因为从汉字上他无法确认它的发音。他必须查找按部首顺序排列的字典,这时就需要用第一部字典。而当学生听到一个生字的发音,或者写文章时想起一个字的发音而不知道或者忘了该字的部首的话,他也无法查找该字。这时就需要使用这部按罗马字母顺序编的字典了。”

马礼逊需要考虑用哪种方式,对哪些学习者更为方便,同时也有必要尽快地拿出成果向出资者做交代。而从汉字释义情况上看《字典》和《五车韵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除了收字规模外,马礼逊只不过分别提供了两种检字方式,一种称之“字典”,另一种即所谓的“韵府”。“韵”在汉语里通常指韵母或韵脚,但在这里是指排列顺序的辅音。在马礼逊之后,编纂者们如麦都思、卫三畏常常为一本词典同时准备形、音两个检字表以方便使用者,但是正文的排列方式以音序为主。

马礼逊在自己辞典的第三部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中,为dictionary准备的译词是“字典”“字汇”。“字汇”被马礼逊用于他的另一种辞典《广东省土话字汇》(1828),英语名称使用的是vocabulary。这本《字汇》分三个部分,有644页之多。

这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字典”和“字汇”的区别仅仅在于规模。尤其是在《字汇》的第三部,马礼逊以广东话发音、汉字、英语释义的形式收录了大量的按照意义分类的词语及成语、惯用语、格言、农谚、诗句、短语等,篇幅上超过了前两部分的总和。马礼逊可能认识到词组、短语等长单位的形式比“字”更适合于作为学习者掌握和运用汉语的工具。

马礼逊之后,1817年抵达马六甲的麦都思,到1848年时共编纂了三种汉外辞典。尽管在其编纂的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1847~1848)中,dictionary的译词已经出现了“字典”“字汇”,但是,麦都思从来不使用汉语的名称为自己的辞典命名。

麦都思的第一本辞典是A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出版于1832年。麦都思在解释为何编纂一本方言辞典时说“官话(Mandarin)只在部分信息更畅通的居民中间使用”。“笔者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也很少有机会和中国的上层人士进行交谈,但是在最近十四年从与移居到东部海岛的中层和下层人士的频繁交往中得到的结论是:五百个人中都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官话,或者说能够使用官话中十个以上的词进行交谈。”

这本辞典按照福建方言的发音检索汉字,收录了很多千奇百怪的方言用汉字。对这些汉字麦都思只给出了简单的英语释义,而对那些非方言汉字的词条不仅有释义,还有复合词或简短的句子。

独树一帜的是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他将自己的英汉辞典命名为《英华韵府历阶》(1844),但是在他的辞典里dictionary和vocabulary项下的译词分别只有“字典”和“字汇”,而没有“韵府”。这是继马礼逊的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以后的第二本英汉辞典,不过卫三畏辞典里的译词却与马礼逊的有很大不同,是以二字复词为主的,单汉字和数个汉字构成的短句都很少。

这也许是他不用“字典”而用“韵府”的原因。“韵府”显然是受了《佩文韵府》的影响,这类韵书主要收录二字复词。卫三畏后来又编纂了《英华分韵撮要》(1856)、《英汉韵府》(1874)。虽然名为“英华”或“英汉”,实际上都是检索汉字(词)的汉英辞典,甚至可以说分别是麦都思福建方言辞典的广东话版和官话版,因为两书都采用了该辞典的版面形式。

传教士罗存德虽为德国人,却编纂了一本19世纪最大规模的英汉辞典《英华字典》(1866~1869),他还编有一本《汉英字典》(1874)。罗存德的“字”就是word。继罗存德之后,卢公明编纂了《英华萃林韵府》(1872),这本辞典的译词90%来自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并无新意,但是他利用传教士的人际网络收集了21种术语集,唤起了人们对术语问题的关注。

其后,传教士的辞典编纂开始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日益活跃的世俗西方人。他们因为外交或商业上的原因来到中国,学习汉语,成为汉学家。辞典方面,汉英辞典有司登得的《汉英合璧相连字汇》(1871)和翟理斯(H.A.Giles,1845-1935)的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892,改订版1912);英汉词典有赫美玲的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官话》,1916)。

西方传教士旧像

简而言之,马礼逊之后较有影响的辞典是卫三畏和罗存德的辞典,尤其是罗存德的辞典是直接根据韦氏英语辞典选择词条,摆脱了翻译《康熙字典》的束缚,译词更加丰富,释义更加准确并附有较多的英语例句。

卫三畏的贡献在于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这些辞典用现在的眼光去看无疑是“前近代”的:英语词条没有国际音标,不标注词类,只列出简单的译词,尤其是没有任何与汉语有关的词汇或语法上的说明。这一方面与英语辞典本身的发展阶段有关,另一方面是传教士们的英华辞典尽管有为中国人学习英语提供帮助的考虑,主要还是为了欧美的读者,特别是传教士学习汉语提供工具,所以关于英语的信息就完全是多余的了。

19世纪以后,广东一带活跃的中外贸易活动催生了一种被称之为Pidgin English的混合语,并有多种简陋的词汇集刊行。但最早编纂可称之为英汉辞典一类外语工具书的中国人是自幼在香港公立学校“皇家书馆”学习英语的邝其照(1836-1899以后?)。高田时雄指出:邝其照就学时,香港的教育中心已经转移至公立学校。关于邝的入学时期和学习年限没有详细的资料,但是他在这里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英华字典》的编者罗存德于1857年5月12日被任命为香港政府的视学官(government inspector of school),邝其照与他是否有机会相识,以及在辞典编纂上罗对他是否有影响等都不得而知。邝其照把自己的字典更广泛地定位于学习英语的工具书,他的《字典集成》初版正文326页,各类附录100余页;第二版以后正文部分增加得不多,附录却增至400余页;到了第三版,附录竟为正文的一倍以上。

在第二版序言中邝其照说:“但学英文者,每苦其难,必有音义之可寻始能易于通晓。余曩刻有《华英字典集成》一书,经已通行中外。兹复将其书精究而详辑之,凡日用称名之字及往来酬应之文几于备载。其上段之字典略为增减,中段之杂字添入甚多。并广辑语言文字之要者,刻于后。”添入甚多的“杂字”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汉英分类词汇、短语表,附有汉字标注的广东话发音。

学习者可以通过想要表达的汉语语词检索出英语的说法。邝其照还增补了几百个英语的习语、短语。但是邝其照没有对这些习语、短语进行定义,也没有详细说明用法。对此感到遗憾的邝其照又专门为中国的学生准备了英汉成语词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Phrases)。由于印刷方面的原因,成语词典未能以中英对照的形式出版,邝其照将英语部分独立出来,以A Dictionary of English Phrases with Illustrative Sentences的书名于1881年出版。非母语编者为母语的学生编写辞典,在美国也颇为轰动。

另外,邝其照的字典增订至第三版时,收词仅1.2万条,没有标注发音和词类,不得不说还停留在前近代辞典的水平上。商务印书馆1898年将邝的字典增补到2万条词,但是很难说有本质上的进步。19、20世纪之交,为了满足国人英语学习的需要,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始着手编纂英汉辞典。

1902年商务书馆出版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企英译书馆增订)、1908年颜惠庆等编纂的《英华大辞典》相继问世。这标志着中国人开始自主编纂汉外辞典并取得了成功。《华英音韵字典集成》第一次采用分节标音的方法并加注词类,收词量大增,仅正文就有1835页,是邝其照辞典的四倍之多。

颜惠庆等编纂的《英华大辞典》,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内容上都名副其实地实现了从“字典”到“辞典”的跨越。这两本辞典均以国外著名辞典为底本,在译词上吸收了英和辞典的译词,对汉语近代词汇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包括为数不多的中国人编纂的辞典在内,19世纪的汉外辞典或称“字典”,或称“韵府”,这样实际上“字典”“韵府”就成了dictionary的对译词。“字典”“韵府”是中国传统的名称,在中西语言接触的过程中被传教士赋予了西方的形式和内容,导入了全新的理念。

传教士利玛窦和艾儒略等共同完成《职方外纪》

以传教士为主导的汉外辞典编纂,不仅为中西人士——甚至包括日本人的外语学习(英语和汉语)提供了有效的工具,而且还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自古以来只有字典,而无辞典的现实。邝其照、严复等早期学习英语的人是在汉外辞典缺位的情况下掌握英语的,他们的英语可谓地道,但是在把英语转换成汉语时就会面临译词的问题,尤其是在书面语层面。

1895年起着手翻译西方人文书籍的严复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进入20世纪以后,严复数次为汉外辞典、百科全书撰写序文,本章通过对严复辞典序言的分析,考察其对辞典问题的主张和理念。

严复《〈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序》

严复第一次谈到辞典是在为《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以下略为“音韵字典”)所作的序中,全文如下:

海禁开,中土之习西文者日益众,而尤以英文为独多。盖商业之盛甲于诸邦,日中之市,人物总至,所以售酤取予,必通其言语,而后有以廉其情而券其利。洎夫同光之际,枢府当轴,沿海疆吏,以交涉之日繁,象寄之才,不可独出于市井,思有以浚其源而澄其流。于是乎京师海上讫于闽粤,所谓同文馆、广方言馆、前后学堂诸制,稍稍兴矣。廿稔以来,中国疆场之事日棘,而政之所宜师资于彼以自辅其所不逮者,亦日以殷。聪强早知之士,审不通其语言,终无以得彼己之实,则往往奋发于旁行斜上之书,考中西政教学术之异同。此西学之号所由昉也。洪惟圣上当阳,历天步之艰难,深知世运方日趋于通,而塗塞耳目,自相媕阿者之终归于无当也。则幡然改易科目,广厉学官。诏求本末兼备之才,与通知外国事者,将尊显之。于是天下之士,咸卉然向风,思自进于时之所宜,而无封于其故。故综而计之,今之治西文习西学者,盖千万于同光之间者不止也,则亦利禄之路然尔。且夫始于微,终于著,始于简约,终于繁富者,天演之道,何适而不然欤。字典者,群书之总汇,而亦治语言文字者之权舆也。尚忆三十年以往,不佞初学英文时,堂馆所颁,独有广州一种。寥落数百千言,而义不备具。浸假而有《五车韵府》等书,则大抵教会所编辑,取便西人之学中国文字者耳。即至晚出数种,虽较前为富,然于一字数义,至夫名物动作区别形况之异用,皆绲而不分。学者叩其所不知,而黮暗愈甚,用以迻译,则事义违反,鼠璞相贸,往往多可笑者。故仆畴曩课教南北子弟,常勖其勉用西文字典,不得以华文字典之译义,望文骈迭为之。初学为此,蹶蹶其难,必迟又久,而后从顺。此皆字典之不精,致成学之难期,而译才之乏至如此也。顷者商务印书馆知时用之所缺,乃延中西淹通之士,即彼中善本,如纳韬耳、罗存德、韦柏士特诸家之著,荟萃缀译,以为是编。虽未谓即臻于精极,要亦不封于故,而知进于时之所宜者矣。上之有以副明诏之所欲为,下之有以佐劬学者之日力。以视坊市前行之数种,逖乎远矣。夫始于微,终于著,始于简约,终于繁富者,天演之公例也。同类争存,存其最宜者,又天演之公例也。然则是编之独出冠时,而为世之所实贵而竞取者,又何疑焉。侯官严复

关于这部辞典的详细情况,笔者已有考证,此不赘述。择要而言之,《音韵字典》是中国第一本初具近代双语辞典特征的工具书。严复在序言中说:“海禁开,中土之习西文者日益众,而尤以英文为独多。”

商业往来、国际交涉都需要外语人才,为此政府开办了京师同文馆、上海、广州广方言馆等外语学习机构,培养翻译人才。有识之士也奋发学习外语,因为“考中西政教学术之异同”都“必通其言语”。所以“今之治西文习西学者,盖千万于同光之间者不止也”。

学习外语离不开双语词典,严复说:“字典者,群书之总汇,而亦治语言文字者之权舆也。”明确地指出了辞典类的重要性。这完全不同于视文字学为“小学”的传统旧学。严复还回忆说30年以前初学英文时,学校所发的工具书只有广州刊行的一种,词汇仅千余条,而且释义很不完备。

严复1867年进福州船政学堂,1871年肄业,英语的学习即始于船政学堂时代。学堂提供的“寥落数百千言”的材料还算不上辞典,最多只是一本术语集。船政学堂的法国教习日意格编有一种法汉英三语的机械术语手册,共收词1962条,严复所言及的可能就是这个手册。

严复说不久又有了《五车韵府》等书,这应该是上海石印的马礼逊字典的简缩本。这些辞典“大抵教会所编辑,取便西人之学中国文字者耳”。并不适合中国人学习外语。严复进一步指出:后出的几种辞典,虽然内容较为丰富,但“一字数义”,释义不明确,又不区分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词类,对外语学习者帮助不大。所以严复告诫其“南北子弟,常勖其勉用西文字典,不得以华文字典之译义”。

由于辞典的落后,学习者倍感困难,翻译人才奇缺。商务书馆的《音韵字典》“虽未谓即臻于精极”,但远胜于当时流行的其他数种辞典,严复认为这是因为《音韵字典》延请了中外著名学者编纂,并参考了纳韬耳、罗存德、韦柏士特等人辞典的结果。

编纂英语辞典参考纳韬耳、韦柏士特等的辞典并不奇怪,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严复提到了罗存德。罗存德的《英华字典》在香港出版,并不是外国出的辞典(彼中善本)。《音韵字典》的版权页上写的是“原著人,罗布存德氏”,而不是“罗存德”,严复是根据什么订正为“罗存德”的?

笔者曾经指出“罗布存德”是源自井上哲次郎《订增英华字典》(1884)的错误;《音韵字典·例言》第五条则说:“释义为字典之全神所注,本书并列华英二解,务求简明,大抵以罗氏为宗,博采前贤以补之,新增字义间取诸日本字典。”也不见罗氏的全名。

而且严格地说,“大抵以罗氏为宗”也不是事实。预售价高达30美元的罗氏《英华字典》即使在出版当时,中国国内也很少能见到,遑论时隔30余年之后的1902年。《音韵字典》编者参照的不是罗存德的原著,而是井上哲次郎的《订增英华字典》。但井上的辞典中并没有人文科学或自然科学的新译词,例如井上氏主编的《哲学字汇》(1881)的译词完全没有反映在《订增英华字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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