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的心跳越来越弱，当心电监护仪上的曲线慢慢变为直线，机器发出“滴……”的长鸣，我感到浑身冰冷，却流不出一滴眼泪。

那一刹那，我才真正理解了父亲的痛苦。

父亲最后一次见到我的三叔，是在1940年。

那年清明，山东青岛莱西老家被日本人占领，父亲就读的学校挂起狗皮膏药旗。眼看日军动不动就杀人放火，17岁的父亲纵然满腔怒火，却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一天，国家派往胶东沦陷区的教育指导员悄悄来到学校，劝说学生们去大后方：“青年学生都爱国，爱国就不能在日寇的刺刀下做亡国奴，到大后方去！”在鼓动下，父亲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决定到大后方求学。

悄悄离开的那天清晨，奶奶摸黑爬起来做手擀面为儿子送行，那是家乡的习俗，远行的人一定要吃了面才能出发。年仅9岁的三叔特地跑到外面折了柳枝，放在大哥手里。那也是祖宗传下来的习俗：亲朋好友一旦分离，送行者总要折柳赠给远行者，寓含“惜别怀远”之意。

在家人不舍的目光中，父亲毅然走出家门，一直不敢回头。全家老小就站在大门外，目送父亲离开，直到他的背影渐渐消失在晨雾中。

当年的祖屋至今还在

行至沂蒙山区，遇到日机轰炸，慌乱中，父亲跑进一块玉米地。待飞机飞走后，父亲走出玉米地，大声呼喊同学的名字，听到的却是老乡呼儿唤女的声音，他就这样与同学走散了，只能独自流亡。带的干粮吃完了就沿路乞讨。夜里找不到住的地方，就在路旁或村头草垛里露宿，天亮后再接着赶路。

父亲将“战区流亡学生证”藏在衣服的夹缝里，混在逃难的老乡中，小心翼翼地穿过一道道封锁线，一路迂回南下，来到安徽宿县。在牧师生熙安的帮助下，1940年冬父亲自宿县经蒙城、利辛到达阜阳。后来，他考入李先洲将军创办的国立二十二中。

多年后父亲回忆说：“开学第一节课，我是屏住呼吸听课，在艰难的抗战岁月，流亡生活虽然清苦，但能读书就是天堂般的日子。”

1944年9月，因日寇占领了豫、鄂一带的平汉铁路，父亲和他的同学再一次踏上流亡征途。途径河南省汝南县韩庄镇时，他的11位同学被突然追来的日寇杀害，最小的只有14岁。父亲因为走在前又跑得快，才躲过一劫。待日本人走后，父亲和同学找来当地老乡帮助挖土坑，才将11名同学一一埋葬，现场学生无不号啕大哭。

跨过平汉铁路，便是“水旱蝗汤”肆虐的中原大地。在河南泌阳县大河屯镇，父亲亲眼目睹这样一个情景：

一个已经咽气的妇女，坐靠在街边土墙上，臂弯里搂着个女婴，那孩子俯身贴在妈妈敞开的怀里，已经失去血色的嘴唇，还含着妈妈干瘪的乳头。

看到这令人心碎的一幕，女同学都背过身去掩面哭泣。父亲和几个男同学将这一对母女平放在墙边的地上后，不敢再多看一眼，默默走开了。

那年11月，父亲和他的同学脚蹬龙须草编成的草鞋，一路逆汉江西上，流亡到陕西的安康、汉阴和汉中一带继续求学。

在汉阴，父亲终于有机会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报平安，那时候，他已经离家流亡整整四年。

1948年初，还在求学的父亲收到我二姑写来的信：“大哥：三哥早在1946年就参军了，至今杳无音讯。”

父亲大吃一惊：15岁的少年，怎么就参军了呢？待看完信，才知原委。

原来，1946年秋天，八路军来到三叔就读的学校，游说学生参军。正在读初中的三叔在鼓动下，瞒着家人报名参加了胶东八路军警备四旅八团，当晚就丢下书包跟着八路军走了，甚至没来得及和家人告别，只让同村的一位同学帮转告：“帮俺告诉俺妈姆（方言：妈妈），俺去当兵了。”当时一起走的还有同村的五个学生。

三叔是家中最小的儿子，我奶奶得知这一消息后，急得直跺脚，爷爷只是坐在墙角埋头抽旱烟袋锅，一声不吭。

1949年底，贺龙的部队解放汉中，已参加工作的父亲转而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第二野战军第十八集团军担任文化指导员。他多番打听三叔的下落，但一直没有消息。

1950年春节前夕，27岁的父亲转业，回到阔别十年的家乡，做了一名教师。

爷爷奶奶喜极而泣。奶奶踱着三寸金莲，颤巍巍地从怀里拿出一封信，那是1949年底三叔给家里写回的第一封家书：

父母亲大人在上，这些年儿对不住你们，等打完仗，一定回来孝顺父母大人……儿现在一切均好，勿念……

凭着这封家书的地址，父亲终于和十年未见的弟弟取得了联系，那时，三叔驻守在浙江金山卫。不久，父亲收到三叔的第二封家书，从信中，父亲才得知了三叔离家后的经历。

在参加八路军扫清胶东日伪顽残余势力后，三叔跟随部队参加多次战役，包括胶东保卫战、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因作战勇敢，还火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渡江战役中，三叔所在的二十七军八十师是全军中最早打过长江的部队，三叔也是全军第一批成功渡江的战士。 

多年后，父亲坐在老家院子的一棵古桐树下，向我一句句背出当年三叔写回的家书：

我们一开始是隐蔽渡江，江面上船只密密麻麻，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救生圈是用芦苇做成的。船刚过江心，对岸的敌人发觉了，随即响起劈天盖地的枪炮声，我们一边拼命还击一边拼命划船，潮水般向长江南岸冲去。

……

“你三叔描绘的那场面比电影震撼多了。”父亲告诉我，渡江战役胜利后，八十师奉命参加了上海战役。部队攻击进入上海市中心后，立即担负起外滩和南京路一带的警卫任务。

夜间，八十师从师长、政委到每一个士兵，都一律打开背包，或席地而睡，或靠墙而眠，已是八十师二四零团团部卫生班班长的三叔，也奉命带领全班战士夜宿在繁华的南京路街头。

解放军夜宿南京路

那时，父亲已从国立二十二中毕业，并在陕西南郑县政府工作，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人民解放军露宿上海南京路街头的新闻照片，但他却不知当时三叔就驻守在南京路。

1950年10月底，父亲收到三叔的第三封家书，他在信中说：

朱总司令来部队做动员报告了，由此判断，部队不日就要北上开赴朝鲜，与“美国鬼子”作战。先不要告诉父母大人，切记。

父亲立即给三叔复信，因不见回音，又接连书信数封，却封封石沉大海。

收到三叔那封信后，全家一直都很揪心，原以为打完内战，三叔很快就会回家团聚，谁想到抗美援朝又开始了。

后来，父亲从报纸上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已于10月19日入朝参战，三叔所在部队也在当年11月开赴朝鲜。

全家只能在煎熬中苦苦等待。我的奶奶常常在村口大树下，一坐几个小时，呆呆看着远方，期盼小儿子有一天能突然出现在眼前。

1953年夏天，父亲从铺天盖地的新闻中得知，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终于结束。那时候，已有志愿军陆续回国，全家四处打听三叔的下落，却一直没有音讯。

父亲心中隐隐有不详的预感，但后来看到报纸说，中国志愿军有大批人留在朝鲜，帮助朝鲜战后重建。他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爷爷奶奶，全家心中再度燃起希望。奶奶坚定地说：“宽儿（三叔小名）一定是在帮助朝鲜人民盖房子哩。”

1958年3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题为“车辚辚马萧萧，最可爱的人回来了”的新闻。

父亲拿着报纸跑回家，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爷爷奶奶。

“要回来了，宽儿要回来了……”奶奶激动地不停念叨着，想方设法找来最好的面粉，她要给儿子做饺子接风。

这一年的3月1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布撤军公报，决定于1958年年底以前分三批全部撤出朝鲜。3月16日是撤军回国的第一批。但一直等到10月25日最后一批志愿军撤出朝鲜回国，三叔依然没有消息。

家里的气氛变得有些压抑，吃饭时，大家都很少说话。

这年冬天，一位邻村的志愿军战士复员回家，当年，他是与三叔一同参军的。父亲闻讯后，立即跑去找他了解情况。

那战士支支吾吾半天，终于告诉父亲：“我听说你三弟早在入朝鲜当年的东线战役中就牺牲了，但我和他不在一个部队，也没有亲眼看到。”

坚强的父亲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听到这个消息仍感到浑身冰凉，一下瘫坐在椅子里，半晌说不出话。

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家，父亲并未将这个消息告知二老，只谎称那名战士并不知情。

1958年年底，家里忽然来了两名县政府干部，手里拿着一张烈士证，上面，是三叔的名字。

65岁的爷爷不认字，当听清自己的小儿子牺牲的消息后，他表现得不像当时报纸上那些烈士父母一样坚强伟大，而是抄起身边的一把铁锨，向两名干部挥去，追得两名县干部满街跑。边追边骂：“俺儿都死这么长时间了，恁这才吭声？靳嫩个妈姆（山东俚语），还俺的儿子。”

一时间，村里的人都赶来围观，但村干部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拦，大家都沉默地看着，不久，我的几个婶婶开始低声啜泣。

村里人都知道，爷爷的三个儿子中，有两个参军，大儿子（父亲）早年流亡抗日，几次死里逃生，两个女婿在解放前也参军抗日。如今，最小的儿子又牺牲在朝鲜战场。

当父亲闻讯赶回家时，奶奶的一只眼睛已经哭瞎了，她虚弱地躺在炕上，一遍遍喊着三叔的小名：“我的宽儿啊，宽啊…….”空洞的眼里，已经没有泪水。

爷爷仍心气难消，对大儿子说：“恁说说，嫩兄（你弟）都死多长时间了，县里才吭声？”

父亲将爷爷拉到一边，悄悄告诉爷爷：“抗美援朝牺牲的人多了，您不知道，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都牺牲了。”

爷爷听到这话儿一怔，埋头抽起他的旱烟袋锅，不再吭声了。

1959年春节，大年二十九的上午，正在帮奶奶忙年饭的母亲听见院门口响起锣鼓和口号声，出门一看，是村里来送“光荣烈属”牌匾的拥军队伍。

在锣鼓和口号声中，看着拥军队伍将木质红漆、烫着金字的“光荣烈属”牌匾挂在自家门上，爷爷满脸自豪，奶奶昏花的眼里却溢满了泪水。

同样的牌匾在村里一共挂了五家人，当年村里和三叔一起去当兵的五个学生，最后只有一个人活着回来。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才知道三叔牺牲在朝鲜的事。

有一天，学校组织我们去给英烈献花，回家后，父亲一脸凝重地告诉我：“你的三叔也是烈士！”

我吃惊地看着父亲说：“三叔的墓在哪里，我要去给他献花。”

“他牺牲在朝鲜，但不知道葬在哪里……”说完，父亲沉默了。

此后，每年清明、春节，父亲总要向我提起自己的这个弟弟，在他的描述中，三叔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他是孙家长得最英俊的男孩，浓眉大眼，活泼好动，从小好打抱不平，常常替被欺负的同学出头，学习非常好。

在老家院子的那棵古桐树下，父亲总是说着说着就陷入了沉默，眼睛里写满忧伤。

每次，都要重复强调一句：“不能忘了你三叔，他是英雄。”

母亲清晰地记得，父亲有一个印着“烟台地区优秀教师”字样的笔记本，里面夹着三叔写给父亲的最后一封信，那上面的字迹，潇洒极了。

家里挂上牌匾后，爷爷常常在院子里练功，一天我放学回家，看见他又在练功，便拍手称赞，爷爷慢慢吐出一口气，说：“你三叔的功夫练得才厉害！”那是爷爷唯一一次主动向我提起三叔。

我后来在爷爷的老屋见过三叔的两张画像，那是家人请人画的。三叔生前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他15岁离家参军时，还是个没长开的孩子，家人只有请来他生前的战友，根据战友回忆，让画师画出他参军后的模样。

多年后，那两张画像仍牢牢印刻在我心底：一张是头戴大檐帽的半身像，一张是骑着高头骏马，血气方刚，威风凛凛。

爷爷八十多岁的时候，逢人便会提及自己的小儿子：“俺儿子小宽，是烈士。”

我知道，三叔一直活在家人的心里。

有一年我回家探亲，与母亲聊起过去，她忽然对我说：“写写你三叔吧，你父亲生前最挂念的就是这个弟弟，六十多年了，不知他怎么死的，也不知葬在何处……”

我一阵心酸。寻找三叔的过往，就此埋进心底。

经过多番查找，终于在莱西市民政局找到了三叔的档案，我又通过翻阅志愿军二十七军八十师军史，才还原了三叔牺牲的经过。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原本作为攻台主力的二十七军，随即奉命由浙江开赴山东泰安地区整训。

11月1日，三叔随部队自泰安火车站乘闷罐军列北上，经过三天三夜的急行军，于11月4日夜由安东（今辽宁丹东）乘火车进入朝鲜。入朝前，所有官兵按照命令一律摘下帽徽、领章等各种记号，并上缴所有随身印信和文件，就连毛巾上的“华东军区”的字样也被剪掉，更别说向家人写信了。

入朝后，二十七军原计划是围歼西线的英军二十七旅，后因敌军南退，而东线美军继续北犯，威胁西线志愿军的侧翼，于是，二十七军又奉命撤回安东，北上吉林临江再次入朝。在冰天雪地里，三叔和他的战友徒步300多公里，开进到东线战役的指定位置长津湖一带。

长津湖地区是朝鲜北部最为苦寒的地区，海拔在1000至2000米之间，林木茂密，道路狭小，人烟稀少，夜间最低温度接近摄氏零下40度。而那年，是当地50年不遇的严冬。

11月24日，麦克阿瑟指挥美军第八、第十集团军对中朝军队发动第二次进攻。美军第七步兵师一个加强团的特遣队孤军深入，先期占领长津湖附近的新兴里和内洞峙村。

志愿军参战部队是二十七军八十师的3个团和八十一师的1个团。11月27日午夜，志愿军冒着鹅毛大雪向美军发起攻击。三叔所在的二四零团负责进攻新兴里西侧的内洞峙村，内洞峙易守难攻，双方战斗极为惨烈。美军隐蔽在地沟里，火力十分密集。起初以为是一个连的敌人，一打发现是一个营，敌人的坦克围成一个圈，手榴弹砸上去像是挠痒痒，不起任何作用。

战至28日，二四零团就减员达三分之二以上。二四零团一营，战前的编制是800余人，打完内洞峙后，只剩下了70余人。

到了28日夜，二四零团团长于春圃组织部队对内洞峙的美军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但用钢铁武装起来的美军给冲锋的志愿军很大杀伤，原本就减员三分之二的二四零团兵力严重不足。关键时刻，于春圃命令团部的警卫班、卫生班、炊事班和通讯班也参加战斗（三叔那时是团部卫生班班长）。

一声令下，三叔和战友们冒死冲入敌阵，用手榴弹、小炸药包和六零炮弹等轮番炸向敌营。战斗到29日拂晓，内洞峙的美军五十七炮兵营被歼灭，美军的步兵营也被击溃逃到新兴里。就在这次战斗中，年仅19岁的三叔牺牲了。

经过5天4夜，这场血战终于结束。

多年后，时任美军第七步兵师五十七炮兵营营长卡罗·D·曾顿斯中校回忆：“我从未见过像这样的战斗，在二战中，我遇到过德军最后一次大反攻，但也不似长津湖（新兴里）之战这样激烈，那情景真是不堪回首。”

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最大的敌人不是美军的飞机大炮，而是零下40多度的严寒。入朝前，第九兵团的战士们大多穿着单薄。

二十七军官兵穿的是华东温带地区的过冬棉衣，衣里只装有一斤半的棉花，因冻死冻伤的减员远远超过了战斗减员。二四零团五连冲锋时受到美军炮火压制，全连迅即呈战斗队形卧倒，最后全部在雪地上渐渐“凝固”。

《三八线》剧照

负责防守死鹰岭的六连，在第二天战斗打响后却没有开火，兄弟部队派了一名参谋去了解情况，在阵地上，这名参谋看到战士们有的手持步枪面对坚守的山口，有的举着手榴弹随时准备投出，但一个个都无声无息，走近一看，才发现他们已经全部冻死，成了“冰雕”。

在长津湖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一共出现了三个冰雕连，除了上述五连、六连外，还有二连。其中，六连和二连全体指战员都牺牲了，五连有一个通讯员和一个病号，当时没有在阵地上，得以幸存。

有统计显示，在当年的那场战役中，志愿军九兵团冻伤3万多人，冻死四千余人。其中，九兵团的主力二十七军战斗伤亡八千余人，冻伤一万余人。很多战士还没投入战斗就被活活冻死。

美军一位叫里兹伯格的团长战后回忆：当他们执行撤退命令时，小心翼翼爬上山头，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积雪覆盖的堑壕之中是一具具中国军人僵硬的身体，他们一个挨着一个趴在自己的战斗位置上，有百十号人，都据枪而待，枪口全都指向下面的道路，那是陆战队将要经过的地方。

这些中国人的衣着都非常单薄，没有大衣，多数人还戴着单帽、穿着单鞋。冰雪在他们的脸上凝结成了寒霜，每个人的眉毛胡子上都挂着密集的细小的冰凌，微风拂过，铮铮有声。

中国的志愿军战士，即便冻死，也没有放弃阵地，放弃执行自己的作战命令！

里兹伯格团长感叹：“这就是与他们鏖战了20多天的中国军队，这是些什么人啊？他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们为什么如此顽强，为什么具备着这样非同寻常的意志力？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现场的美军士兵，在里兹伯格的命令下，向志愿军战士的遗体敬了军礼。

1952年9月，第九兵团奉命从朝鲜回国，行至鸭绿江边，时任兵团司令员宋时轮下车，向长津湖方向默立良久，然后脱帽弯腰，深深鞠躬。当宋时轮抬起头来时，警卫员发现，这位满头花白的将军泪流满面，不能自持。

宋时轮

含泪看完这段悲壮的历史，我掩卷陷入沉思，忽然想起父亲曾坐在老家院子的那棵桐树下告诉我：“1958年复员回家的那个战士说，你三叔是被美军飞机扔下的炮弹击中的，他的脸一半没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父亲说这话时脸上痛苦的表情。

而这痛苦，我直到2014年才真正深切体会到——那年妹妹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得知她离世的刹那，我感到浑身冰冷，却流不出一滴眼泪。 

总有一天，我会去朝鲜长津湖畔柳潭里烈士陵园祭奠我的三叔，那里刻着他的名字：孙铭祥。那个陵园，长眠着二十七军8000多名官兵，但愿英雄的母亲们，永远都不知道战争残酷的真相。

 三叔的网上虚拟纪念碑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