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呼兰河传》写出来的时候，这个跨越了小说、人类学、民俗学的文本，竟然大胆地採用类似电影剧本式的写法，时空平行，画面生动，不刻意照顾逻辑和转场，把一个地方的人和生活，通过一个个日常场景，铺陈在纸面上。《马伯乐》也同样令人惊讶，其中的讽刺与幽默，向读者展示的是一个没见过的萧红。
跋涉者的时代，女作家的日常
作者：魏时煜
二○一八年初，我如愿以偿，为香港电台拍摄了纪录片《跋涉者萧红》。因此重读了萧红全集，以及关于萧红的文字。最令我觉得亲切的，是几位女作家们书写的日常。学生时代读这些文字，不免受师长影响，过分看重大时代的背景。
拍纪录片、看纪录片多了，倒觉得文学艺术中的动盪与战乱，如果没有日常描写的支撑，没有感受到每天都要面对的人、事、情绪，是没有意义的。
萧红的日常之中，有对写作的坚持与坚守，很多烦恼都源于柴米油盐挤压了阅读尤其是写作的时间。我想起2004年访问过的日本女导演、嘎纳电影节的宠儿河濑直美，她在有资金的时候就拍摄剧情片；在拍剧情片的空档，她就拍摄纪录片，包括怀胎生子的时候拍摄自己的身体变化、感受，永远不让摄影机离自己太远。当年的萧红也是稍一安定，就可以写出比较大的作品；在动盪之中有几天安閒，也能写出出色的散文和短篇小说。
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这本小书出版时相当轰动，如香港作家邓小桦感叹：「你是什麽人啊，怎麽敢如此写鲁迅！」很多人觉得鲁迅先生是民族魂啊，而萧红「敢于」写的正是鲁迅和许广平的日常，甚至告诉我们许广平如何持家，鲁迅先生如何自己吸比较便宜的烟、只用好烟招待客人，才能应付各种开销，包括给青年作家们个人和出版的赞助。
我猜想，萧红这样的写法，可能鼓励了很多其他作家敢于书写日常；而女作家们原本就是书写日常的高手。以下就以白朗、丁玲、梅志三位女作家为例，看看她们如何写萧红的日常。
白朗：「红是很少把她的隐痛向我诉说的」
一九三二年在哈尔滨结识的文青之中，白朗是极少数和萧红成为挚友的女作家。萧红的第一个孩子因为无力养育而送人，白朗也有过类似放弃孩子的经历，这在她们之间多少也有些新女性的决绝，否则她们后来可能都成不了作家。
萧红和萧军是恋人，白朗则和表兄罗烽结婚。目睹萧红萧军在食不果腹、爱情丰厚的情况下勤奋写作，白朗曾感叹：每当我走进那不见阳光的小屋，就会感到一种幸福的和谐，只能看到他们啃嚼着乾了的麵包，却从未看到过那因过分的贫困的迫压而显露的愁眉苦脸。……在互相砥砺之下，不断地写，严肃地写，不管是溽暑或严冬，他们流着汗或是痉挛着冻僵的手，在消耗那无以补充的脑汁。……这一切，像谜一样地迷惑我单纯的心。
—〈遥祭—纪念知友萧红〉
一九三四年夏天二萧先是离开哈尔滨到了青岛，然后开始和鲁迅通信，收到先生回信之后，十一月一日，二萧到达上海时，他们心里最急着见到的就是鲁迅先生，而先生对他们的特别照顾有一层重要的涵义：他们从东北沦陷区来，最先以文学描写了东北人民的抗争，也是那代人中最早开始漂泊的作家。
两人在上海同时成名，比翼文坛，本是令人羡慕，但萧军和两个从东北南下的女性旧情复燃。这时也到了上海的白朗，又见萧红：
红是一个神经质的聪明人，她有着超人的才气，我尤其敬爱她那种既温柔又爽朗的性格，和那颗忠于事业忠于爱情的心；但我却不大喜欢她那太能忍让的「美德」，这也许正是她的弱点。红是很少把她的隐痛向我诉说的，慢慢地，我体验出来了；她的真挚的爱人的热情没有得到真挚的答报，相反的，正常常遭到无情的挫伤。她的温柔和忍让没有换来体贴和恩爱，在强暴者面前只显得无能和懦弱。
—〈遥祭—纪念知友萧红〉
这段文字总结的是白朗从日常接触中「感受」到的。对照梅志和其他人的文字，我们可以知道让萧红遭受精神（甚至身体）上的痛苦的「强暴者」是谁。白朗此时的感情还没有出现问题，她对于萧红的隐忍可能是不愿接受的，要强的萧红也不愿诉说。
几经波折之后，萧红和作家端木蕻良一起到重庆时，她还怀着萧军的孩子，端木把她安排在友人家住，可以想像萧红住在不熟悉的友人家里的不安。一听到白朗也到了重庆，立刻发电报去，独自乘船几个小时，从重庆到达江津。在白朗家里，她生下第二个孩子，几天后死去。这段时间她「暴躁易怒」，却仍旧不肯向挚友倾诉——
有一次，她竟这样对我说：
「贫穷的生活我厌倦了，我将尽量地去追求享乐。」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反常的。我奇怪，为什麽她对一切都像是怀着报复的心理呢？也许，她的新生活并不美满吧？那末，无疑地，她和军的分开该是她无可医治的创痛了。
—〈遥祭—纪念知友萧红〉
后来萧红还真的和两个日本女友，反战的池田幸子和绿川英子，共度了一段战事平静期的「享乐」时光。
丁玲：「我们尽情地在一块儿唱歌」
一九三四年萧红到达上海时，丁玲已然是当时文坛上最著名的女作家。她初登文坛时，以《莎菲女士的日记》大胆地书写女性的欲望；她本人生活和写作之中，都有多角关系。丁玲曾经和鲁迅有些交往，她一度被捕时，鲁迅也有「可怜无女耀高丘」的诗句。
萧红从《生死场》开始，就为鲁迅重视，认为她会很快超过丁玲。一九三六年秋，丁玲就率先前往延安，受到中共全部高层人物的欢迎，毛泽东随即写词相赠，称她是「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的研究者们都喜欢强调，同时获得鲁迅和毛泽东诗词的作家，恐怕绝无仅有。这里面的性别政治是很明确的，很多崇拜丁玲的女学生奔赴延安，比如开封女中的薄平，是为了去「找丁玲」。
丁玲和萧红的见面，发生在一九三八年春天。当时萧红和萧军、端木蕻良、聂绀弩等人到了山西临汾，准备在山西民族大学任教。丁玲当时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主任，来到临汾，和他们见了面。从当时的照片可以看到，三十四岁的丁玲略微发福，一身戎装；二十七岁的萧红则形象亮丽，衣著入时。
丁玲在后来的回忆文字中这样描述萧红：
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麽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但我们都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麽孤僻的性格。我们尽情地在一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
—〈风雨中忆萧红〉
我读这段文字时，一直在想，萧红究竟唤起了丁玲什麽样的回忆？是对她自己初登文坛时的回忆吗？两人同框的不多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她们的相处是愉快的。
此后，她们和西战团一行人一起去了西安，路上大家还一起编抗战剧《突击》，到西安就排练上演了。到西安之后，丁玲曾经和聂绀弩一起去了一次延安，萧红则和端木蕻良留在西安。丁玲和聂绀弩返回西安的时候，萧军同行，此时丁玲和萧军对彼此印象非常好。
李欧梵教授曾经在和我的访谈中评说：
「丁玲是第一个女作家，把女性心目中的男性形象赤裸裸的表现出来了。莎菲喜欢两种的男性典型，一种是典型中国文人，五四知识分子的典型，她觉得不够刺激；一个是长得很卤莽，用现在的话说，她身体的欲望被引出来了。我猜丁玲的生命力非常强，个性也非常强，一个敢做敢为的女性。虽然她的文学技巧不是那麽好，她在五四时期的重要地位是不能够磨灭的。在个性上萧军和丁玲比较相近。」
在西安，萧红与萧军终于分了手。后来在延安，有相当一段时间，丁玲和萧军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萧红并非一开始就不想去延安，但是丁玲身上的延安「特质」，是令她对延安却步，这一点梅志的回忆虽一笔带过，却很清晰。梅志本人听说延安有保育院，也动过去延安的念头，不过她的丈夫、著名评论家胡风，却对延安很有保留，选择到比较自由的香港。
在延安，萧军已经开始的小说《第三代》一直未能完成，整部萧军的《延安日记》中，想尽地记载了他不能写作的苦恼，他的创作因为种种原因停滞了。当年和他写作竞赛的萧红则持续地发表作品。
事实上，萧军的情况在延安很普遍，丁玲也是为数不多可以持续创作的作家之一。在大时代、大动乱之中，丁玲到了前线，随笔中就写出前线战士的日常，萧红在后方，仍旧可以写出战时后方的日常；她们都不会像很多男性作家，因为触摸不到大时代的脉搏而写不出作品。
梅志：「我们俩都在为做一个女人而叹息」
梅志比萧红小三岁，二十岁就和胡风结了婚。在上海，胡风是鲁迅晚年往来很多的弟子之一，梅志也因此常去鲁迅家里，和许广平、萧红都有不少谈话。给《生死场》做了跋的胡风十分欣赏萧红，在家里、在萧军面前都夸讚过萧红的才华。梅志回忆萧红的〈「爱」的悲剧—忆萧红〉里面写的几乎都是日常。
梅志没有直接夸讚萧红的小说，而是以日常对话的形式，写出她曾问胡风为什麽《生死场》并不符合流行的「小说作法」，胡风还笑她迂腐。她通过和萧红接触，才知道北方人很多不同的生活习俗。
胡风在一九三七年办了《七月》杂志，萧红萧军都是早期的撰稿人，大家又一同在年底避难到达武汉。由于住的不远，梅志与萧红经常见面，又以日常对话的形式，记录了两个人关于两位外国女作家作品的讨论。关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自传性质的《大地的女儿》，梅志记录两人有如下对话：
萧红：你看过这两本书了，喜欢吗？喜欢哪本？
梅志：喜欢《大地的女儿》，读了它使人感到应该追求理想，为理想而斗争……她坚强勇敢，从小就反抗旧社会的不平等，尤其是男女不平等。你看她后来就敢同一个亡国奴印度人结婚。
萧红：是这样，还有呢？
梅志：总之我读了很感动，她是一个勇敢的人，同情弱小民族的人，同情被压迫者，对吗？
—〈「爱」的悲剧—忆萧红〉
梅志觉得自己的见解疏浅，希望听听大作家萧红怎麽说，但是萧红后来发表的读后感并不令她满意，她觉得萧红是不善于写评论的。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尤其是对照胡风那些洋洋洒洒的论述，萧红的评述的确太短、太不全面了。
萧红在〈《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一文中这样写道：
男权中心社会下的女子，她从她父亲那里就见到了，那就是她的母亲。我恍恍惚惚地记得，她父亲赶着马车来了，带回一张花绸子。这张绸子指明是给她母亲做衣裳的，母亲接过来，因为没有说一声感谢的话，她父亲就指问着：「你永远不会说一声好听的话吗？」男权社会中的女子就是这样的。
她哭了，眼泪就落在那张花绸子上。女子连一点点东西都不能白得，哪管就不是自己所要的也得牺牲好话或眼泪。男子们要这眼泪一点用处也没有，但他们是要的。而流泪是痛苦的，因为泪腺的刺激，眼珠发胀，眼睑发酸发辣，可是非牺牲不可。
对史沫特莱关于性别、关于阶级的表述的认同，萧红在此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不过她捕捉的点仍旧是一个日常的场景。人生悲苦、丑恶，但萧红觉得「《大地的女儿》的全书是晴朗的，艺术的，有的地方会使人发抖那麽真切」。完成了上面的评论，萧红笔锋一转，说要把看书那天的情景也记录下来。
那天天气晴朗，为了要准备与史沫特莱的对谈，她借来《大地的女儿》重读，受到感动，忍不住称讚的时候，书却被两个男作家拿去，传来传去，还放在地上，对封面上的裸女设计开着玩笑。
在武汉的时候，友人为梅志和萧红拍了一张照片，中间是梅志和胡风的大儿子晓谷，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影像。梅志的文字之中，也包括了她自己性格中率直，甚至略微卤莽的一面。两人又在重庆见面时，梅志刚刚生了女儿不久，「好像他乡遇故人一般亲热」。
看来她也很高兴，就坐在我牀边上，并且还看了看一团血红的小婴孩。……我们俩都在为做一个女人而叹息，我的大孩子玩得满头大汗地进来了。他高兴地叫着萧姑姑。萧红说：「他长高了，可是瘦了。」我再一次的仔细的望望她说：「你倒比过去胖了，精神也好，穿上这衣服可真漂亮。」她高兴地笑了：「是我自己做的，这衣料、这金线、还有这铜扣子，都是我在地摊上买的，这麽一凑合不是成了一件上等的衣服了吗？」
—〈「爱」的悲剧—忆萧红〉
梅志记得有次刚刚得到萧军从兰州寄来的信，里面有他和新婚妻子的照片。这时萧红来了，梅志未加思索就让萧红看了照片，萧红黯然：她手里拿着照片一声不响，脸上也毫无表情，刚才的红潮早已退了，现出白里透青的颜色，像石雕似的呆坐着。
我发慌了，后悔了。想不到她对萧军还有这麽深的馀情！看得出她心里是痛苦、失望、伤心的。这张照片对她该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又是必然要来的一个打击。
—〈「爱」的悲剧—忆萧红〉
这次之后，萧红再也没有来过胡风、梅志家里了。后来萧红在香港生病，胡风去看望她，老朋友才见了面，但是梅志没能随行。
杨刚：她死了，到处是这样的鸦雀无声
一九四○年一月，萧红和端木到达了她人生的最后一站，香港。在欢迎会、演讲、纪念鲁迅的活动之后，萧红陷入寂寞。她给白朗写信，说自己在香港「没有交往，因为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希望在冬天回到重庆，但终究没有回去。
如一手把萧红作品系统介绍到西方的汉学家葛浩文所说，她在香港的寂寞与在东京的寂寞不同，刚到东京时她如坐针毡，但是在香港，乡愁却有效地转变成了文字：短篇杰作有《北中国》和《小城三月》，长篇作品则有《马伯乐》和《呼兰河传》。
从地理上说，到达香港时，萧红到达了离家最远的地方；从时间上说，到一九四○年萧红已经离开故土六年时间。她预感自己的生命不会太长，但可能也没想到会如此之短。我觉得正是这种漫长时间和遥远空间的撕扯，让萧红必须通过写作来抚慰乡愁。
当《呼兰河传》写出来的时候，这个跨越了小说、人类学、民俗学的文本，竟然大胆地採用类似电影剧本式的写法，时空平行，画面生动，不刻意照顾逻辑和转场，把一个地方的人和生活，通过一个个日常场景，铺陈在纸面上。《马伯乐》也同样令人惊讶，其中的讽刺与幽默，向读者展示的是一个没见过的萧红。
如果说到萧红和老朋友在香港的交往，就必须说到史沫特莱。一九三六年三月她在鲁迅先生家见过面的史沫特莱，一九三八年在武汉两人就《大地的女儿》进行过交谈。一九四一年三月，史沫特莱到香港乐道看望萧红，惊讶于她的贫困，在后来的两个月里，努力照顾过她，但是史沫特莱很快就走了。
她把萧红的《马房之夜》带去美国发表，交给《亚洲》杂志发表，但萧红没能收到编辑海伦斯诺寄出的二百港币的稿酬。在访问中，洛枫感叹，萧红在香港一直被当成一个传奇：
「她一生人都希望有一个家、有一个根，因为当时动盪很厉害，她不可能安居乐业。她对于故乡、原乡，可以说是一种永远的缺或者失，她回不去童年、回不去东北，离开了这个时间和空间之后，她在整个中国内地，接着去到日本，再来到香港，全部都不是她的根，她是定不下来的。最后这个殖民地她要安定，但其实也不是安定，连骨灰也一分为二，我觉得很贯彻她一辈子的人是被撕裂了，或者是被飘盪的情况，骨灰也是扬散了。」
东北作家骆宾基陪伴萧红度过了人生最后四十天，其间香港沦陷。最后来看望她的友人中，有当时《大公报》的编辑杨刚，她可能是最后见到萧红的女性友人。研究者常楠注意到杨刚给胡风的两封有关萧红的信，让她感受到「尘世之冷，才女之殇」。她们原本的关系并不密切，我们无从知道当时病中的萧红是什麽样的面貌，但是两次看望萧红显然令杨刚不能释然。
萧红一九四二年一月在香港病逝，朋友们过了一段时间才听说。一九四二年五月，在桂林的骆宾基在〈萧红逝世四月感〉一文中写道：「萧红逝世四周月了，而朋友们都是哑然无声。」
五月一日，延安文艺界举行了萧红追悼会，丁玲致开幕词，萧军介绍萧红生平，白朗和其他作家也参加了会议，不过国统区的友人们没有看到纪念文章。六月一日，萧红三十一岁生日那天，杨刚写信给胡风，表达了类似骆宾基的不安：
「你是很知道萧红的。她死了，到处是这样的鸦雀无声，简直好像死掉一隻老鼠一样——就是老鼠—在鼠群中，也还不会有这样寂寞。我想，这样寂寞，你一定看得很难受吧。」
写信之后第二天，杨刚仍不放心，乾脆去拜会了胡风。六月三日，再次写信给胡风说：
「昨日你谈萧红，觉得很难过，想了很久。……其中一点，就是你提出来的说没有什麽人用善意待她。我以为这点十分要紧。不知是否可以让它在全文中稍作一点分量。这种以捧杀人完全缺少爱惜和关切的现象太可怕了。」
《漂泊者萧红》一书的作者林贤治指出，萧红和萧军分手后，东北作家几乎群体背叛了萧红。的确是经过了一段不短的时间，众人才能够慢慢回忆萧红，叙述在萧红漂泊人生中和她的短暂相遇，以及和她相处时的日常，萧红的故事竟也透过这些日常的片段，得以流传至今。
原载《星期日明报》2019年1月6日，经作者修改、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