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泪——记知青回家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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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冬天,黑土地早已是白蒙蒙的一片,大田农闲了,北大荒的知青又开始涌动,象候鸟一样,要回家过年,要回南方过年。 在哈尔滨的三棵树车站,好不容易挤上直达上海的火车,是的,是挤上去的,哪一辆火车不是这样?根据旅行常识,越是人多的车厢里,自己待的位置一定要与餐车近一点,离厕所门近一点,否则长途跋涉谁也吃不消。果然,想找一个坐位是想也不用想,有个地方能落脚就算不错了,说得夸大一点,来一个紧急刹车,人都不会倒。我暗自在庆幸,总算挤上来了,车下不少知青还在往窗口中爬,还有许多女知青,焦急地待在火车下面,期盼着能上火车。我又暗自庆幸,在这样挤的列车上,不可能检票了,我是逃票的一员,在黑土地上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工分可以讲挣得比农民兄弟还多,全年刨去口粮钱,只分到98元钱,平均每个月下来,只有8元多一点的月“工资”,除了回一趟宁波,还有一年的生活费全在这上头了,我无能为力买火车票。

火车终于启动了,喘着粗气,轰隆隆地向南方奔驰而去。车窗外的景色一晃而过,人随着车轮的节奏,早就昏沉沉的了,长时间的站着,二条腿已经麻了,说不清是谁靠着谁,是谁挨着谁,反正在那种情况下,不坚持也得坚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终于,火车越过了南京站,离上海不远了,旅客们好象也开始清醒过来,天已放光,不少旅客不管人多人挤,硬是从人缝中慢慢地渗透过来,上厕所的上厕所,洗脸刷牙陆绎不绝,反正都是排队。

就在人儿心情开始放松的时刻,最不愿意发生的事儿终于发生了,厕所这一头,靠着餐车的一头,堵上了一名车厢乘务员,另一头开始查票了,二头都堵上了,还能有什么办法,瓮中捉鳖,逆来顺受惯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又得乖乖地进餐车这个“临时审查点”了。

那一头的查票人员快到我身边了,突然从旁边的厕所里传出一阵嚎啕大哭声,与往常的相比反常了,有的逃票的,在查票之前,会抽冷子躲到厕所里,静悄悄地不吱声,没有一个会象现在的厕所里,传出哭声,还是那么凄惨,那么大声,听声音是个女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乘警的警惕性是很高的,很快用钥匙打开厕所门,猛的一下子冲进厕所里,里面就是一个嚎啕大哭的女知青,没有其它人,狭小的车窗完好无损没打开过,不象是有谁在厕所里欺负过女知青。车警再三询问,女知青除了哭,还是哭,哭得双肩耸动,梨花带雨,是真哭,哭得人心酸酸地。无奈之下,车警把这名女知青带进了餐车,餐车就在旁边,当然,作为无票乘客,我也被“请”进了餐车,没关系,一餐车人,法不制众,我也是从容以对。

一边女知青仍在哭泣,换了个民警上前询问,还是哭声一片,声声凄凉。一边逃票的,开始接受民警的盘查,当然了要补票要罚款。我在乘警的追查下,把身边唯一的行李,一只军用挎包里的东西全部拿出来,里面除了一块毛巾、一支牙膏、一支牙刷、一面小圆玻璃镜子,再就是二包哈尔滨牌香烟,乘警搜完了我的所有口袋,兜里除了一些零星角子,一无所有。几个反复下来,都一样,没有“收获”,五六个乘警也好象在意料之中,要求众逃票的“坦白从宽”,一个乘警眼光瞟向我,无奈之下,我说起了黑龙江插队的生活,每天2毛8分钱的工分,还只能干七个月,平时连磨个苞米碴的磨米钱都没有,还得喝盐水当菜吃,都“坦白”出来了,我的口齿清楚,声音宏亮,当然没有一点虚伪,根本不可能造假,年轻的乘警不吱声了,周边的知青们头低了下去,凡是逃票的,都是插队的,插队的知青命运都一样,几个女知青也已经抹开了眼泪。

我的声音一大,旁边原先在哭泣的女知青反而静下来了,在一名女乘警再三劝慰下,那名女知青也说开了,原来她也是宁波知青叫黄沂明,看似男同胞的名字,可是含义很深,仍有三块弹片没取出来的父亲是南下干部,好象是哪个局的局级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含怨屈死了,母亲是沂蒙山区走出来的家庭妇女,在宁波没有工作,生下来的唯一的一个女儿,以沂蒙山和四明山取名叫沂明,可惜由于受父亲的牵连,黄沂明也属进入北大荒支边之列,她去了农场,每个月省吃俭用,总要及时地把钱汇到宁波家中,母亲的生活费来源,完全依靠女儿了。

我从小喜欢看小说,看过“红日”,也看过“铁道游击队”,知道山东沂蒙山是革命老区,无论在日本鬼子侵占的年代里,还是处在国民党重点进攻岁月中,山东人民是做到了:最后一口粮食送给子弟兵,最后一块布为解放军做军鞋,最后一名青壮年送上前线。黄沂明的爹妈至今没有一个亲人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夫妇俩的所有亲人都已死在鬼子剌刀下或牺牲了,而今天一对沂蒙夫妇遭难了,她的唯一的一个女儿也当了知青。

黄沂明用带着哭音继续说下去,原来,反正要回家了,这个月的工资没有寄回去,准备随身带回家,为了防路上小偷,她小小心心地把所有的钱,全部放在贴身的小裤衩里,刚才上厕所方便,一大意,等到自己发觉,所有的钱,已经从大便器的排泄孔中飞出去,飞光了。

人总是有感情的,中国人民最大的特点就是讲“人缘”,绝对不是冰冷的金钱之上,讲“和谐”,更显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且不去讲黄沂明的父亲是真走资派还是冤屈的,光是为了解放事业,沂蒙人民作出的巨大牺牲,光是她娘俩无依无靠,没了生活费,眼看年也过不出了,走资派家属的困境,大家都是心知肚明。

沉甸甸的心,不知道我的胆子是从哪里来的,我从军用挎包里拿出一支牙膏,慢慢地站在餐车的就餐椅子上,众多的眼光看着我,我又慢慢地打开手中的牙膏后尾,抽出一只小尼龙袋,从袋中取出唯一的一张十元钱:“各位,天下知青是一家,大家搭一把手吧。”说完,我走下来,把钱放在黄沂明旁边的餐桌上,又走到乘警身边,看了看他,意思是随你处理吧。乘警也傻了,逃票没钱的变成在“捐款”了,又慢慢地发现,众多逃票的,不知从哪里变出戏法来,你十元,她五元的,默默地走到黄沂明的身边,放下,无言,回身,餐车里可安静了。

我看到,一名女乘警,把求援的目光,投向这个乘警,瞟向那个乘警,终于,好象是一个当头的说了:“各位知青朋友,我们也是职责所在,今天的场面确是很感动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下不为例,请大家回车厢吧。”

一晃三十八年过去了,此情此景,总是常常在我的眼前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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