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法治周末」十大法治图书的评选，也成为了一种传统。传统意味着既成定势，意味着重章复奏。很多年后再回首每一年出版界、学术界选出的“十大法治图书”，也许会发现某种固有偏好和特定轨迹。

每年十本书，十年也不过百本。不知届时，哪些仍然是闪亮的名字，而哪些已被人们遗忘——其实这并不是坏事，或许这意味着今天人们痛苦的挣扎，已成为那时可有可无的笑谈——鲁迅就曾盼着自己的文字能够“速朽”，其意大抵如此。

年近中年的你，听腻了“现代转型”吗

有些作者亦已是“十大”的常客。一年前，李贵连教授的「现代法治：沈家本的改革梦」屈居次席；而今年，他凭借「1902：中国法的转型」终登榜首。

李贵连/著 312页/2018年10月

一方面可喜可贺，另一方面，大不韪地说一句，我们多希望，有关“西风东渐和中体西用”“拥抱变化和现代转型”这些字眼，能够被今日的年轻人所遗忘。

这些“95”后、“00”后年轻的法律人，本该轻装上阵，不用再背负过往；本该身穿精致的律师服，精雕细琢地建构商业规范和刑辩规则。

按照20年前我们学习法律时的预期，时至今日，他们的法律世界，早该没有这些“苦难记忆”“痛定思痛”和“百废待兴”。

他们早该像其他“95”后、“00”后那样，不知粮票、肉票长什么模样，听那个时代的穷困痛苦，如听天方夜谭般哑然失笑。

可惜的是，情况未及预期。今年我们的榜单中，仍然有「1902：中国法的转型」和「现代性的磨难：20世纪初期中国司法改革(1901—1937)」，有呼吁以法律改革夺回租界审判权的「王世杰文集」，和似乎站在反面的「落日残照——晚清杨乃武冤案昭雪」和「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

徐小群/著 411页/2018年8月

长期研究中西方法律交流 其实是单向交流 的李贵连教授在「1902：中国法的转型」中说，西方法、现代法的输入从鸦片战争时期开始，到20世纪初期，已经经历一个甲子。

然而，20世纪初的法律改革者手中持有的，仍然是“很破旧、很浅薄、很粗糙”的“唯一能使用的新式武器”。

以那些武器试着革新旧制，其难度可以想象。

将徐小群的「现代性的磨难」和陆永棣的「落日残照」放在一起看，是件特别有意思的事。

徐小群想知道，“那些关于现代性的话语，如何俘虏了 20 世纪初期中国的改革者，并推动他们根据这个观念来行动”，并且使他们甘受接连不断的挫折和磨难。其实答案就在「落日残照」和含冤的无数杨乃武案中。

陆永棣/著 342页/2018年6月

陆永棣说：“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目睹那些永远不会被载入刑部结案报告的屈打成招，那些失控的法内用刑与恣意的法外滥刑——假如回到那个时刻，也许任何人都会被“现代性话语所俘虏”。

而另外两本，也几乎逃脱不开这样的底色。

近代法律人王世杰每篇每章，都在陈述如何“以西法改造旧法”，以求收回租界审判权。有意思的是，在去年的榜单中，入选的是「钱端升全集」；今年轮到了一时瑜亮、当年合著「比较宪法」的王世杰。

王世杰/著 1408页/2017年12月

苏力的「大国宪制」看似在论述传统制度有其正当理性，但他每一句辩驳的背景，其实都是现代法对旧时法的批评反思——说得过分一些，其实是冷漠无视。

旧调重弹，听得津津有味，未尝不是一种悲哀。

苏力/著 624页/2017年11月

在 2019 年，我们还在讲现代性，还在努力讨论这样宏大的话语，并且感到艰辛和动摇，并且铭记起一百年前的前辈们，实在不是件光荣的事。

有时，我们以为时代车轮滚滚向前，不过是原地绕了一个圈。

单从本次榜单来看，或许法律现代化转型的路，还有些长。

启蒙这件事，梁任公、沈家本、王世杰、钱端升···这些前辈尚未完成的任务，我们这代人，同样逃脱不开。

既然没能拥有“天真无知”的权利，那么也只好不再逃脱。那些未竟的事，接过来继续便是，否则，何以寄希望于未来，更无以消遣无聊余生。

打开的窗户，不只是温柔的眼眸

因为个人工作的缘故，近年对外汇关心不少。外汇管理局某位领导曾说过一句令人心安的话：“我们不会重回资本管制的老路，打开的窗户不会再关上。”

不过，今年的榜单和往年相比，虽然仍将目光投向大洋彼岸，但无论是入选数量还是所涉主题，都显得稍微单薄一些。

当然，这绝不是说「温柔的正义：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康纳和金斯伯格如何改变世界」和「美国法律史」的份量不够。只不过，相比法治周末首届十大图书评比那一年，似乎确实有些不同。

那是 2013 年，那一年共有四部“舶来之作”。于是我们抱怨，怎么经过如此多年的法治建设，我们仍然这样离不开西方样本。

琳达·赫什曼/著 408页/2018年3月

那年入选的四部“舶来之作”，分别是「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谁来守护公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访谈录」「我们人民：奠基」和「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

这些主题，无论是美国宪法、联邦法院大法官、民主或是税收与法治的关系，都称得上经典隽永，并构成了现代法律文明的部分基石。

不过，对于“言必称西方”，当年的我们并不以为然。反而抱怨“我们对欧美世界具体的部门法、法律技术和法学创见，似乎不够感兴趣”，而只是盲目地套用那些宏大语词，沉迷其中。

“看云时觉得很近，看人时觉得很远”。这句话可以说得更直白些，随便找个法学院学生，他都能就马布里诉麦迪逊案侃侃而谈，给你讲出宪法、民主、法治这些大词；可是你问他，美国证券法关于内幕交易是如何打击，或是美国专利法对于芯片设计是如何保护，恐怕他能说出来的还是只有这些大词。

这样的“西方样本”，恐怕也只有“温暖人心”的作用。

但是，这绝不是在说，此次入选的「温柔的正义」和「美国法律史」只不过是“洋鸡汤”。相反，它们比起那些大词横行的“洋先生”可爱得多，因为它们具体而微、关注细节，甚至不厌其烦地引用有关就业歧视、性骚扰、侵权认定、财产归属的法条。

「温柔的正义」讲述了美国第一位和第二位最高法院女法官的个人轶事，但更多地讨论了她们主审的经典判决。

「美国法律史」一书中，则充斥着有关公司治理、侵权归责的规则发展历史——虽然这本书的英文名称是“The law in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上的法律，但并没有沉迷于讲述法治精神、民主理念如何引领美国人民。

施瓦茨/著 377页/2018年5月

相反，在作者施瓦茨看来，正是每一个平凡日子里的起诉、和解和判决，那些数以万计的法庭辩论和含恨妥协，才真正形成了美国法律发展的历程，真正体现了法律对于社会进步的推动。

该如何理解才好呢？让我们听严复当年怎么说。这也是有关法律图书出版的一点掌故。

1909 年，严复翻译的「法意」 即「论法的精神」第七分册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至此，该书第一个中文版本终于出齐，完整地呈现在国人面前。「法意」全书还包括严复所加的 167 条按语，共五十多万言，从 1904 年起陆续分册出版，前后耗时五六年。

其中在卷十一「论自由法律之关于宪典者」中，严复有这样一段著名的按语：“忧忆不佞初游欧时，尝入法庭，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尝语湘阴郭先生 即当时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 ，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

其端在此一事，说得很是明白。

书斋立法：能力越强，责任越大

假如让苏力教授参加法治建设，制定民法典、刑法总则，他很可能会有些苦恼。

一方面，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宪制或是不成文的规则，都是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是有其合理性的“公共产品”。要修改当前的立法，不是在质疑这种合理性吗？

另一方面，要制定新的规则，就需要弄清楚当前这个领域内的社会现状和发展方向，制定可能具有一点超前性、但不能超前的太多的规则。如果不能明确判断发展趋势，那最有可能的选择，或许是尽量忠于当下。

可是这样的立法，是不是又有些太保守了呢？

边界在哪儿，度如何把握，真的并不容易。然而，就有人在做这样不容易的制度建设工作。

本次榜单中，有关部门法的理论和实践占据了三分之一，分别是「我与刑法七十年」「民法总则通义」和「权利体系与科学规范：民法典立法笔记」。

高铭暄/口述 281页/2018年6月

刑法、民法这些看上去呆板无趣的字眼，其实也是由许多和你我一样真实的人在写就的。

高铭暄回忆起立法时最痛心的事时说：“自 1954 年 10 月刑法立法工作开始以来···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大修改稿 33 篇，还有无数改动较小的稿子，这些是立法小组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切，我都认真保存，按先后顺序装订成册，所有材料摞起来的高度大概有一米多···军宣队的人查验到这堆材料，问了问来源和存放者，随便翻了翻就说，这是没用的垃圾，直接拿去烧掉。当天，这些材料连同其他垃圾集中在一处，一把火烧成了灰烬。听到这一消息，我心都凉了半截，怔怔地发呆。”

而参与了 20 余年民法典起草工作的孙宪忠则相对幸运，不但保留整理了民法典起草以来的立法笔记，还得以将其出版。这本「民法典立法笔记」中包含了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所提的十余项议案，以及二十余项人大代表立法建议和立法报告。

孙宪忠/著 569页/2018年6月

孙宪忠曾写过一首小诗，说“法典千年事，仓促铸大错”，所以宁愿做好充足准备，“磨刀不误砍柴功”。

而另一位民法学家郭明瑞的「民法总则通义」中，看上去更为理论的那些讨论，包括民法典该采取什么篇章结构、人格权法是否独立成编、知识产权法应否入典、要不要制定债法总则、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如何适用···正是这样的立法准备，事实上也影响、甚至主导着立法的方向。

郭明瑞/著 393页/2018年1月

有人说，那这不成了“教授立法”吗？然而，这有什么奇怪呢？法律从来不是垄断在“立法官员”手中，而是需要学界提供研究和养料。

假如我们进一步问，学界在参与立法时，提供什么样的支撑呢？如果问苏力，他或许会说，无非两样，一是洋办法，二是土情况。

教授们像掌握了拉丁文的僧侣，能够通过“打开的窗户”看到西方对于同一个问题的处理办法。与此同时，教授们能够发动学生们，进行田野调查和街头调研，向立法机关提供“中国特色”。

理论上说，这两项工作如果都能做得好，学界将可以在法治建设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不过，理想照进现实，总有不少路要走。书斋就是书斋，不是庙堂也不是江湖。靠学者牵头，拿一部立法草案，怎么看像是游击队的打法，而不像是正规军的套路。然而，在某些领域内，教授们又确实是当仁不让的专家。也许，这也是我们正走在“现代性”之路上的表现。又应了那句老话：“能力越强，责任越大。”

说句不中听的话，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这样的局面也会进入博物馆，并被未来的人们所遗忘——这确实是一种遗憾，不过，对于学者们而言，或许也是一种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