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痛苦万分的晚年，邓颖超实现另一种形式的“安乐死”

事情还得从1988年1月间说起，邓颖超最爱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午间半小时”节目，有一天听到北京首都医院的一位大夫谈论安乐死的问题，她一字不漏地认真听完节目后，就给中央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的同志们写了一封信：

后来“午间半小时”节目把邓颖超的信播了出去，许多人都为她赞成安乐死的坦诚态度所感动。人们不知道的是，邓颖超不但赞成安乐死，而且还曾想过要身体力行。1989年10月16日，邓颖超特意让秘书向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转达了她的意见：“一个共产党员，在死时再作一次革命。当我生命快要结束时，千万不要用药物来抢救，那是浪费人力物力的事，请组织批准，给予安乐死。”目睹丈夫受尽疾病折磨

邓颖超为什么要支持安乐死呢？追根溯源是因为邓颖超亲眼目睹了丈夫周恩来受尽了病魔的蹂躏，真是惨不忍睹，甚至要潸然泪下了。1972年5月，周恩来在检查身体时发现尿中有癌细胞，随后被确诊为膀胱癌，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大小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

1975年6月以后，周恩来由于癌症的折磨，身体极度消瘦，体重只剩下了30.5公斤。进入9月以后，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癌细胞继续扩散，即由原来的“移行上皮细胞癌”转为“鳞状细胞癌”之后，恶性程度更高了，并很快扩散到盆腔内临近器官、腹腔内脏，继而转移到全身重要器官。

免疫力严重下降，他基本上处于卧床不起状态。大小便已开始在床上解决，进食主要靠鼻饲，偶尔在病床上喝一点汤汁及茶水。在这种情况下，医疗组不得不取消周恩来的外事接待活动和室外散步。

实际上，周恩来对自己疾病的未来，已渐失信心。《周恩来年谱》记录说：“（周）自己判断病已无治，对大夫张佐良、吴蔚然说：我的病，在医院待下去已没有多少意思了，可否搬回家（西花厅）去住。”可惜，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治病已经不是他个人的事了，想放弃治疗，根本由不得他。 从11月下旬起，他身体已十分虚弱，连躺在床上大小便也没有力气，要依靠别人将他身体托起把便盆塞进身体下面去才行。

由于全身免疫系统功能已面临崩溃，抵抗力极度下降，癌细胞在体内更肆虐。它们每时每刻在吞噬着周恩来的五脏六腑、骨骼与肌肉，由此引起全身各处难以忍受的疼痛；镇静药物和止痛药品几乎已失去了作用；满脸胡茬，更显出虚弱憔悴的病容。他的体力非常差，呼吸与脉搏也很弱；说话声音轻微，生命处在垂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