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电影演员张连文1月4日晚22时因病去世，享年74岁。
在媒体的报道里，都强调了他在《创业》中以扮演“铁人”形象而知名，然而，实际上，他在另一部文革期间的农村影片《艳阳天》中担纲的男主角萧长春却更为影响深远。
在文革期间拍摄的电影中，农村题材影片占据着重要的比重，而根据著名作家浩然小说改编的《艳阳天》《金光大道》更称得上是执牛耳之作。
这两部影片都是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基本代表了长影厂农村题材影片的最高水准。实际上，长影厂拍摄的农村片，更像是在摄影棚里搭制布景拍摄出来的，而在文革期间流行的电影美学概念，很适合长影厂的风格，就是弱化布景的真实性，而强调人物在背影前的戏剧化表演。——样板戏可谓是这种文革电影美学的一个极致。这也导致了文革后，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农村题材影片每况愈下，先是落败于上海电影制片厂，同样是农村题材影片，谢晋的《芙蓉镇》显得更有生活气息，之后，全面崩溃于第五代导演对农村风貌的全面改写，即使是谢晋，也在张艺谋、陈凯歌对中国乡村生活的另类表现中彻底沦陷，逐渐淡出了中国电影的主流舞台。
因此，张连文在《艳阳天》中的演出，代表了文革期间农村题材影片的最标志性的形象塑造。
说张连文是中国文革期间电影的国标脸，应该说是没有异议的。
然而，文革结束后，张连文的这种代表文革期间电影形象的国标脸，却发生了逆转。
最典型的标志是，1981年拍摄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张连文之前一直代表着正面形象的国标脸，转化为反面角色的面容。
在这部影片里，张连文扮演大队副书记郑百如，他的角色身份，与《艳阳天》中的萧长春基本对等，都是农村基层干部，但是，角色的定位却完全是南辕北辙。
《艳阳天》里的张连文扮演的是一个“高大全”式的圣人化的角色形象，而到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里，张连文则扮演了一个猥琐的小人，最为可恶的是，他道德品质恶劣，是一起隐蔽的强奸案的真凶。
而值得注意的是，文革期间的文学作品里，对负面角色，很少采取道德化的丑化方式，而文革后的农村题材影片，最乐意采取的对人物丑恶定性的方式，就是从道德上定性人物。
我们不妨看看文革结束后，最知名的两部反映文革农村题材的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这两部小说，与之前农村题材的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的最大不同，就是小说里的坏人，首先是道德败坏分子。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里的大队副书记郑百如是一个十恶不赦的色狼，而《芙蓉镇》里的一男一女的小镇当权派，作风紊乱，且有互相通奸行为，道德品质就已经被钉在耻辱柱上，由此可以看出，文革后表现农村的小说，更是在最简单的道德太平上决定人物品性的优劣，相比之下，文革前后的文学作品，倒很少在男女作风问题上为人物扣大帽子。
即使像《艳阳天》《金光大道》这样的表现农村激烈斗争的影片，对负面角色，无论是电影与小说，都没有采用道德的丑化方法，其实撇开道德评价，从历史角度来刻画出人物的矛盾冲突，要来得更具深厚的功力。这一点，显然是作家浩然有足够的艺术功力，能够在道德定性之外，更妥善地刻画出人物的内心丰富性。用道德评价的方法，来确定人物的正面与负面，是一种艺术塑造上的偷懒行为。
张连文在文革期间树立起来的国标式正面形象，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里，被他自己塑造的另一个截然相反的形象给“连锅端”了，他的国标脸，也在这部电影里，成为一种对文革时代英雄形象的反讽与逆反。
《芙蓉镇》里的小镇上的基层干部王秋赦
而更为跷蹊的是，《芙蓉镇》里的小镇上的基层干部王秋赦，也基本是依照张连文的国标形象模式而设置出来的。
王秋赦的扮演者是祝士彬，他与他的嫡亲弟弟、《闪闪的红星》里潘冬子扮演者祝新运，都秉承了这个家族的共同的娃娃脸，而实际上，张连文的脸型也是一个典型的娃娃脸，这样，就使得《芙蓉镇》里的王秋赦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近似地对应了《艳阳天》里的张连文。
《芙蓉镇》里的小镇上的基层干部王秋赦
《芙蓉镇》里的王秋赦出现的时候，都给人一种张连文出演的感觉，可以想象得到，这部电影的编创人员，在设计王秋赦形象的时候，有意参照了《艳阳天》里由张连文提供的国标脸，一如张连文自己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里向自己的国标脸投出了刺矛，不过在《芙蓉镇》里，由一个相似于张连文的国标脸，承担了投出长矛的使命。
《芙蓉镇》里的小镇上的基层干部王秋赦
如果我们以改革开放起点时间1979年为轴，向前回溯五年，最知名的农村影片是《艳阳天》《金光大道》，向后延伸大致的时间，则最知名的农村影片是《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
这四部农村题材影片带有轴对称对应的奇观，都是通过农村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来表现时代的风云，而这样的风格，在之后的中国电影里，再也没有出现过。《芙蓉镇》可以说是借助山村一隅折射时代变迁的最后一个绝响。这种模式为什么会消失？因为实际上，农村在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失去了在中国现实舞台上的中心位置，大量流向城市的农民工与留守农村老人群体的出现，都折射出农村被边缘化的现状，这也是农村题材影片已经难以成为透视时代特征的一个界面与窗口。
张连文
祝士彬
而在这其中，张连文用他的面容，曾经高标地竖起文革期间主流电影的国标形象，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他的标志性形象，则随着时代潮流的变迁，而被用着一种负面的喻义。
但不管怎么说，张连文曾经用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光，留下了一部最好的电影，记录下了一个时代的阳光灿烂的精气神。我们常常说，一个人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很多情况下，这样的盖棺论定未免有夸大之嫌，而对于张连文来说，或许恰恰是一个恰当的评论。毕竟，他曾经是一个国家都期望看到、民众最乐意见到的国标式的形象提供者。即使时过境迁，他的形象，也被用着更多的喻义与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