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为什么绰号“拗相公”?

王安石有个绰号——“拗相公”。“拗”字,在汉语里是倔强、偏执的意思,是说此人性格古怪,品行异于常人。王安石被人称作“拗相公”,还由于他主持的那场变法伤害了很多人,可他就是不听人劝,一意孤行。可见,“拗”字用在他身上,是个贬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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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之为人,从来都是直来直去,不会看人脸色行事,即便是在上司面前,也是性格强忮,直言不讳,经常是得罪了人,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认为自己不该做的或他不愿做的事,谁都休想勉强他、说服他去做,就是他的顶头上司也不例外,一点面子也不给。这是王安石的第一“拗”。

生活中不拘小节,任性独来,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别人怎么看根本不管,可列为王安石的第二“拗”。这位爷不拘小节到了什么程度?难得洗一回脸,长时间不理发,蓬头垢面,极度的不修边幅。就是当了宰相,也还是这付邋遢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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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衣,有件能穿就行,什么款式什么型,是不是时髦、流行等等,一概不加考虑。要他拿出时间来包装自己,没那份闲情。经常见他一袭长袍,上面满是油渍麻花,穿着到处走,到外面视察工作也是这一袭打扮。人家说宰相来了,大家肃立致敬,进来的这位宰相爷,形象跟街头打油卖醋的小贩差不多。中国历史上,这副模样的宰相,大概也就这一个。

王安石在生活中经常颠三倒四,表现出一种严重的心不在焉。性情古怪,此为“三拗”也。

对王安石的“怪”,史上负面评价为多,认定他是个奸诈之人,不拘小节、心不在焉是在“作秀”,给别人看的,目的是捞取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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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不同意说王安石奸诈,他的政敌司马光的评价就相对客观:“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续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二年》)司马光认为不过是性格上的问题。宰相吕夷简也是这个看法:“介甫无他,但执拗耳。”(《邵氏闻见录》)

其实,王安石不只是“拗”,更是一个正派人,纯粹的君子,即便是他的敌人,也很难在私生活上找到他的破绽来。比如,从来没听谁说过王安石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的。在做人上,王安石的品格一流,无可比拟。这样说有三个理由:

一是不贪钱财。王安石一生俭朴,从来没有利用公权力为自己谋过私利,对生活没什么要求。后来辞职回乡,一贫如洗,在荒郊野岭盖了几间草房,连个院墙都没有,整天骑个毛驴到处走,跟普通百姓没什么区别。

二是不好女色。一个老婆足矣。那时候官僚士大夫纳妾是常事,不会招来任何非议,连秉直公正的包公都纳有一妾。但王安石不愿凑这个热闹,也不是他对女人没兴趣,主要是此人有极强的自我约束力。

三是胸怀宽广。都说王安石心胸狭隘,其实不然。他从不陷害别人,从不恃强凌弱,更没有乱杀过人。他从来不禁止别人说话,甚至连骂他的话,他也充耳不闻。对攻击他的言论,开始的时候他还做一点辩解,后来索性不解释了——随便说、随便骂吧,我听到了。

王安石的沉默,使自己丢失了话语权,形成了舆论一边倒的局面。读宋代正史和笔记,很容易找到许多对王安石不利的记录,可是却很少见到王安石为自己辩解的内容。他与别人的冲突、矛盾,都是因变法或执政方法而起,因为公事而不是私仇。王安石被罢官以后,虽然还是遭人骂,但得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的尊敬,不时有人去探望他、慰问他。即使他的一些政敌,也跟他一直保持着友谊,比如司马光、苏东坡等。这一切,也都缘于王安石的品格,如水晶一般。

当然,王安石不是完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行事激进莽撞,刚愎自用,与人合作,不会中庸、调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用人上也缺乏眼光,处事确实有偏执之处。这些问题,作为常人问题不大,作为政治家,却是致命的缺陷,最后果真成为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能对王安石这个人的性格多少有了点认识,对那个带有贬义的“拗”字,除了它消极的一面之外,还应该有一层积极的含义。“拗”,就是有主见,就是敢担当,就是反潮流。“拗”是性情之所在,不“拗”就不是王安石了,就没有当年那场惊天动地的变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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