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袁世凯决裂的经过
陈典松
摘要：孙中山觉得袁世凯真的很有意思，因而提醒他说：“袁大总统这种想法很是不妥，国民党仍一政治团体，你身为总统加入了国民党，那您到底是国民党的总统还是全国人民的总统呢？中国同盟会在南京选我为总理时，已是我决定辞职之后的事，身为总统，我建议您还是不要加入国民党，这样更有利于您成为全民总统啊！”
在近代史上，孙中山与袁世凯的关系直接联动着民国时期的时局变化。
一、孙袁暗竞
1911年武昌起义的突然暴发，清朝政府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实际上都没有作好应对“变天”的准备，在此背景下，已经被清政府边缘化的袁世凯在中外各方力量的较量中，被推出作为收拾“时局”的“最佳人选”，从这个时候开始，孙中山与袁世凯便成了一对清末民初政治更替进程中的“冤家”。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重新被清政府启用，他采取了两方面的策略，一是指挥亲信对武昌发动进攻，展示他指挥北洋军队的实力，二是暗中派人与南方革命党人沟通，建立密秘协商渠道。这样，使他成了清政府、革命党人都想依赖或争取的对象，也取得了外国在华势力的支持，成为各方倚重收拾当时中国时局的“不二人选”，袁世凯先下一“城”。
1911年12月下旬，孙中山从海外回到国内，在上海受到以同盟会骨干为主的南方各独立省的代表支持，被推选为即将建立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取得了先机。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出现了南北两个政权中心，南京临时政府面临着内部整合和与清朝政府对抗的双重压力，袁世凯借势完成了让清朝皇帝“逊位”的任务，孙中山信守承诺，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袁世凯继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对于袁世凯是从清朝“退位”的皇帝那里继承了权位，还是从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那里继承了权位，不同的势力有不同的解读。
清朝皇帝的退位诏书
1912年2月12日以隆裕太后之名颁发的皇帝退位诏书中是这样说的：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刈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2月15日南京参议院开会讨论推准孙中山辞职和选举袁世凯任总统之事，孙中山得知结果之后，下午3时，立即致电袁世凯：
今日三点钟由参议院举公为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现派专使奉请我公来宁接事。民国大定，选 举得人。敬贺。
在袁世凯方面，两边都不得罪，都不否认。
袁世凯就职誓词
孙中山辞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之后，自己并没有前往北京与袁世凯交接，而是派了一个以蔡元培等人组成的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代表团，前往北京，希望把袁世凯迎接到南京任职。
袁世凯在清末政坛纵横数十年，虽然被清末皇室试图边缘化，但当时的时势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的中心人物。
以袁世凯对当时时局的判断，他很清楚自己离开经营了一辈子的北方意味着什么，对南方的情势，他非常清楚，北京的传统势力也不希望袁世凯南下，各种势力在袁世凯南下任职的问题上暗中较劲，最主要是袁世凯本人的意愿起了关键作用，在北洋军人以哗变作威胁的方式挟迫下，迫于当时的形势，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对袁世凯坚持在北京就职的做法做出了让步，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也随之迁往北京。
作为一个在传统体制里成长起来的人，袁世凯对当时中国和世界形势的判断，与孙中山和同盟会的力量并不一致。
从袁世凯当选后的作为来看，他实质上还是认为自己的权位是从清朝皇帝那里继承来的，对孙中山和当时的革命党人，从骨子里并不看好，这也正是他数年后复辟帝制的原因之一。
二、相见恨晚
相见恨晚的人，有时候并不一定是志同道合者。
武昌起义后，特别是孙中山回国在上海被以同盟会员为主的各省代表推选为临时大总统的那一刻起，没有一个人比袁世凯更想尽快见到孙中山的，也没有一个人比孙中山更迫切地想见到袁世凯的。
眼看着煮熟的鸭子要飞了，袁世凯能无动于衷么？眼看着到手的鸭子要飞了，孙中山能做到那么超然么？
这一对政治冤家，彼此都真真切切地牵挂着对方，那可真是日思夜想呢。
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回到自己的家乡广东，并到南方各省接受了来自各方的欢迎，每到一地，都是人潮涌动，他也借机发表自己的演说，宣传自己的主张及对时局的看法。
1912年8月18日，孙中山离开上海，乘坐“安平”号轮船北上。
关于孙中山此次北上，其实在孙中山解职之后，袁世凯多次涵、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但是由于有南下计划，一直没能实现，然而在孙中山南下过程中，却发生袁世凯因内阁问题与同盟会之间的冲突，因而袁世凯派程克和张芳等前往上海请孙中山、黄兴北上协调，而这个时候又刚刚发生张振武、方维被杀之事，很多在上海的同盟会员都劝阻孙中山不要北上，安徽、福建等省的同盟会员也发来电报劝阻，孙中山经过慎重考虑，改变来原来与黄兴一同北上的打算，让黄兴留在南方，自己带着妻子卢慕贞和居正、魏宸组等随员一同乘船启程，由海军的海琛舰随同护航。
安平轮于8月20日途经山东烟台，第二天早晨，孙中山上岸接受各界欢迎与招待，23日到达天津墉沽。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次北京之行，孙中山这样表态：
予此次北来之意，不外调和南北感情，巩固民国基础。至于外交、财政、内政各事，若袁总统有问，余必尽我所知奉告袁总统，以期有所裨补，如袁不问及，余亦不便过问。（《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孙中山
孙中山到达天津的时间是下午六点，北京代表梁士诒、直录总督张锡銮、同盟会代表张继及当地官长、团体代表等迎接，由马队护卫前往利顺德西饭店安歇。第二天上午参加多场天津各界诸如同盟会燕支部、广东同乡会、官绅组织等举行的欢迎会。
在天津广东会馆的欢迎会上他说：“吾国自改建共和，仅有其名，尚无其实，危险较专制时代尤甚。”
在天津河北公园由当地官绅举行的欢迎会上说：“近吾国颇有南北界之说，其实非南北之界线，实新旧之界线。南方人不知共和政体为何物者尚所在皆是，盖因其无新知识，故一家之中父新而子旧，子新而父旧，新旧之分家庭尚不能免。惟望吾到会同胞随时随处用力开通，由一家及一乡、一县、一省、一国，于数年中务使人人皆知共和之良美。”（天津《大公报》1912年8月25日）
下午5时30分到达北京，袁世凯也算是给足了面子，他派赵秉钧等北京临时政府的各部首长到车站迎接，北京各团体也都派代表到火车站欢迎，安排了朱漆金轮马车，由正阳门进入北京城，被安排于石大人胡同的迎宾馆休息。这么高规格的待遇差不多是按过去皇帝出巡的规格安排的。
欢迎人群散去之后，孙中山考虑到一天来都在迎送中忙碌，确实到有些疲惫，因而准备当晚好好休息，等养回精神再明天去拜会袁世凯。
卧房里全是高档的古典家具，卢慕贞安排他洗漱完毕，孙中山在太师摇椅上躺下休息，闭目养神，准备叫人安排晚餐。
这时总统府派人过来请孙中山一行赴总统府就欢迎宴，这正是袁世凯抢先安排的一着。
孙中山只好传令在迎宾馆休息的随行人员一同赴宴。
宴会于晚上8时开席，袁世凯亲自等候在宴会厅门口迎候，延至主桌，分宾主就席。
袁世凯首先致欢迎词，对孙中山的功绩简单称颂一翻之后，便是大倒苦水，说明当前时局如何艰难，各地如何各自为政，中央政令如何难于推行，财政、外交如何困难，给大家的感觉是，这个总统真的当得很辛苦，其实袁世凯所讲全是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期间亲自经历的艰辛，所以，孙中山对袁世凯所言深有同感。
袁世凯亲自给孙中山敬酒时说：“刻下时事日非，边警迭至，世凯识薄能鲜，望先生有以教我。”
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话确实是感同身受，不要说一个国家，就是自己的家乡广东，事情复杂得让陈炯明不得不辞去都督之职，以至要自己出面协调诸多事情。对于袁世凯的求教，旁听者可能以为是做做样子，而孙中山则认为是真的，因而回应道：“如有所知，自当贡献。”那种长期以来在推进反清革命中养成的“舍我其谁”或者“当然不让”的风格又表现出来了。
袁世凯：“孙君近来有诸多关注民生，发展实言之言论见诸报端，让袁某深感警佩，望先生指点。”
孙中山：“袁大总统不必客气。惟自军兴以来，各处商务凋敝，民不聊生，金融滞塞，为患甚巨。挽救之术，惟有兴办实业，注意拓殖，然皆恃交通为发达之媒介。故当赶筑全国铁路，尚望大总统力为赞助。”
袁世凯：“先生所言甚善，望先生有所规划，袁某当坚决支持。”
在这整个宴会上，孙、袁二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频频举杯互祝，直到深夜，宴会结束后，袁世凯亲自安排总统卫队护孙孙中山等回迎宾馆休息。
袁世凯
第二天早上，迎宾馆工作人员安排了丰盛的早餐，居正、魏宸组等人陪餐时，居正问孙中山：“昨晚与袁大总统相谈甚欢，先生觉得袁世凯这个人怎么样？”
孙中山：“原来有很多人都对我说，袁世凯老奸巨滑，诡计多端，但他昨晚向我所言，皆为时下真正之困难，对我似无隐瞒之意。”
魏宸组：“是啊，一个朝代的消亡，一个新国家初立，百业待举，他如果要处处隐瞒，身为一国总统，不能开诚布公，谁还能帮他解决这些问题呢？”
孙中山：“这样看来，袁大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
居正：“是啊，值此举国维艰之时，确需大家团结一致方能开民国万年和平之基。”
魏宸组：“国家经鸦片战争以来，已是积贫积弱，袁大总统昨天数次提到边患频传，特别是蒙古、西藏等处，确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如果中央政府不团结，真的会给某些分裂势力以可乘之机。先生所言极是，当此国家初立之时，我们大家确实要相信袁大总统治国之诚意。”
这一天，孙中山与大家交谈，皆肯定袁世凯真实表露了身为一国总统对时局的看法。上午，自是各方代表前来拜访，下午四时，袁世凯又派人来专门约请孙中山本人前往总统府商谈国家大事。谈话在袁世凯的总统府内进行，所谈内容涉及到内阁人选的组成、军队与各地政府之间的关系、当前正在酝酿的各派政治力量的较量、国民捐献、实业发展、铁路计划，甚至迁都等诸多问题，袁世凯当然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了解孙中山的想法，而孙中山则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很多理想化的观点也照样和盘托出，听着听着，袁世凯慢慢感觉到眼前这位革命党的领袖之所以能够让那么多的中国精英分子团结在他的下面，其敏捷的思维、雄辩的口才、广博的见识，自有其不同一般人之处。袁世凯一边在试探，一边也在思考，孙中山到底有多大能量，这是作为清末政坛不倒翁的袁世凯当时的政治环境使他不得不这样做的。
袁世凯比孙中山年长七岁，此时虚龄五十四岁，其在政坛上的历练与孙中山在海外漂泊的经历相比，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人生境遇，特别是前几年被清朝的摄政王以治脚疾为由回河南家乡养病，使他对戊戍变法以来的国家改革要求也有所思考，但谁都没有预料到武昌起义一暴发，清末的革命形势之发展却在数个月之内将整个国家翻了个个。这在中外历史是绝对少见的，很多长期累积以来的各种矛盾都在这短时期内暴发出来，这当然也给这些没有思想准备的政治家们出了一个难题。
袁世凯此时确是诚惶诚恐，因为他不知道孙中山与南方革命力量的能量到底有多大，而孙中山这个时候则完全不一样，没有了当临时大总统所面对的各种难题，反而更受到各方面的推崇，每到一处，甚至有很多人都把他当作救星，一路行过，到处都是掌声，称颂声，那种在长期革命生涯中经历失败磨励的心境转为受到英雄般的掌声陶冶，此时正是志得意满之心态，没有考虑这次与袁世凯的见面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一场新的政治角力，因而确实做到了知无不言，有些甚至不切实际的空想，他也照说不误。
这天晚上，最后他们谈到发展实业的问题，孙中山特别对他设想的铁路计划最为得意，他对袁世凯说：“你尽管放心，我对政治已经没有什么兴趣，我准备在适当时候完全退出政治，专心于实业。”
袁世凯：“先生为何出此之言，我听说宋教仁他们联合几个团体成立国民党，推举您为理事长呢。”
孙中山：“袁大总统果然是消息灵通人士，其实我没有参与他们成立的那个国民党的筹建，他们确实推我为理事长，我本没有答应，他们坚持要这样做，我只得暂承其乏，到时候他们能推出合适的总理人选，我还是要把主要精力用在发展实业，注重民生经济方面，这也是我长期坚持反清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支撑。我感到国家政治无论如何发展，经济实力如果上不去，所有的东西很可能都是空谈。”
袁世凯：“至哉，斯言！先生之见解真是令袁某深感佩服。不过，现在国民党为我国第一大政治团体，您可千万别辞总理之职，如果先生不嫌弃的话，我袁世凯也想加入国民党，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孙中山觉得袁世凯真的很有意思，因而提醒他说：“袁大总统这种想法很是不妥，国民党仍一政治团体，你身为总统加入了国民党，那您到底是国民党的总统还是全国人民的总统呢？中国同盟会在南京选我为总理时，已是我决定辞职之后的事，身为总统，我建议您还是不要加入国民党，这样更有利于您成为全民总统啊！”
袁世凯：“先生之言，真是开智启愚，袁某甚是感佩。”
孙中山：“大总统负国家振兴之重责，要把主要精力用在富国强兵方面，我肯定是要把主要精力用于实业方面的了，那些边境地区之所以有人敢有野心，主要还是国家军力不强，为此，我建议您大力发展陆军，练成一支百万强军，这样就可以对那些分裂势力形成威慑。我则致力于铁路建设，希望建成二十万里的铁路网线，到时何处有动乱，国家的军队就可以开到何处，这样何愁国家根基不稳呢？”
袁世凯一听这两个数字，对比了一下现在他掌握的兵力数和铁路里程数，心中觉得眼前这位对手确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人，他微笑着说：“办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练精兵，百万恐非易易耳。”
孙中山可能没有发现在言谈中，袁世凯一直在向自己示弱，而自己则恰恰相反，处处有给袁世凯下指导棋的架势。
回到住处，卢慕贞很关心地问：“今日与袁大总统谈得可好？”
孙中山很兴奋地说：“袁大总统确实对很大事都没有长远规划，现在国家初立基业，我都告诉他怎么做了。”
卢慕贞：“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啊，别人向你说句知心话，你就把整个心都掏给别人了。国家的事我不懂，但我只是认为，在做人方面，还是多一些提防好啊。”
孙中山：“你的话我明白，但袁大总统是一个靠北洋军起家的人，他对很多新的东西可能确实不很懂，在这个时候，又有很多人怀疑他，那些边境地区的人又在闹分裂，我当然只能是多帮帮他了，这不是为了他个人，这是为了我们的国家。”
卢慕贞：“希望你的好心能有好的报应啊。”
孙中山：“那是自然的，到时候民国强大了，怎么说我也是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袁大总统还是我的继任者，国家富强了，我与他脸上都有光啊。”
卢慕贞示意孙中山看看布置在迎宾馆的各色军警人等，孙中山这才想起，周边到处都是护卫人员，也觉得有些不自在。
卢慕贞好不容易露出一丝微笑，示意丈夫尽快就寝。
第二天上午，孙中山出席了同盟会、北京湖广会馆等机构举行的欢迎会，下会出席国民党正式成立大会，因为事先经过沟通，在大会上被推为理事长。在前往赴宴的途中，孙中山想起自己住的迎宾馆到处都是威严的军警守卫，看到身边没有其他人，把袁世凯所派专门负责接待工作的傅良左叫来，轻声地对他说：“鄙人系退位总统，不过国民一分子，若如此尊严，既非所以开诚见心，且受之甚觉不安，应即将随从马队及沿途军警，一律撤去，俾得出入自由。如大总统坚执不肯，则鄙人小住一二日即他去矣。”
傅良佐：“先生所言甚是，路上加派军警，主要是袁大总统考虑京城初定，治安怕有意外，既然让先生感到不安，我马上禀报袁大总统，即行撤去。”
没过多久，迎宾馆及沿途只保留了必要的护卫人员，其余军警都按孙中山的要求撤走。
这天晚上，孙中山还是应邀前往袁世凯住处商谈有关国家大事，谈着谈着，袁世凯对孙中山发出感慨道：“我当初被清政府下令回河南家乡养病，真的很留恋那段清闲的日子。”
孙中山：“袁大总统何出此言？”
袁世凯：“这段时期看到政局如此纷乱，我想这么大的担子，还是希望您能重新担当，我河南家乡尚有庄园，可以安度晚年。”
孙中山：“这个啊，我看您就不必多虑了，我知道您的意思，我不是多次向您表明过吗？我不想再纠缠政治了，我要把主要精力放到发展国家实业上来，您放心好了。”
袁世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真感到有些累，带着妻小，回归山林，如孙君多让，那就让别的有才有德者来做这总统，也与国家有利啊。”
孙中山：“说实话，我也考虑过相关的很多事，以现在南北方之情势和列强国家对您的期望，我看十年之内，中国非您当总统不可。”
两人一直谈到晚上两点多钟，还是难于尽兴，参与会谈的梁士诒被袁世凯安排送孙中山回迎宾馆休息。在路上，孙中山问梁士诒：“我与项城谈话，我之政见，彼亦多能领会，惟有一事，我至今尚疑，君为我释之。”
梁士诒：“何也？”
孙中山：“中国以农立国，尝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决，则革新非易；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我说及此项政见时，意以为项城必反对。孰知彼不特不反对，且肯定以为事所当然，此我所不解也。”
梁士诒：“公环游各国，目睹大地主之剥削，又生长南方，亲见佃田者之痛苦，故主张耕者有其田，项城生长北方，足迹未尝越大江以南，而北方多属自耕农，佃农少之又少，故项城以为耕者有其田系当然之事理也。”
孙中山大笑：“原来这样。”
三、军人闹场
接下来的几日，孙中山继续忙于赴宴，接见各方来访者，新被任命的国务总理陆征祥、袁世凯本人也先后到迎宾馆拜访。尤其是陆征祥表示自己难于处理内政、外交诸多问题，向孙中山诉苦，表示心生退志，孙中山极力慰留，要求他以国家为重，不能因为面对一些困难就放弃职责，但数日后，陆征祥还是辞职了。
最戏剧的一幕发生在8月27日晚上。
关于这一个事件的细节，我想还是引用一位叫张国淦的亲历者的回忆文字来表述更真实一些。
北京临时政府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
张国淦本为北洋官僚，曾随唐绍仪参与南北和谈，受到袁世凯的重用，当时在北京临时政府任国务院秘书长，他在《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斗争》（《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四期）一文中有这么一段记述：
中山来京后第三天，袁世凯在迎宾馆设筵为盛大欢迎，到者有四五百人，在大厅布置冂形餐案，孙及其随员北面南向坐，袁及内阁阁员及高级官吏皆北向坐，北洋一般军官坐在东西两排，孙、袁在正中对坐。入座后说了一些普通客套话，吃过一个汤，第二个菜方送上来，便听到西南角上开始吵嚷，声音嘈杂，说的都是“共和是北洋之功”，随着又骂同盟会，认为是“暴徒乱闹”，随着东南角也开始响应，并说“孙中山一点力量也没有，是大话，是孙大炮”、“大骗子”。这时两排的军官已经都站了起来，在这吵嚷的同时，还夹杂着指挥刀碰地板、蹬脚和杯碟刀叉的响声，但都站在自己的座位呼喝乱骂。中山态度还是从容如常，坐在他旁的秘书宋霭龄也不理会。
仍照旧上菜，只是上得很慢。
我当时想袁或段（陆军总长）该说一说，你们不能胡闹，但他们始终没有作声。
闹了有半小时左右，似乎动作很有步骤，从当时的情形看，显然是预先布置好的。
起头的是傅良佐等，想在吵闹时等中山或他的随员起向答辩，便借机由北洋军人侮弄他一番。但出乎意料的是中山等始终没加理会，若无所闻。
筵宴终了，孙、袁回到副厅休息，厅内便又大乱起来。
北洋军人离开座位肆意乱吵，非常得意，很久才逐渐散去。
中山来京时，我每天在上下午国务院办公后都到迎宾馆。经过这一场的第二天，我到他那里向他表示：北洋军人都是老粗，程度太不够。但中山却仍和往常一样，并对我说，这没什么关系，态度丝毫没变。
尽管受到北洋诸将的嘲弄，但孙中山此时对袁世凯还是采取了相信与配合的态度，以他的判断，他也知道袁世凯可能是确实压制不了部下的怨言，正如他辞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一样，一些南方军人同样有对北洋派的不满言论，一些报刊也发表了一些对袁世凯很不客气的评论，这都不是他能压制得了的。
孙中山在北京期间，由同盟会在上海主办的英文报纸《民国西报》有人发文章大骂袁世凯，为此有些北洋官员向孙中山提出抗议，孙中山表示，民国属于言论自由国家，自己无力干涉言论自由。但于8月28日晚上前往总统府赴袁世凯所设宴会时，与袁世凯互相推崇，首先是袁世凯起立致词，对孙中山大加赞颂，用词很美，但多为虚语，致词结束时，袁世凯高呼：“中山万岁！”孙中山对此也给予回应，答词时对袁世凯的能力和功绩大加称颂，结尾时也高呼：“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第二天，孙中山致电在南方的黄兴，说袁世凯并无异心，请黄兴北上进京。
有一次，孙中山外出访友，率领警卫人员路过外国公使馆所在的东郊民巷，看到各国使馆门前都有自己的警察和布置了一些防御设施，诸如枪炮等，心中很不是滋味，回想起自己在日本和英国时，各外国使馆并没有这么森严的警卫及设施，认为这是清政府软弱留下的后遗症。各国公使知道是孙中山的卫队通过，都没有表示异议，但是日本公使事后却向北京临时政府表示，此次孙中山的卫队通过使馆区以往没有先例，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中国军队进入使馆区的事情，这下大大刺激了孙中山的民族自尊心，他想作为一国首都所在地，竟然有如此多的独立外国使馆区的存在，对中国政府的安全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而，8月31日参加参议院的欢迎会说发表演说，大力鼓吹迁都的事情。
当天中午，参议院在京城万牲园畅观楼设宴欢迎孙中山，吴景濂致欢迎词后，孙中山很有感慨地说：“兄弟今日所最希望参议员诸君者，在于民国建都一事。”
有参议员问道：“请问中山先生，北京为何不宜作首都？”
孙中山：“庚子以后，国权丧失。南北险要，荡若平夷。甚至于一国都城之内，外人居留，特划区域，炮台高耸，兵队环集，是无异陷于外人势力包围之中，束缚其手脚。且北京地点，北邻俄、日两强国，国家中心政府，处此危城，万无腾展之余地。故北京万不可居。”
又有议员问道：“以先生之意，究以何处建都为宜？”
孙中山：“迁都地点，则长安、开封、太原、武昌、南京，无之不可。”
当然，参议院当日主要是欢迎孙中山，并非议事之日，因而当时没有对迁都一事进行表决，大家只是就这个问题，听一听孙中山的想法而已民。
9月初，孙中山在北京的活动仍然是以出席各界欢迎宴会为主，先后出席香山会馆、军警界、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蒋翊武、北京报界、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五族共和合进会、西北协进会、共和党、基督教会、在京满人等机构和人士举办的欢迎会，每次与会皆发表与举办者有关问题的演说，谈到国家建设、对外政策、铁路交通、民族团结、政党政治、宗教信仰、言论自由、军人不能干涉政治等诸多问题。
9月6日开始考察京张铁路，交通总长朱启钤、叶恭绰等交通部官员陪同，对京张铁路为中国工程师自己主持修建大表称赞。
9月9日袁世凯颁布命令，特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第二天由总统府秘书长送交孙中山，商定的事项有：
一、借款 纯然输入商家资本，不涉政治意味；
一、权限 未动工之路概归孙中山经营，已修未成之路线管理权限尚须与交通部详细商定；
一、公司 择地修建，尚未觅妥；
一、经费 暂则交通部每月拨款3万元以资开办，日后再行续筹；
一、用人 公司内一切用人之权，归中山主权，政府概不干预。
9月10出席清皇室以溥伦为代表在北京那桐住宅举行的宴请，9月12日与清朝逊位的摄政王载沣互访，并与到京的黄兴、陈其美同赴清皇族于北京金鱼胡同那嗣住宅举行的欢迎宴会，随后数日，与黄兴一起，在世续的引导下参观故宫和颐和园等处。
9月17日在北京广济庙与旗人讨论旗人生计问题后，在山西都督阎锡山派来京城迎接的代表陪同下，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太原考察铁路、调查矿产。在途经保定、石家庄等地时，受到当地军、政、商、学及沿线铁路同仁的欢迎与接待。
四、孙袁决裂
袁世凯就职后，如何安排孙中山是一个很考验他政治智慧的问题，孙中山自己表达了退出政治，转向国家经济建设的想法，袁世凯借机于1912年9月9日，特授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
袁世凯授予孙中山铁路全权的任命状
实际上，孙中山在南方各省还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同盟会成员任都督的各省，继续以孙中山“马首是瞻”，而且日本各方力量继续在孙、袁二方面保持着“恐怖平衡”，邀请孙中山游访日本，孙中山在日本受到隆重的礼仪。
孙袁之间的竞争，一直暗流涌动。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成为孙袁矛盾总暴发的导火索。
宋教仁被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武昌起义后，南方革命党人与北洋派官僚之间分裂的一个分水岭，国民党北京本部、上海，日本东京、大阪及由原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许多海外支部都召开了追悼会。
这种追悼会往往有号召和动员的作用，一时间，各地对北洋政府的不满情绪不断爆发出来。
由于孙中山与黄兴在对待宋教仁案问题上的分歧，国民党在上海的领袖对就宋案如何对付袁世凯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一些外地的骨干不断地到上海问计，慢慢地，主张从速宣布袁世凯谋杀宋教仁的罪状，举兵北伐的意见占了上风。于是由孙中山密电商请广东的陈炯明，黄兴密电商请湖南的谭延闓作好出兵准备，同时黄兴的军事顾问李书城、李根源等前往南京运动第八师作好讨袁准备。但是陈炯明、谭延闓却回电表示政局初定，内部意见分歧，出兵困难，南京第八师的诸将领也表示很难在此时出兵。
孙中山对黄兴等人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态度不以为然，坚决主张立即兴师讨袁，发动二次革命。
孙中山得到广东陈炯明的回电后非常生气，甚至提出亲自回到广东，领兵讨袁，被上海国民党领导人劝阻。
他又命令上海都督陈其美率先宣布独立，但陈其美认为上海乃弹丸之地，宣布独立后难与袁世凯的力量对抗。
当时本来有一个湘、粤、闽、皖、赣五省联盟，但福建都督孙道仁以保境安民为借口，宣布退出这个联盟。
这样孙中山希望利用东南各省联合反袁的计划一时难于实现。
孙中山派姚雨平到浙江运动第五军军长朱瑞反袁，但朱瑞在热情接待姚雨平时，对涉及起兵反袁问题上虚言以对，表示“关系重大，要慎重考虑”。姚雨平无功而返。
当时有许多被孙中山认为忠贞的革命党人都被电召到上海商量讨袁策略，章太炎、孙毓筠、蔡元培等都收到了孙中山的电报。但孙毓筠在北京已经与袁世凯站在一边；蔡元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未能及时赶至；章太炎则与章士钊、宁太一等受孙中山之命，多方运动，虽然获得在上海的岑春煊等人的支持，但总体成效不大。
1913年3月底，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钧先后到上海与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商量讨袁办法，但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
在孙中山的授意下，柏文蔚、李烈钧只得各自回省自行准备。孙中山特指派张继、马君武、邵元冲、白逾桓四人到江西，授意李烈钧率先起兵讨袁。
在孙中山加紧在上海谋划的同时，武昌起义之地的湖北，以国民党成员主导的改进团再一次行动起来，试图起事反对袁世凯和黎元洪，遭到黎元洪的军事镇压，一些革命党人牺牲。这是宋教仁案之后南方革命党与北洋官僚的第一次正面冲突，但以南方革命党失败告终。
孙中山回到上海后，袁世凯预计到宋案会引发后续效应，因而反复发电报到上海，催促孙中山北上，希望当面向孙中山解释宋教仁案与自己无关，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同时，也希望能获得孙中山的支持，期望在即将到来的国会正式选举中获得全体一致的推举。孙中山正为宋教仁案而动员各方反袁力量，特别不希望在这即将正式选举之前再让袁世凯有机可乘，因而，对袁世凯发来的电报一概不理，不予回复。
1913年4月2日，袁世凯又发来电报“请速驾北上面商要件”，并在4月3日的《申报》上发表了这封电文。4月5日，袁世凯继续给孙中山电报。
事至此时，南方反袁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秘密进行，为了与袁世凯周旋，孙中山这次终于给袁世凯回了电报，电文为：
此次之滞沪，全为办理宋案之故。因宋案之发生，一部之人士，激昂已达极点，刻正设法解释，并同各界力图维持，断不使因此事以危大局。在沪尚须勾留数日，无论如何本月中旬，即当来京云。
此后在给袁世凯的电报中更对即将进行的总统选举直接表明态度：“选举总统办法，事属立法机构，文不敢妄参私见。”
事实上，孙中山与袁世凯都加紧了应对对方可能翻脸的准备，主要从军事和外交两方面着手。
4月8日，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在北京组成并开会，袁世凯委派梁士诒到国会致颂词。当天到会的议员682人，其中参议员179名，众议员503名，国民党议员在参众两院都超过了半数，所以袁世凯对此特别戒备，此前，特调原来驻防彰德的嫡系部队进入北京应变。
国会成立之日，同时宣布临时参议院解散。
4月13日，上海各界举行悼念宋教仁的大会，孙中山原拟参加，但在众人劝说下，决定派马君武代表出席，由于黄兴生病未克出席，追悼大会由陈其美主持，各界人士参加者有两万余人，居正、徐血儿、吴玉章、于右任、沈缦云、伍廷芳、王玉树、陈国权、黄郛等各界人士三十余人先后发言。马君武代表孙中山致悼词曰：
宋先生之死，实死于官僚派之手。官僚派无整顿中国之能力，见有能整顿中国者，辄以残忍卑劣之手段暗杀之。若国民一任其所为，民国将万无可望。故今后之竞争，乃官僚与民党之竞争。宋先生死后，中华民国是否与之俱死，当视能否战胜官僚派为断。今当竭尽心力与官僚派竞争，坚执平民政治，以竟宋先生未竟之志。
这篇简短的悼词，实际上已经正式将国民党与北洋官僚之间的斗争作了公开表白。孙中山所送挽联，更宣告了新的斗争的信号已经发出。这幅悼念宋教仁的挽联是这样写的：
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
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只要对当时的政治环境有所了解的人都能从这挽联中感受到，孙中山实际是在鼓励人们继宋教仁之后前赴后继，为保障民权与宪法而不断抗争。
宋教仁被刺，孙中山在上海与黄兴等商讨讨袁事宜。
国民党与北洋官僚的斗争在国会正式成立后，继续上演，而孙中山在上海、袁世凯在北京也都在加紧应对可能发生的时局变化。
4月25日，北京参议院内部选举，张继当选为议长，王正廷当选为副议长。第二天，孙中山与黄兴在上海联名发出公开通电，要求对宋案“严究主名”，这意味着国民党将对宋教仁案一追到底，等于是向袁世凯正式摊牌。
袁世凯更不是省油的灯，他认为国民党之所以敢那么大张旗鼓地就宋教仁案做文章，是因为知道中央政府遇到困难，特别是财政方面的问题。为此，他加紧了与世界强国借款的谈判，并于4月26日，由国务总理赵秉钧、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汇丰、德华、东方汇理、道胜、横滨正金五银行代表在北京签字，合计借款2500万英镑，称为中国善后借款，以国家的全额盐税和关税余额作担保。此前参议院议长张继、副议长王正廷曾前往袁世凯处劝阻，袁世凯借口避而不见，他们又到银行团的代表那里试图阻止，银行团的代表也不理睬。在签字日，有一些议员代表闻讯前往汇丰银行的门前守候，试图阻拦中国政府代表离开或收回签字，但是赵秉钧于当日夜半签字后，从汇丰银行的后门离去了。政府与议会间就借款一事的冲突一发不可收拾，张继、王正廷随后以议长资格发布不承认借款合同的通电，但在袁世凯的强力运作下，4月29日，北京参议院还是被迫通过了这笔善后大借款的合同案。当天参议院还开了一个会，通过反对大借款案，作出决议“未经临时参议院议决，违法签字，当然无效。”这条议决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临时参议院”于4月8日正式国会成立时已经解散。这样一来，对于这笔善后大借款，在法律上完成了其正式手续，但就国民党这方面来说，也可以解读为没有承认这笔借款。这种情况的发生，是民国初年政治戏台上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
在上海的孙中山本人也曾向汇丰银行交涉，甚至托日本人高木陆郎发电报到日本外务省阻止日本参与借款，但没有起到实际作用。
宋教仁案已经让许多国民党人气愤难当，现在善后大借款又在国民党的强力反对情况下获得通过，使得袁世凯政府与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完全台面化了。4月28日安徽都督柏文蔚首先通电反对袁世凯违法借款。孙中山更是在4月30日与美国柏锡福主教谈话时，明确表示一定要进行排袁斗争，同时，连续致电在广东的胡汉民与陈炯明，要求他们认真筹备军实，准备起兵讨袁。
5月初，孙中山以个人名义通电各国政府和舆论，否定北京政府的善后大借款。
袁世凯获得借款后，政府面临的财政困难得到缓解，他感到与国民党的决战时刻到了，因此于5月6日在总统府召开秘密会议，重点分析全国政治形式，进行军事部署，发布“除暴安民”命令。8日、9日袁世凯连续发布多道命令，指责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谭延闓四个都督发布反对政府借款的通电，命令各省都督、民政长官严查“潜谋内乱者。”
5月上旬、中旬，南方抗议借款的声浪不断，但南北方还没有正式形成对决的态势，不过，袁世凯为了威慑南方可能出现的实质性军事行动，已在湖北境内布置重兵，直接指向南方各省。
袁世凯作好各方准备后，感到可以正式向国民党摊牌了，在近一年多的政治角力中一直示弱的他，变得态度强硬起来。
5月21日，袁世凯下令梁士诒、段芝贵、曾彝进等人向国民党人传话：“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代我，亦未尝不愿，但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
梁士诒对曾彝进说：“你可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
袁世凯说：“即说是袁蔚亭说的，我当负责任。”
5月底，拥护袁世凯的力量进一步集结。5月29日，统一党、民主党、共和党三党正式联合，改组为进步党，推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汤化龙、孙武等为理事。共和党赞成善后大借款，主张“宋案”通过法律解决，拥护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改组现任内阁。
“宋案”发生不久，在欧洲的蔡元培、汪精卫即收到孙中山电促回国的电报，他们处理了各自的事情后，立即买舟回国，于1913年6月初回到上海，与孙中山、黄兴商讨“宋案”之事，他们曾试图进行南北调停。蔡元培与汪精卫的态度使孙中山原来激烈的排袁思想有了一定的缓和，他甚至还打算与他们一同到北京，与各党派议员沟通。
但是，6月9日，袁世凯突然下令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的职务，迫使李烈钧离赣赴沪，与孙中山密商应对办法。6月14日袁世凯又免去广东都督胡汉民的职务，将其任命为西藏宣抚使，命陈炯明为广东都督，另安排陈昭常为广东民政长，未到任前暂由陈炯明代理。孙中山感到袁世凯正在加强对南方的军事部署，为此，特地交给黄兴五万元，让他为与袁世凯进行军事斗争秘密活动。
6月中下旬，张謇、汪精卫、蔡元培等人进行的南北调停一直在进行，孙中山与袁世凯在表面上都表示愿意妥协，以免南北决裂，让外国人看笑话，实际上都在加强运动，准备对决。
当时孙中山家里也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那就是他在澳门的家人来函、来电，告知其长女孙娫病重。本来他也曾打算到广东与陈炯明等商量讨袁办法，为此，他从上海坐船到达澳门，先是迫不及待地回家看望女儿。
回到停在澳门码头的船上，其时，陈炯明已经赶来相见。
孙陈两人对当前的时局交换了意见，陈炯明对孙中山要求起兵反袁的想法并不怎么同意。在孙中山的力劝下，陈炯明只得表示，如果南方其他省宣布独立，广东也会宣布独立，参与反袁斗争。
李烈钧
6月29日孙中山回到上海，立即与在上海的李烈钧讨论时局问题。 第二天，袁世凯下了一道命令，免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任命其为陕甘筹边使，派孙多森任安徽民政长官兼都督。此举引起安徽的革命党张子刚等人不满，众人试图劝说柏文蔚借机起义，但柏文蔚认为没有接到孙中山的命令，不好行动，因而于7月8日离开安徽，而一些革命党人则分散到安徽各地，准备起义。在这一天，李烈钧却受孙中山之令回到江西湖口，准备举兵讨袁。 7月12日，李烈钧首先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打响了被孙中山称为“第二次革命”的第一枪。 7月13日，黄兴在上海与来自南京的将领密商起兵之事，受孙中山之命，7月15日南京方面发表通电，誓师讨袁。7月17日安徽宣布独立，柏文蔚回安徽领导讨袁运动，但很快失败。7月18日陈其美受孙中山之命，响应江西，宣布上海独立，发布讨袁通电。陈炯明在广东举兵讨袁；7月19日福建独立。 7月22日，孙中山发表《告全体国民促令袁氏辞职宣言》、《致参议院等通电》、《致袁世凯电》。 《告全体国民促令袁氏辞职宣言》指出:“何图袁氏专为私谋，倒行不已，以致东南人民荷戈而逐，旬日之内相连并发。大势如此，国家安危，人民生死，胥系于袁氏一人之去留。为公仆者，不以国利民福为怀，反欲牺牲国家与人民，以争一己之位置，中华民国岂容开此先例。愿全体国民一致主张，令袁氏辞职，以息战祸。庶可以挽国危而慰民望。” 《致袁世凯电》则表示：“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 至此，孙中山已向袁世凯正面宣战。 袁世凯与孙中山进行最后对决时间终于到来了。 袁世凯于7月22日，下令祉夺黄兴、陈其美、柏文蔚的一切荣典、军职，同时颁布命令，着冯国璋、张勋等人前往南方进剿。 1913年7月23日，上海租界工部局在袁世凯政府的压力下，议决驱逐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岑春煊、李平书、沈缦云、王一亭、杨信之八人出租界，各国虽表示不希望卷入中国的内战之中，实际上是帮了袁世凯的忙。 袁世凯趁热打铁，颁布命令，削去孙中山全国铁路全权。 8月2日，孙中山再一次离开上海，开始新的流亡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