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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如果以考古学的方法梳理梁祝传说的历史，会追寻到一些落在时间之外，今天又归于沉寂的印迹。

起源于东晋的梁祝传说，在后世的表演、流传中内涵不断拓展，舞台上的变化折射出所在时代的痛点。

倘若我们从今天的接受意识出发，对“梁祝”故事进行事后的分析，会得出“反封建”的结论。毫无疑问，这是近代启蒙以来的建构性的解读，用现代的高度去俯视古典的深度。

制度向来是现实生存的产物。在古代农业社会，包办婚姻并非依据“礼教”制定，而是基于“惨淡现实”的生成。

在交通和信息流通闭塞的年代，人们的生活世界很小，可以接触到并可以成为配偶的异性很少，而当时人的平均受命的短暂决定了早婚早育，让身心未成熟的未婚男女难以合理地选择出自己的配偶，只能求助于人生阅历丰富的父母辈，这样才能让部落、宗族更好地繁衍下去。

种种现实生存的原因，生成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种婚姻制度。任何制度都只具有语境化的合理性，当社会实践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制度也会随之而产生新的变化。

例如，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生产生活条件的变化，使得包办婚姻所针对的问题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生育已非威胁人类种族能否延续的主要问题了，早婚因此失去了其必要性，包婚婚姻的合理性也就随之烟消云散。

这些，只是我们今天作为旁观者，来开了历史的距离，回头对已经发生的事做出的总结。未来的社会实践的变化，或许也会有人拉开历史的距离，关照我们当下自由恋爱的悲喜。从包办婚姻到自由恋爱，人类改变的只是择偶的方式，并没有普遍实现婚姻充分的自由（liberty）。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道：“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资本主义生产的和他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于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除了相互爱慕之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恩格斯所预想的未来，究竟是尼采笔下的“末人”时代，还是一种创制——宛如不断后退的地平线，引领着我们不断走向美好生活？！

参考资料

明无名氏《同窗记》、苏力《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从梁祝的悲剧说起》、唐房玄龄《晋书》、王宁邦《梁祝戏曲传承变异性探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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