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导演那达夫·拉匹德（Nadav Lapid）的第三部电影长片《同义词》（Synonymes）是一部拍摄于巴黎的法国主制片电影，处女作《警察》（Ha-shoter,2011）使其在洛迦诺电影节引起人们的注意；入选戛纳电影节影评人周的《女教师》（HaGanenet,2014）更是让人对他的新作品充满了期待与好奇。

但导演却选择了“出走”，从“远方”巴黎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来继续他对以色列的书写。说是出走，但其实已然并不是第一次，因为整个电影都是基于拉匹德近二十年前在巴黎生活回忆的自传，其中当然也不乏奇遇、回响与幻想。

那达夫·拉匹德2000年代初服完兵役后就读于特拉维夫大学哲学系，随后成为体育记者并开始撰写小说，在生活看似一帆风顺之时他突然决定停止一切并迁居巴黎。一种无名且不解的类似于“愤怒”的情绪推动了他彻底离开自己的国家，以便拯救自己的“命运”。

在巴黎的生活期间他拒绝说希伯来语，完全切断了任何与以色列有关的事物与人，借着一本法语词典他疯狂地希望精确地掌握这个拿破仑曾经使用的语言，似乎只有也必须这样他才可以洗刷掉自己身上的犹太/以色列印记。他生活于清贫和孤寂之中，靠打零工养活自己，花销精确至分，每日的食谱完全相同，克勤克俭地有些像是苦修士。

这种单调、边缘的生活不是一种必须和必然，而是一个主动的选择。他开始认识一些法国朋友并向他们讲述自己以前的生活：以色列的种种，尤其是服兵役期间的遭遇。日复一日他对巴黎的幻想逐渐减弱，虽然对法国文化、法语的了解却是在日益精进，他感到曾经代表希望的这个城市对于他来说其实也只是一扇扇关掉的门。他尝试考取法国的电影学校却在最后一关功败垂成，恰好在此时，一家以色列的出版社决定出版他的小说集。带着苦涩的失败感他离开了法国回到以色列。

看过电影之后就可以发现这段拉匹德叙述的成为导演前的巴黎经历，除去开头和结尾，将主人公的名字换为约阿夫（Yoav），几乎完全就可以成为《同义词》的剧情梗概。

借由此再与电影比较，就可以发现导演在拍摄这部电影时的处理方法：以现实主义的基调面对细节，用想象力的再创造加入剧情，最后再借隐喻的力量来完成表达。面对这部类似自传的电影如是，仔细思考其实这完全也是之前两部作品的创作方式。

所谓现实主义，所有涉及约阿夫的生活细节都是如此被处理；再创造的最大部分则是约阿夫所遇到的一对法国朋友这一设计，他们是艾米尔（Emile）和卡洛琳（Caroline），大资产阶级实业家的富二代和他的女朋友，前者衣食无忧幻想成为作家，后者貌美温柔却也像男友一样其实令人捉摸不透。

与他们的交往几乎成为了约阿夫生活之外的最大生活，除此之外当然也不乏其它“奇遇”—比如领事馆的打工经历以及与若干犹太复国主义者（sioniste）的相识；而整部电影中约阿夫面对自己以及他人、世界的态度也就逐渐跳出个体经验，成为了一个围绕着以色列的隐喻。

拉匹德三部电影无一例外都是在讲述两个或者几个“世界”的碰撞，并无交集、无法理解也无法和解的世界。《警察》中的激进左翼“恐怖分子”与特警；《女教师》中的儿童“诗人”约阿夫（是的，他也叫约阿夫）和女教师以及现实世界；再及至《同义词》中的主人公与法国、与母国以色列。

拉匹德属七十年代生的新一代以色列电影人，他们尝试尽力摆脱“浩劫”（Shoah）/纳粹屠犹/以色列复国等二十世纪重大历史事件后世人在面对以色列（犹太人）时这唯一印象，以及由历史记忆和世界政治角力而形成的对这种印记的不容置喙的政治正确式的立场—任何来自外部的对于以色列的“批评”和讨论都很容易迅速地被套上反犹的立场。

尽力摆脱或者至少保持距离，以人性的角度祛犹太化地面对以色列作为一个公民社会的种种问题（阶级、贫富、与阿拉伯人的领土/种族矛盾）或者不带历史负担地以一种现代的眼光来描述它，他们关心的是以色列人作为人而非犹太人的生活境遇。持这种商榷态度或者距离感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就如同在任何一个国家那样，某种程度上反而会被视为一种局外人；而他们则就像当年的拉匹德和电影中约阿夫一样，有一种困顿的不解感和逃离欲望。

这种对以色列社会/政治/教育系统下成长起来的国民人格的讨论和商榷肯定表现在了艺术作品的细节之中，比如强烈的尚武或者不败决心，因为失败对于他们而言不是择机东山再起，而是彻底的终结于死亡，也因此不管是约阿夫还是电影中的其他人从外表上看都是阳刚气过足的肌肉男，而内心上则像是彻头彻尾的男性强权主义者，甚至颇有几分施虐狂（Sadism）的症状（在《警察》中尤甚）。

吊诡的是，在《同义词》中对这种“人格”的商榷和表现却偏偏因为此型人格本就过于浸入创作者自身而过度侵占了艺术作品的肌理。

相较于《女教师》中的轻巧和游刃有余，《同义词》则显得过于干涩和坚硬。故事过于“一路到底/死”，冷冽中缺乏细腻和轻柔，男主演原生态的表演虽然非常精彩（可以料想会是本届柏林电影节最佳男主演的有力竞争者）但亦是有着同样的问题。

且艾米尔/卡洛琳这一对朋友的设定也并非成功，他们过于虚空，甚至令人想起七十年代后意大利政治电影中那些为完成“政治任务”而出现的脸谱化角色。

《女教师》中有一句这样的对白，几乎可以视作那达夫·拉匹德的夫子自道：“诗意是与这个世界相反的东西，成为诗人是与这个世界的本质相斥的”，他的电影也惯于描绘这样的“不寻常之人”。

《同义词》中的不寻常，在海报上从上至下贯穿的法语形容词中就可以看的出来：凶恶的（méchant）/下流的（obscène）/无知的（ignorant）/丑陋的（hideux）/衰老的（vieux）/卑劣的（sordide）/粗俗的（grossier）/可憎的（abominable）/恶臭的（fétide）/可悲的（lamentable）/恶心的（répugnant）/恶劣的（détestable）/愚蠢的（abruti）/平庸的（étriqué）….也许他寻找的其实是某些东西的反义词。

采访、撰文: Muy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