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 80 岁时变回顽童丨单读

“My favorite book”重新启动,我们邀请嘉宾谈论他/她“最爱的书”。从普通读者到明星作家,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时间,在节目中抒发情感、讲述故事、表达思想。

这一期,年逾八十的导演王正方,带着他的《十年颠沛一顽童》为我们重现了一个动荡的历史背景下,他童年的天真经历。从父亲喋喋不休讲的故事,到小孩子的种种游戏,这种亲切、童真,且丝毫没有悲叹苦相的表述背后,却是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颠沛十年。

过去十几年,我开始集中地写作,之前写的东西都是登在平面媒体上的,所以都写得比较片段,都是几千字一篇,没有什么连贯性。现在集中精力想写一些长篇,非虚构性质的,等于是我对过去的回忆。

《十年颠沛一顽童》是这里的第一本,它是在说我从生下来到十岁离开北京的那段故事。有些读者就质疑说,你小时候的事情哪记得呀?其实我小时候的事情是很清晰的。主要是我们那时的成长过程和现在小孩不一样。现在的小孩,音频视频都占据他们的注意力,但我们小时候,我和我哥,最早是在抗战的时候,物质上的条件非常非常差。收音机广播电台都是我到六七岁的时候才在一个比较大的都市看见的。那我们小时候干什么?我们家里人会互相讲话。

我父亲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可爱的人,他喜欢讲过去的事情,老家的故事,我爷爷的故事,还有我们家每个人的故事。比如说书里的第一章叫“克宁奶粉”,就是讲我出生的时候如何靠一瓶美国的克宁奶粉活了下来。这一段我爸爸讲过很多遍,包括后来我们一路逃难经过的经历,家里也都会反复地讲。 

所以这些是很难忘记的。特别是成长时期,你还必须要听、要记住大人讲话。甚至于我开始上学的时候,在江西的乡下,物质条件非常差,教室里面只有一块破黑板,学生的书本、笔记本、铅笔、橡皮都是共用的。很多时候没法看书,没法记笔记,那你怎么学呢?那就要好好听老师讲话,讲的每一句话你都得记住,这样才能考试考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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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方导演

后来我又找到我母亲当年写的日记,这太珍贵了,很多书中缺失的地方,都由我母亲的日记一段段补充起来,还有些不确定的地方,我找到我哥,两个人就逐个去对。这样就让这本书成了我们家的家族史,当然也是一部战争年代的个人史。

后面我计划写的第二部是我十岁我们全家迁居到台湾,我在台湾成长的故事,这段一直到我大学毕业,当完兵去美国。第三部准备写我在美国的苦难和奋斗史, 从一无所有到最后念完书,再在工程界工作,教书,到了45岁突然发大神经病了,要当导演。后来我就当了导演了。 这一连好几部,不知道多少字了,我还正在写着。

《十年颠沛一顽童》节选 

在北平过旧历年,父亲总会带我们哥儿俩逛厂甸。过年那几天厂甸特别热闹, 好吃好玩的东西叫你眼花缭乱。爸爸答应初三带我们去,他也喜欢逛厂甸,那儿有数不清的旧书摊,能找到善本书。爸爸去了厂甸就一家一家地挨着找旧书,讨价还价买比较便宜的古书,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一本本翻阅,然而他的耐力并不是特别强,通常看书超过一个多钟头就拿下眼镜来揉眼睛,说:“这眼皮子里面跟塞了块棉花似的,实在撑不住了。”

清晨缩在被窝里不想起来,小黄猫挤在脚底,踹它一脚,它就打起呼噜来讨好。父亲在隔壁刷牙漱口,声势浩大,然后站在院子里咳嗽,练嗓音,铿锵得很。他说:“这天儿真冷得够呛!”

母亲掀开门帘子进来,检查屋角的小煤球炉子,哥儿俩各自还横在床上,我双手都放在被窝里,缩成一团侧睡着。母亲朝着我说:“又把手放在被子里面,坏习惯永远改不了,没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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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颠沛一顽童》

王正方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

家教严谨,睡觉的时候两手不准放进被窝筒子里去,避免小男孩偷偷玩鸡鸡。拜托,我才九岁,撒尿的东西有什么好玩的?

一下子忘了冷,起来胡乱用毛巾蘸水抹了把脸,扯住父亲的衣服说:“该去厂甸了吧!” “哪有一大清早就去厂甸的,人家还没开市呢!”

过了中午,父亲叫了三轮车,三个人挤着坐,车夫慢慢地蹬,顶着风沙往厂甸去。母亲不去,说没事干吗去喝西北风?

在厂甸玩得不好,父亲老催着回去,他等会儿还有事。怎么行呢,什么都没买就走?我坐在地上撒赖。爸爸给我们各买了一串冰糖葫芦,外加一个“噗噗灯儿”。 那东西就像一只化学实验用的圆锥形玻璃烧杯,延伸出来个吹气的细长脖子,大肚皮,薄薄的平底,轻轻吹气震动玻璃底,发出单调噗噗灯灯的声音,很不悦耳。全厂甸的小孩都玩这个,我们怎么可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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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方导演电影作品《北京故事》

三轮车走到半路,父亲说:“好吧! 去大妈家玩一会儿,我去办事,吃晚饭前来接你们。“ “好唉!”我在车座中蹦了起来。“去那儿别给我惹祸,还有——” “我知道,回家以后不能说。”

瞒着母亲去大妈家,这可是个大禁忌,说不得。

大妈是一位清秀瘦弱的中年妇人,尖尖的脸,脑后梳着一只巴巴头,见到我们俩就拉着我们的手不放,不断用掌心揉搓着,弯下腰来,脸凑得很近很近说了一串子的家乡话:“这就是俺们的勒子 (儿子)呀!你看看这模样,这小模样耶。”她张罗着我们吃吃喝喝的。

爸爸在这儿可罩得住了,一开口,就有人替他跑上跑下的。平常跟我们在一起,多数是谁也叫不动。他叫着:“小五子去给我买包香烟。”我接着说:“红士牌的!”五姐二话不说到门口骑上脚踏车出去了,几分钟后她拿回一包香烟来。 二姐也是头一次见面,她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学声乐,留着两只长辫子,不时地就运足了气唱上几句女高音,吓人一跳的。

大妈家好热闹,很多人在那儿进进出出的,爸爸忙着去办事,放下我们俩就走了。五姐和几个小男孩在她家外面放炮仗。最厉害的叫“二踢脚”,它先在地上爆一次,响得怕人,然后冲上天去老高,又打一次响窗。黑黑壮壮的五姐,外号假小子,她就敢放“二踢脚”,野着哪!

“噼里砰、飕飕、咆!”她又放了一只,把手上的香递过来,说:“该你放了。”朝后退了一步,我把手背过去,不敢拿她的香。我们哥儿俩戴皮帽子,穿厚大衣, 手里拿着凉冰冰的噗噗灯儿、冰糖葫芦,不如其他孩子活泼灵便。有个孩子放了只“蹿地鼠”,它的尾部冒着烟和火,刺刺的绕着人的脚跟乱飞乱转,我们兴奋得跳起脚来躲。又有个野小子充大胆儿,两只手指头捏紧一支小红炮仗,点火就放,不撒手,放完了他的手指头黑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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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方电影作品《北京故事》拍摄现场

刮起一阵风,眼前灰扑扑的快看不见人了,冰糖葫芦上沾了好多沙子。我说:“咱们放风筝吧!” “这个天儿不能放风筝,风太大,”她说,“风会把人给刮到树上去。秋天放风筝才合适。”她拿起噗噗灯儿来吹,单调的声音引得孩子们都围了过来。噗噗灯儿是用粗糙褐色玻璃做的,举起来对着光看,里面满是气泡,平玻璃底后面是五姐的脸,她歪着头在看。“爸爸在厂甸给买的,”我递给她,“别使劲吹,它会破。”她还是吹得太用力。

“大伙都玩一下吧!”有个小孩说。五姐不肯:“没门儿,这是我们家的东西。” 我突然大方起来:“没关系,每个人都玩一下。”换了好几次手吗,大伙儿都叽叽呱呱地傻笑着。然后叭啦一声巨响,噗噗灯儿破了,那个愣头愣脑的小子嘴上沾着玻璃碴子。

“你这是成心哪!”五姐冲着他大吼,“凭什么把我们的噗噗灯儿弄碎了,你得赔!孩子们一个个地开溜,祸主先慢慢地退着走,然后扭头拔腿快跑,一下子就没影儿了。我们都说那个小子回去会得肺病,他用好大力气去吸,已经把玻璃碴子吸到肺里去了。五姐在院子里骑脚踏车,那是一片左邻右舍共享的空地,脏兮兮的到处是大小垃圾堆。五姐一下快一下慢地在院子里骑着车随便转,又能定住车子好久,就是倒不下来。放开车把手两只胳臂举得高高,拐弯的时候就把腰一扭,车子就拐过来了。突然又刮起一阵旋风,整个场子都是灰蒙蒙的,中间有一只灰色旋转着的沙尘柱子,它不断地往上升起,足有三层楼高,沙尘柱子里的脏东西卷在里头飞舞:旧报纸、树枝、破风筝、烂布条子……

进屋里和大家一起包饺子,除了几个姐姐之外,屋里还有好多亲戚:小姑,万银姑爹,小多儿、延儿叔……都以地道的河北家乡话交谈。大姐擀饺子皮,动作飞快的,一个人擀可以供上四五个人包。我们兄弟手脚慢,在那儿帮不上大忙。大妈在厨房进进出出的,招呼炉火,煮了几锅水,剥蒜头,把老咸菜疙瘩切成细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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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屋里传出来老妇人的叫声:“小四儿!小四儿!”四姐答应着,起身离席,我跟着她去看。奶奶躺在炕上,脸涨得通红的挣扎着要坐起来,又扯着一只袖子说:“暖壶,暖壶——”四姐转身去拿暖壶,我也跟着出来向大家宣布:“奶奶要暖壶。”四姐抱了个热水瓶来,奶奶还是扯着袖子没改词儿,说:“暖壶,暖壶。” 闹了半天四姐才弄清楚,奶奶要换衣服。干净衣服穿上了,我站在奶奶的炕头边,老人家脸歪歪的,笑眯眯地说:“多咱来的呀?你看俺不会说话了,就是不会说话了耶。怎么小褂儿成了暖壶呢?”我点着头笑。

爸爸说过从前的事:爷爷闯关东还没闯出什么名堂来,我们的亲奶奶就过世了, 一点福也没享到,爷爷续弦另娶,爸爸和后娘不亲。爷爷走了,儿媳妇大妈就一直侍奉着婆婆。奶奶去年冬天中风,说话和行动都不行了。她最喜欢四姐,病了之后更是赖着她,什么事都叫“小四儿”。

姐同我们在东城住的那段日子,母亲曾经以她做我的榜样:“得学学你四姐嘛!功课不用大人操心,以后放学回来先把作业做好再出去玩。”可是写完作业天就黑了,小朋友个个回家吃饭,还玩什么屁?四姐问我:“学会溜冰了没?” “哪儿去学,又没有人带我去北海呀!” “下回叫小五子教你。”五姐的运动细胞最发达,男同学都比不上她。

该吃饺子了吧! 大妈头发上有几处白面粉,脸上沾满水蒸气,湿渍渍的,她从厨房里出来说:“再等一等吧!” “还等谁呀?”大姐的声音响亮,她是这儿的头头。 “他——他爹不是要来吃饺子的吗?” “等他呀!”大姐没好气地说:“得了,那还有个准儿吗?上回爸爸说只出门几个月,好家伙,一去就是八九年。” “那是抗战嘛!你看你说到哪里去了。”

大姐、二姐、三姐对父亲的意见很大,说他对不起大妈,更不是个负责任的爸爸。 爸爸感叹,女儿都遗传了王府的言语便给,三对一地干起来,真的说不过她们。 现在二姐交了个男朋友,那人根本就是个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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饺子吃完了,我学五姐硬是吃了一瓣生蒜,满嘴热烫烫的,喝起饺子汤来更辣得厉害,像着了火似的。切成细丝的老咸菜,夹在馒头里头,配上大白菜豆腐粉丝火锅汤,是最好吃的一道。

饭后掷骰子,一只大海碗放在桌子中间。男士们掷骰子,对着手中的几粒骰子奋力吹气,嘴里念念有词地说着脏话,猛地一下子丢进碗里去,接着是大家又叫又嚷的,然后有人欢呼有人叹气。我闹不太清楚是怎么玩的,怎么算输赢。

大姐一路输得厉害,又轮到她掷骰子了,她说:“小方,你来替我掷一把,给我换换手气。”我学起大人的那副架式,握住几粒骰子摇了几下,对着吹了口气。大姐说:“对,使劲吹,吹走我的那股子霉运。”我用家乡话说:“他奶奶个熊的!”

哗啦啦啦,骰子在大海碗里滴溜溜地转着,一阵欢呼,大姐尖叫,大概真的替她转了手气了耶!听见有人夸我:“这孩子还能说几句家乡话咧!”

爸爸到很晚才出现,闹哄哄的大家同他打招呼,说着闲话。雇了辆马车,走在寒风飕飕的阴冷北京冬夜里,听见马蹄清脆有节奏地在冰地上敲,我冷得直打哆嗦,用车里的毯子盖住腿,困到睁不开眼睛。

“爸,什么时候我们再来大妈家放风筝、吃饺子?” “喔!”

没等到下个放风筝的秋天,我们去了台湾,大妈和姐姐们都留在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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