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伟（化名）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一会儿走进厨房，一会儿又穿过客厅去了卧室，一刻也不停下，嘴里“叽里咕噜”的吐词，没人能听懂。
期间，他再一次穿过客厅时，看到外公正在找东西却一直没找着，他直呼母亲的名字：“你（外公）问她。”说完，掉头去了另一个房间。
看到这里，你或许已经猜到了什么。不错，小伟是一名精神病人。这个刚满16岁的孩子，被诊断出精神疾病已有5年。持续的药物治疗，并未让小伟的病情好转。最近两三年，他常在晚间大吼大叫，或是将收音机音量调到最大。
有邻居抱怨说“我都要崩溃了”、“我都快变成精神病人了”……一位楼下的邻居索性将孩子送进寄宿制学校，尽管孩子才上五年级，除了担心孩子的睡眠质量，她更担心的是，与精神病人做邻居，孩子会不会面临潜在的暴力危险？
长期接触精神病人这一特殊群体的人士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不是所有的精神障碍患者都具有暴力倾向，大约只有百分之十到二十左右，不过，对于少数一些处于发病期且具有伤害他人或伤害自身的风险的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有义务送患者进行住院治疗，而对于处于稳定康复期病人，邻居应该多包容多理解，患者具备正常沟通能力和思维意识时，就一些邻里矛盾，可以和患者家属及患者友好沟通，换位思考、相互理解，而政府与社会也应为康复者重返社区、社会助一臂之力。
▲小伟（右）和他的外婆（左）
邻居是精神病人
和精神病人做了多年邻居后，李秀（化名）最终选择了逃离。
李秀的小区，是阆中城里一个拥有200多户居民的老小区。因为房子此前一直对外出租，她最初并不知道自己楼上的邻居家里有一位精神病人。直到自己住进房子，一次偶然发现楼上的邻居浇花时竟然灌太多水，以至于水直接流进自家客厅，“就像水帘洞一样”。
后来，她从小区其他居民口中得知，楼上邻居家的孩子小伟是一名精神病人。一开始，李秀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顶多自家阳台的遮雨棚上，时不时多出一些楼上少年扔下的果皮、餐巾纸……
直到最近两年，李秀觉得自己和精神病人做邻居的经历让她快要崩溃了，“以前白天无论如何吵闹，我都忍了，但是现在晚上也在家里大吼大叫，重重地踩踏地板，把收音机音量调得很大……”
“他就是个孩子，那么小，怎么办？”无奈之下，李秀选择了逃离。去年秋季开学，她将儿子送去了城里一所寄宿制学校，这可以保证儿子的睡眠质量，更让她觉得必须如此做的理由，是尽量消除儿子身边的潜在威胁，“万一他（精神病邻居）哪天把人打了怎么办，他是精神病人，你去找谁负责呢？”
最恐怖的一次经历，发生在今年春节期间。李秀回忆，晚上9点过，门外传来重重的敲门声，李秀听声音辨出是小伟被家人关在了门外，正在敲打他家的防盗门。“敲门声大得很，就连我们楼下的窗户都在震动。”李秀说，在她的惶恐不安中，邻居家的房门却一直没有打开，让她没想到的是，小伟继而又下楼敲打自家房门。
“当时我吓得不得了，就躲在屋子里，也不敢出去，他走了后，我还打电话报了警，警察最后也来了，建议我们找居委会协调。”李秀事后得知，平时负责照顾小伟的外公当晚因病住院不在家，小伟被关在了门外。
经过这件事后，如果下班晚了，李秀干脆不回家，直接去住在另一小区的母亲家里睡。一位与李秀住同一栋楼的邻居也抱怨：“自己都快被折磨成精神病了，（小伟）每天晚上都大吼大叫的。”
李秀说：“我们不是没同情心，我们只希望他的监护人也顾及一下邻居的感受，该让孩子进医院接受治疗，别耽误了娃娃。”
老马心里也明白，外孙的这些异常举动，肯定会影响邻居，他说：“没有邻居来找过我们，他们也知道，他（外孙）有病，很多人也都理解”。不过，一位小区的物管人员表示，曾有小区居民向他们抱怨小伟影响其他居民生活，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
一直在治疗
老马一家现在所住的房子，是小女儿买的。平时，家里除了老马夫妇俩外，就是大女儿母子俩。大女儿系智力残疾二级，外孙小伟精神残疾三级。如果没有患病或是病情靠药物得到了控制，小伟现在应该上高中一年级了。
“自从他得病之后，就一直在吃药治疗。”老马回忆，小伟是上小学六年级时发病的，当时正值春节期间，前一天晚上，一大家人还在一起吃饭，第二天，女婿便打电话，称小伟连家人都不认识了。随后，小伟被诊断患有精神障碍疾病，至此之后，小伟每天必须服用治疗精神类疾病的药物。
“他还那么小，我想的是，如果药物能控制病情，肯定要让他去学校。”老马当过知青，他希望外孙能多学习一些知识，2015年，学校老师找到老马，称已上初一的小伟，竟然连“男女厕所都分不清楚了”，老马知道这是外孙生病所致，他随后将外孙接回家里。
小伟的病情正在逐渐加重，药物的剂量也在逐渐增加。采访期间，小伟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嘴里“叽里咕噜”说着家人听不懂的话语，他一会儿走到厨房，一会儿又傻笑着穿过客厅走到卧室，一刻也不停下。期间，当他再一次穿过客厅时，看到外公正在找一件东西却一直找不到，他直呼坐在小板凳上的母亲的名字：“你（外公）问她撒”。说完，掉头去了另一个房间。
据成都某医院给小伟开具的“门诊病情诊断证明书”显示，小伟患有精神障碍疾病，小伟的残疾证信息显示：精神残疾三级。
老马特意制作了一个吊牌挂在小伟的脖子上，上面写着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此前，小伟常溜出家门又找不到回家的路，家人半夜外出寻找是常有的事。现在，老马晚上睡觉必须从屋内将房门锁上。小伟随身挂着的吊牌上，没有“精神疾病”的字眼。老马解释说：“别人看了不好，只要看到信息给我打电话就好了”。
小区里的大部分居民，已经习惯了精神病患者小伟的存在，白天，小伟会下楼和小区里的孩子一起玩耍时，“（小伟）没有打人，见到我们，他会打招呼喊‘婆婆’或‘嬢嬢’，得了这种病，真是可怜”。
老马最怕油菜花变黄的季节，按惯例，小伟的病情会在这个时节反复。“怕他发疯。”老马提前去阆中一家治疗精神类疾病的医院，找医生开了一大堆药品回来，“现在他长大了，要给他加重（药物）剂量”。
小伟虽没动手打过小区里的其他人，但多位小区居民表示，前不久，曾亲眼目睹小马对其亲生母亲施暴。
▲小伟的胸前挂着写有家庭地址和联系方式的吊牌
潜在的危险
老马承认，外孙确实对家人有过施暴，而且不止一次。
最近发生的一次暴力行为，是小伟在小区里玩耍时，找一旁的母亲要100元钱去买乒乓球拍，但母亲身上没有钱拿给他。他开始抓扯母亲的头发并对其殴打，最后，几位居民合力才将其拉开。此前，他还曾拿菜刀砍伤母亲的额头。去年，小伟将外婆绊倒致使其左手臂骨折，至今仍打着石膏。
“我们都怕他得很，不敢单独和他在一起，稍不顺意，就要打人。”说这话时，小伟的外婆身体有些发抖。2月20日晚，就在记者前往其家里采访前，小伟找她要20元零钱，她只能乖乖拿钱，“不给他，他就要打人。”
“他打他妈和外婆，很多时候是喊她们去找他爸爸，他说要去打他爸爸。”老马说，小伟怕自己，从未对自己施暴，他是这个家里唯一能“镇得住”小伟的人。
每天早上，老马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时叮嘱小伟吃药，然后做一家人的早餐，洗碗，收拾好厨房的刀具。出门买菜时，老马会将小伟带到楼下的小广场上，买菜回来后再将小伟带回家里，“不敢把他留在家里，怕（小伟）打他妈和婆婆（小伟外婆）”。
2月20日晚，记者在小伟家里采访期间，身高1米75的小伟独自去了厨房间的阳台上，大声吼叫。
“你听不听得懂他说的啥？”老马望着记者。
记者摇头。
“他是在说一番、二番、七番八番，这是他白天在小区里看人家打麻将，听别人这样说了的。”老马说，外孙类似无厘头的大声说话吼叫，一般断断续续持续到晚上九点左右。
老马已经习惯了居民们背后对他这一家人的指指点点。他叹了一口气又摇头：“谁也不想自家的孩子变成这个样子”。天气好的时候，老马会骑上电动三轮车，载着外孙到江边去走一走。“他这种情况，老是在家里待着也不行。”老马看了一看小伟，又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头。
▲小伟的残疾证
消失的女婿
自小伟患病后，因为女婿外出打工，老马便将女儿和外孙接到家里一起生活，方便照顾他们。
大约三四年前，老马一家与女婿失联了。老马曾带着小伟去女婿老家寻找无果，但亲家母说“自己也不知道”。老马说，平时给小伟买药治病的花费，基本上都是靠老伴的退休金，好在小女儿平时会给家里经济补贴，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开销。此外，残联每个月会发放一定的补贴，政府也给家里办理了低保，逢年过节还会给予一定的慰问金。
说到失联的女婿，70岁的老马有些气愤。“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能管他（小伟）几年？”老马也想过，将小伟送去精神病医院，但他通过自己的渠道去打听了之后又犹豫了，他觉得将孙子送进精神病院是件很残忍的事情，可能会被其他病人欺负，而且一些除去报销和补贴部分的自费费用，也是家里的一笔负担。
“再说了，把他送进去，将来病情好转了，谁去接他？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前不久，老马去申请了法律援助，到法院起诉女婿，希望以此让女婿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届时再商量如何安置小伟。
2月20日，老马所住辖区居委会一位张姓负责人说，他们也了解老马一家的情况，确实情况特殊，对于小区有居民反映小伟夜晚制造噪音扰民的事情，他说居委会也只能做协调工作，“那个孩子有病，邻居们也要理解”。
红星新闻记者曾联系阆中市残联和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均表示在对精神病人的治疗上会提供相应的补助。阆中市残联的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小伟的情况，可以到残联申请免费的药物治疗，如果住院治疗，前三个月可以免费。
专家观点
遇到邻居是精神病人，该怎么办？在知乎网站上以“精神病人”、“邻居”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发现有很多网友都有类似的经历，而网友们给出的建议大多是尽量和对方家人沟通，同时要保护好自己，实在不行，搬家也是一种选择。
南充市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科主任胥卫东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每年春天油菜花开和初秋季节，是精神病人发病的高峰期，对于小伟每天在家里大吼大叫的情况，是处于发病期，家人就应该及时带他到医院接受系统的治疗，这对缓解病情肯定会有一些帮助，经过治疗病情好转之后，再带回家里进行康复休养治疗。
“精神病人因为其发病症状中幻听、幻想、稀奇古怪的言语行为、以及阴性症状疏懒退缩导致衣衫不整，社交能力欠缺等自身因素，以及被部分媒体标签化了的暴力形象，使得大众对这个群体产生歧视和恐惧，但不是所有的精神障碍患者都具有暴力倾向，大约只有百分之十到二十左右。不过，对于少数一些处于发病期且具有伤害他人或伤害自身的风险的精神障碍患者，根据《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家属或其他监护人有义务送患者进行住院治疗。”上海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黄丹琪觉得，老马不愿送小伟进行住院治疗的做法欠妥，小伟这些年来病情加重很有可能是缺乏系统性的治疗所致。根据《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我国目前提倡“病重治疗在医院、康复管理在社区”的康复管理模式，经精神科医生评估应对其实施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者，应该实施系统、科学的住院治疗，因为在住院治疗过程中，医生可以全方位对患者的发病症状、服药有效性及其他副反应有一个充分的了解，也会针对患者病情调整药物和用量，以达到一个最好的治疗效果，就算是稳定期的患者仍需要长期维持剂量服药，家人不能代替医生做主，来决定病人是否需要住院，服用什么药物，更不能擅做主张停药。
黄丹琪长期接触精神病人这一群体，她目前是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的一名精神医疗社工。黄丹琪觉得，面对发病期病人，经评估确实有伤害他人风险的，监护人应及时送入院治疗，若情况严重的，家属或居委会可以联系公安机关送入院进行保护性治疗，而对于处于稳定康复期病人，邻居应该多包容多理解，患者具备正常沟通能力和思维意识时，就一些邻里矛盾，可以和患者家属及患者友好沟通，换位思考、相互理解。
“其实很多精神病人生存状况堪忧，他们其中很多发病年龄早，导致无法上学上班，结婚生子更是奢谈，被家人抛弃了的精神病人甚至在病院度过大半辈子直至死亡，精神病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在黄丹琪看来，其实康复期的精神病人也和正常人一样，想要交朋友，想回去上学工作，大众对待这个群体不要标签化，除去症状方面的特殊性，精神病和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慢性病一样，发病就去治，康复期服药维持病情稳定。此外，政府与社会应该为病人康复提供更多的人力、场所及服务，为康复者重返社区、社会助一臂之力。
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