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梨子
URBANUS源于拉丁文的“城市”，这个在事务所成立之初即被确立的研究主体在长达20年的时间中，贯穿了都市实践所参与的近400个重要的建筑和规划设计项目。本期专辑梳理了都市实践近十年的作品、城市研究及展览，呈现了URBANUS都市实践第二个十年的思考。
UED116期《都市 · 共生：都市实践第二个十年》
2019年2月16日下午3:00，URBANUS都市实践20周年系列活动之“都市会客厅”圆桌对谈下午场在北京E6·本土一间如火如荼的进行。上篇文章中我们呈现了建筑界的热点话题：中年危机，各路建筑师各抒己见，试图为年轻一代建筑师找到答案。今天的内容是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长苏丹开启的：如何在变幻的现代性中寻找到建筑创作的突破口。
“都市会客厅”下午场圆桌会谈现场 © UED
“现代性“这个词语我们并不陌生，众多理论家站在不同学科的立场上，对现代性的具体体现与演变做出了不同的定义和理解。但正如苏丹所说，现代性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在建筑与城市设计领域，“现代性”从过去到未来都将是影响我们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包含了尖锐矛盾的冲突，我们一方面享受“现代”带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便利的生活，另一方面这趟冷酷无情的快速列车又成了对文化、个体生活等的囚禁空间。我们深陷泥潭之中，该如何保持冷静客观的思考？从社会性的角度出发也许能够找到答案。
苏丹：现代性纵然无解
但基于社会性的实验建筑也许有意义
苏丹 © UED
“改革开放”过去40年了，而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根本就没有进行，还是一片蛮荒。社会的进步是假象，现代性中的很多症结是人类无法解释的，就连哲学家也没有给出一个很明确的定义，所以在现代性的探讨上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可能，而实验建筑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此。“都市实践”不是一个以建筑本体不断地建造自身的机构，在现代性的过程中其价值显见，这一点和艺术很像。
今天的艺术是从社会学出发的，其推动力是当下发生的现象、事实和焦虑。我想都市实践就是这样产生的。深圳不是一个古老的城市，在特殊历史时期快速成长为一个城市的时候、在没有完全城市化的时候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城中村。面对这种城市现代化的过程，出现了一些非常手段——利用高密度、私搭乱建等方式形成边缘人口最易于立足的地方，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美学、空间肌理及社会问题。都市实践立足于这些问题尝试各种各样的实验并且取得可喜的成果。而今天建筑又遇到了新的问题，即从如今的现象去寻找突破口变得困难，那最好的方式也许是回到原点，重新认识什么是城市，什么是建筑，但是放心，由此产生的形象一定是崭新的，不会重复过去历史的样式。
崔彤：从社会学出发的试错也许是新的出路
崔彤 © UED
都市实践不是用艺术家的角度来看建筑，也不是从建筑的角度去看城市的，他们是从民众出发的，作为中国建筑师，他们能够认识到建筑最根本的问题是为了别人，这就成就了自己。
我看到他们面对眼前的社会，提前嗅到了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气息，这是建筑师应有的分辨率和敏感度。一个城市的发展很难预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坚持自己的集体主义很难得。我们的城市像肿瘤一样在蔓延，很多问题我们自己也无解，很多经验都失效了，这时候都市实践给了我们第三条路，就是研究性、实验性的设计，确实不一定都正确，但是没有这些试错的过程就不会有往前走的路。
徐卫国：基于社会性的创造是中国建筑师特有的财富
徐卫国 © UED
都市实践最难能可贵的是立场，是对社会最底层、最被遗忘的矛盾的关注和对这种复杂性所表达出的探讨。他们的作品中我最欣赏土楼公社，它让我想起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城市旁见过的犹太人公社，使我感受到了一种城市边缘人士抱团取暖、相互依存的社会组织方式。
所以如果让我评论的话，我会更深入的挖掘城市问题和他们作品形式组织之间的关系，因为建筑形式的来源之一是社会性，就是说基于社会矛盾也许可以找到一种形式，这是中国建筑师特有的设计方法，也是完全不同于欧洲和美国的独有的财富。未来中国社会仍是危机四伏、矛盾激化，基于此一定能够创造出新的形式和新的建筑观念。
王辉：我们的代表作品都是基于社会性而成立的
王辉 © UED
都市实践确实有很强的社会性导向，仿佛是以一种社会性的方式来做建筑并且做出了一些成果。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价值本身是不是在变化？这是我们站在二十年的关口上必须反反复复思考的问题。因为对于建筑师而言，能够认识社会疾苦、政治正确，并不意味着必然延伸出对应的方式方法。但这二十年来，我们从显意识和潜意识层面都是这样做的。今天来看，我们事务所具有代表意义的十个作品，共同包含的内容就是“社会关怀”，即有了社会性的维度以后，我们的作品才成立。这二十年我们也仿佛练就了一些方法和手段，能够把一些社会性问题翻译成建筑语言，我觉得这是一个宝贵的财富。刚才徐老师说我们要坚持自己的导向，今天面对大家的批判，我突然感觉内心也涌现出一些要坚持的想法。
立足社会性，以实验建筑的方式介入现代性的探索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方式，确实可以产生一些优秀的、革新的作品。嘉宾崔彤在谈话中讲到：
“都市实践让我们认识到时代的分野，他们做的实践和过去中国建筑界是完全不同的，他们设计的是新的城市形态和生活形态。”
座谈会现场 © UED
周榕：都市实践二十年前对于城市生活理解的复杂度远远高于中国在那个城市发展阶段的大多数人，但过去二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巨大的裂变，人群分层，出现了亚文化部落，这部分由于高速迭代、自生长产生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这些人的认知范畴。什么是理想的城市生活？我们的城市整体生活现在越来越沉闷、没活力，逐渐被硅基世界所取代，我们碳基城市走投无路，作为一个以“都市”为招牌的事务所，能够在实践中提出什么对策呢？
孟岩：就像王辉说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在“顶端”和“底端”之间进行选择，而中间赤橙黄绿青蓝紫所有的光谱是完整的，无论是空间上还是时间上任何一个人都能享受这个城市的一份额。这就是一个好城市。这个城市在今天的中国不存在。
就像大芬美术馆最主要的思想是试图通过美术馆的平台空间连接周围所有社区，这是比形式、材料等都重要的。我们有意识地设计了三条穿过美术馆的桥，其中一条连接周围社区和后边的小学，但是这条桥到今天为止没有通，这就是现实。那我们做的这些有什么意义呢？建筑的寿命那么长，二十年后会不会开放谁又会知道呢？这就是我预留的条件，我能做的就是预先把城市中建筑的接口留好，留给后边的人更多机会，仅此而已。我把我能做的事情都做好留给未来，我不讨好当下人。
王辉：都市实践自己的对策，第一就是坚守“空间正义”。都市实践的第一个项目是地王大厦广场，当时在那样一个麻木的蓬勃发展的社会里，我们获得了公共资源的支配权，我们把这个权利让给了步行者。这本身就是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什么是“空间正义”呢？就是被社会忽视的对象能够借助社会资源去照顾。第二点是面对被社会追捧的东西拥有批判的眼光、论点和手段。再就是试图改变社会对空间决策性的系统，比如说自上而下的系统。我一旦获得发言机会，我一定会毫无顾忌地去宣讲我们的观点。我做了一辈子建筑，想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影响决策者，甚至是未来“流浪地球的联合政府”，这些年我们也取得一点点成效，这难道不是变化吗？
朱荣远：其实在OCT项目中都市实践用设计创造了一种演变和生长的机会，再加上华侨城、规划局、政府等一起努力，这个区域的活力才能实现。就拿雄安新区来说，设计之初大家也在探讨新区的生活模式，但是只靠建筑设计是完不成的，如果没有制度、标准、共识，更不可能。
刘晓都：设计师想要解决一件事，一定要想出一个最好的办法来让它开始，每次都要创造一个裂缝，然后滴盐酸让它开始腐蚀，加速变化。双年展是南头古城的机会，我们介入后做了一些作品，你单独看某一个建筑就会陷入刚才关于是否创造新生活的争论，但是社会、城市这么复杂，人无法了解整体，所以必须进行想象和推理，推到某一个远处去看是不是具有期望的效果。我们所做的事情也许未来就能导致社会学家、政府去改变。
“我今天就是想推动一下大家对这个话题的思考，如果不推一下，下一个十年也许还是一样，我们需要变轨，今天是我开过的最浪漫的研讨会，话题渐行渐远渐无穷，非常有意思。都市实践的未来的十年其实和中国的未来十年情况差不多，没有人知道他们会到什么地方去。曾经都市实践和中国的发展很相似的，都有清晰的目标，前边有领跑员，我们只要跟着就行，但是现在前边跑的人会跌倒，也会和我们平行，甚至前边也许就没有领跑员了，那我们该怎么跑呢？最近很火的《流浪地球》给我最大的启示是：未来想要存活得占据主发动机，都市实践曾经在2005年前后扮演过中国建筑发展的主发动机之一，但过去十来有些动力不足，今天在场的各位为你们增加燃料，希望你们能重启，重新扮演中国建筑主发动机的角色。
——周榕
◢ 关于都市实践 ◣
刘晓都与孟岩、王辉于1999年共同创立URBANUS都市实践。URBANUS都市实践力图为新世纪建筑和城市所面临的新问题提供新的解决办法，并通过广泛的实践来发展和完善其建筑设计理念。都市实践作为新一代建筑师的代表能够脱颖而出，一方面以具有国际视野的思考和抱负与全球同行及合作者对话，同时也是彻底地扎根于本土的在地实践，因而得以将其对当地文脉的深刻理解植入其实践，最终目标是促成真正意义上的影响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