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批:民间百年跨国两地书

侨批 2013年6月19日,由中国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经联合国教科

侨批

2013年6月19日,由中国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评审通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中国第8项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档案文献遗产。

对一般读者而言,“侨批”“银信”似乎都是陌生字眼,这是潮汕、闽南地区的方言。有一首在两省广为流传的民谣这样唱道:

批一封,银二元,叫妻刻苦勿愁烦,仔儿着支援,教伊勿赌钱,田园着缴种,猪仔哩着饲,待到赚有猛猛归家来团圆。

歌谣唱的是远在海外的华侨对国内亲人的挂念和殷殷叮嘱。其中,“批一封,银二元”说的就是“侨批”。

侨批,又称“番批”“银信”,是旅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及后来的金融邮讯机构,寄给国内亲属的连带附言和家书的一种特殊汇款凭证,简言之就是“银信合封”,即汇款和家书的结合体。侨批在广东潮汕、江门、梅州及福建厦门、晋江、泉州、漳州等地分布广泛。因潮汕语和闽南语中都将“信”读作“批”,故而海外华侨与家乡的往来两地私人书,便称作“侨批”。

批信常寄来

 侨批大规模盛行于19世纪中叶,止于20世纪70年代。它不同于普通的“批”,顾名思义,有“侨”才会有侨批,所以要追溯侨批的起源,就要从粤闽华侨说起。

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风起云涌,海上贸易迅猛发展。从那时起,粤闽东南沿海一带的百姓便有“漂洋过海,过番谋生”的传统。到了明清两代,为了躲避战乱和灾害,又有更多的潮汕、闽南人背井离乡下南洋讨生活。1840年鸦片战争后,广东被迫开放。与此同时,美国、加拿大等国陆续发现金矿,东南沿海地区的青壮年更是纷纷离开家乡,父子同行、兄弟携手出洋闯世界。据《汕头海关志》载,1864-1911年间,“潮汕地区约有294万人离乡别井,远涉重洋谋生”。

当时,漂洋过海的百姓,都是抱着挣钱养家糊口的美好愿望赴海外谋生的。但谈何容易,环境陌生,语言不通,前途未卜,所以,早期出洋的大多是来自社会底层家庭的壮劳力。他们在陌生的国度里,只能凭借勤俭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做一些挖矿、割胶等苦力活儿,艰苦打拚创业。而年迈的父母和弱小的妻儿则留守在家乡,这就造成了千千万万个家庭隔洋分居的状况。

月有阴晴圆缺,相聚又在何时。隔海相望的亲人,只有在无尽的思念和苦苦的等待中煎熬。“凡远走他邦求食,来往之函最为要也,见信即见面无异”,渐渐地,一种连接海内外亲人之间的特殊纽带悄然形成。

欢喜船入港,透早就起航。悲伤来相送,送君出洋人。眼睛看海水,我君船要开。相对流目屎,何时君返归。我君到番邦,批信常寄来。日夜心焦烦,月缺何时圆。

这是福建泉州的一首民谣,唱出了国内侨眷对海外亲人的牵挂,也唱出了他们对海外来信的期盼与渴望。而独自远走他乡的海外华侨,对国内亲人的惦念则更深更切。

中国人一向有“百善孝为先”的传统伦理,因此,华侨初抵目的地,一方面迫切想向家里报平安,另一方面,便是强烈渴望迅速寄款回家,哪怕只有一两元,哪怕是先借后还,也要恪尽自己赡养家小的义务。他们克勤克俭,舍不得为自己花一分钱,却将攒下来的血汗钱全部寄回国内。福建有一首民谣《番客歌》就唱出了华侨们的艰辛:

为着生活才出外,离父母,离某子。三年五年返一摆,做牛做马受拖磨;想着某子一大拖,勤俭用,不敢乱子花。

当时,南洋各国及国内的金融邮讯机构尚未建立或极不完善,所以,海外华侨向国内亲人递送“侨批”,只能借助民间应运而生的水客。

水客与侨批局

水客堪称侨批业的先行者。当年粤闽沿海一带对外交通主要依靠外国汽船,因船头被油漆刷成朱红色,故而俗称“红头船”。往返一次须经岁。早期出洋的华侨大多没读过书,想向国内亲人汇钱,却不知汇兑办法,而且国内邮局和银行又不发达,侨眷们所住的乡村甚至没有确定的门牌号码。于是,从大约17世纪初,就有一批人专门乘红头船往来于南洋和国内潮汕、闽南地区之间。他们或是到华侨集中的矿山、农场,或是以自己在国外寄宿客店为据点,向同乡宗亲收揽带给国内眷属的现款。为了便于办理,他们在收取款额时常常让委托人用片纸写明所交眷属的姓名、地址和款额数,或加上几句简短的附言,这就是最早的侨批。这些人则被称为“水客”。

写批塑像

送批塑像

拣批塑像


接批塑像

水客的活动,俗称“走水”。他们递送侨批的方式,一是将批信和批款直接送到侨眷手里;二是用批款在国外采购成货物,回家乡出售换回现款后,再按原款额交付给侨眷。侨批送抵国内侨眷后,侨眷还要写回批(即收信回执),并由水客带回南洋,交到汇款人手里。经过这样一个“往返”流程,这单生意才算完成。有时,水客也会从国内带着新人来南洋,帮助他们寻亲求职。这种兼营招工的水客被称为“客头”。

水客的酬金一般依据批额的3-10%,向托寄的华侨收取。“一年大小两三帮,水客往返走海港。”一年之中,水客回国一般分为6次,逢年过节的正月、五月、九月,华侨向国内汇款比较多,数额也比较大,被称为“走大帮”;平常日子的二月、七月、十月,所接单子少, 称为“走小帮”。“走大帮”时,因业务较多,专业水客有时会雇请伙伴来帮忙解送侨批。19世纪至20世纪初,水客业达到了鼎盛,仅广东汕头一地,水客就有近千人。

早期的水客因为都是熟人乡亲,所以恪守信用。但随着国内出洋人数的增多,水客逐渐满足不了华侨们的需求,需要临时雇人做帮手,造成了人员良莠不齐。有的临时水客行踪不定、人品不佳,不仅损害了水客的名誉,更让华侨们心存疑虑。于是,一些托寄大宗批额的华侨便自己雇专人递送。有时,他们也把同乡亲友的批款集中起来,统一由专人携带回乡。渐渐地,承办这种业务的生意量越来越大,于是,他们索性成立了海内外相连的侨批经营网络私人金融机构——侨批局,专事投款托书的侨批业务。

侨批局有银信局、侨信局、信局、批馆、汇兑庄等多种称谓,发展迅速,成为侨批业的主力。侨批局多以瑞、丰、安、昌、盛、兴等吉祥兴隆的字词作店号,并设有连接国内外业务的严密组织。其运转流程为:收集信款、头寸调拨、承转、派送解付4个环节。笔者在位于广东省汕头市的侨批文物馆展厅,看到一组4尊雕像,分别是写批、拣批、送批、接批,形象地再现了侨批传递的过程。

批脚的三件宝——批袋、竹篮、雨伞

早期到海外谋生的华侨,尽管多数是文盲或者半文盲,但他们牵挂国内亲人,思乡之情浓重,所以写信频率仍然很高。他们先是请识文断字的老先生代写批信,然后通过侨批局带回国内。家乡的侨批局接到侨批后,按照不同的收信地进行分拣,再由“批脚”(即侨批送递员)跋山涉水递送到分散在各个村子里的侨眷家里。侨眷们接到批信和批款,自然是喜不自禁。见字如面,他们仿佛看到了海外的亲人。同时,批款更是解决了他们生活上的燃眉之急。

被称为“批脚”的送批者,都有很强的职业责任感。他们经年累月在外奔波,风餐露宿,风雨无阻,批袋、竹篮、雨伞就是他们永不离身的三件宝。批脚们的诚信,更是令侨眷啧啧称赞。福建侨乡流传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乘船送批的批脚,途中遭遇台风,他与随身携带的侨批一起沉入水中。所幸被同乡救起,捡回一条命。但他深感责任重大,为了解送侨批款项,他回乡后变卖田产,兑换银元,并凭借记忆,将款额一一赔偿给侨眷。

20世纪30年代,随着国内银行业的发展,一些银行也开始介入侨批经营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加强了对侨汇业经营的规范化管理,至20世纪70年代,侨批业正式归口银行统一办理。这标志着自清代以来,经历了近一个半世纪发展演变的侨批业,完成了其特定的历史使命。

侨批背后的故事

作为民间私人书信,侨批的数量蔚为大观。粤闽两地申报《世界记忆名录》时,报送的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侨批就多达16余万件,其中又以广东省侨批保存量最多,约15万件。

侨批分为华侨寄回国内的“来批”,和侨眷寄给华侨的“回批”。“来批”主要寄自华侨比较集中的东南亚地区和北美洲的不同国家,所以,款额所涉及的币种也是五花八门,种类繁多。

红条封

侨批的外观无异于今天的信封,所不同的是,正面除了写明收信人的地址、姓名和寄信人的姓名外,还要注明汇寄的款额和简短的寄语。批封设计独具匠心,一般都是在象征吉祥平安的“红条封”背景上,套印带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表达长寿、富贵、亲情等各种吉祥意境的山水花草和动物图案,带有浓厚的中华文化意蕴。侨批大多为手写,右上角或左下角,还会盖有如意、吉祥、竹报平安等内容的“压角印”。所以,批封上会留存诸如字体风格、书写习惯、异国邮票、私家印鉴、列字编号等许多历史标记。

侨批局成立后,批封背面又增加了批局的印戳、宣传广告等内容。华商以“信”“义”为立业之本,这也是侨批业的经营理念,一些侨批局甚至直接在印制的信封上,盖上“信”“义”的印戳,还有的信封上直白地印着“送到批家,概分大银,无取酒资”等信用戳记。当时批局的宣传广告,也大多以“信用卓著,汇价公平,递送快捷”吸引顾客。一家批局在泰国报纸上刊登了这样的广告:“专收闽台各地侨批,价格便宜,回批快捷,诸君惠顾,无任欢迎。”一家兼营侨批业的茶庄广告是:“汇价公平,信用稳固,手续简便,迅速达到。”

侨批的行文,新中国成立之前多用浅显的文言文,新中国成立后,用简洁的白话文居多。为了便于在邮寄、中转、投递过程中具体细致地管理侨批,侨批局还对批封进行列字、编号,用《千字文》中文字的先后顺序,标明侨批帮次的先后顺序。

一封侨批,就是一个精彩故事。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的侨批发源于民间,流传于民间,收藏于民间,数量可观,记载翔实,内容包罗万象,大到世情、国情,小到乡情、亲情,既反映了华侨们在海外谋生的酸甜苦辣,又记录了华侨家庭的生活、生产、迁徙、发展的过程。

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强调的是个人对家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在漫长的岁月中,侨批就像一根红丝线,联结着海内外亲人之间的血脉亲情。华侨们在外艰苦打拚,目的就是要恪尽赡亲养家之责。所以侨批的内容,尽管有时代风云和异域风情,但永远不变的是情真意切的子孝母慈。所以,“平安批”“赡养批”很多,几乎每一封侨批都表露了华侨对家人的思念牵挂,并向家人报送平安,请家人放心。同时,也有华侨对自己未能在家中侍老养小的愧疚。一封侨批这样写道:

慈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儿自别家庭,一路平安到步,不用介意矣。惟望大人玉体康强,家中老幼平安,舒可少慰不念。

一封抗战时期的侨批这样写道:

男在外身子粗安,切勿介意耳。遥想大人年迈以及家庭一切全赖吾母维持,男未能在家奉侍,老迈受苦,为儿子者罪职重重。时时念之,为之一叹。此时中日战事潮汕一带有何影响,见信之后须欲示明为要,方免男在外经朝愁叹。经封叻轮归国之便,付批局带呈一信外并国币十元,至时查收,以应家中之用。

此外,侨批中还有父亲为刚出生却未曾谋面的孩子取名的;有儿子问候年迈双亲的;有父亲要求赎回被卖女儿的;有父母鼓励儿子发愤读书的;也有国内侨眷惦念海外亲人,终日以泪洗面、望眼欲穿盼儿早日回归的……

一封封侨批,浸透着海外华侨的血泪和汗水,蕴含着他们对祖国、故里和亲人的一片深情。纸短情长,薄薄一纸信笺,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今天读来,仍令人感受到文字背后的情感力量。

侨批中也常常会有对侨居国社会百态的简单描述,以及介绍当地民俗民风、生活习惯和行为理念等内容,或是推荐侨居国的民间建筑式样和居住环境,特别是国内亲属欲盖楼时,华侨们都会寄来侨居国的建筑图样,或直接绘制“屋宇改格图示”,供家乡亲人参考选用。所以,在闽粤一带的侨乡,至今仍能看到很多散落在稻田之间中西合璧各种式样的碉楼。

壮劳力都漂洋过海下南洋了,留守在家乡的老老小小侨眷们度日更加艰辛,唯有依靠从海外寄来的“批款”生活。广东台山侨乡有这样一首民谣:

爸爸去金山,平安多寄银。有钱快快寄,全家靠着你。

据《潮州志》记载:“潮人仰赖批款为生者几占全人口十之四五,而都市大企业及公益交通事业各建设多由华侨投资而成,内地乡村所有新祠厦屋更有十之八九系侨资盖建。且潮州每年入超甚大,所以能繁荣而不衰落者,无非赖侨批之挹注。”

据资料显示,1930年仅从泰国汇入潮汕地区的侨汇就达4000万人民币。20世纪30年代,侨汇几乎占福建华侨家庭收入的80%,通过侨批汇来的这些款额,甚至是许多侨眷家庭维持生活的唯一来源。

所以,华侨们在海外日夜劳作,节衣缩食努力攒钱,只要有机会,就要通过侨批局将钱寄回家中。有时侨批局统一汇款时,有的华工尚未发薪,他们只要告知要汇的款额,侨批局就会先垫付寄出,待华工发薪后再还,既不需要担保也不需要抵押,充分体现了“信”。

汇款主要用于抚养家小,孝敬老人,接济亲属,子女读书,偿还债务等。但批款寄回国,寄给谁,分给谁,也是很有讲究的。所以,批信一定要注明接批人,以及根据亲疏之别确定的分赠对象及分赠款额。接批人一般是所赡养和照顾的一家之长,或家中的至尊。比如,若祖母在,侨批就不能直接寄给母亲收;若母亲在,妻子就只能是分款对象。但儿子比母亲重要,排名要在母亲之前享受批款。

侨批的抢救与保护

都说“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由此可以想见,原本散落在潮汕及闽南等地的民间侨批数量,以千百万计都不为过。然而情况并非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及侨批业中止经营,加上无以克服的天灾人祸,大部分侨批都遭到销毁的厄运,即便侥幸存留,也因保存不当而破损、烂掉。有鉴于此,对侨批的抢救迫在眉睫。

广东省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是专事潮汕文化研究的民间机构,但他们的资料库里,具有浓郁潮汕特色的侨批尚是缺憾。1994年4月,工作人员听说澄海邮电局一位员工手里存有近万封的侨批件,非常兴奋,“若能征集成功,岂不是填补了研究中心资料库的空白!”于是,几位有责任感的文化老人,启动了艰巨的“侨批文化工程”。

文化工程的第一步是打开征集大门。为此,研究中心领导亲自上门拜访那位员工。双方经过协商,那位员工同意复印一批侨批封,无偿捐赠。就这样,第一批3028页、6210件侨批影本,在研究中心资料库落户。

2000年11月,国际著名汉学家饶宗颐教授应邀到研究中心授课,谈到侨批,他说:“徽州特殊的是契据、契约等经济文件,而且保存很多,历史一过就很不容易找到了。我们潮州可以和它媲美的是侨批,侨批等于徽州的契约,价值相等。价值不是用钱来衡量的,而是从经济史来看的。”

这是专家对侨批价值的明确肯定,坚定了研究中心征集侨批的信心。他们制订方案,迅速出击,一面联络侨联发出征集通告,一面派人到侨乡摸底寻访,力求征集到侨批的原件。经过多方努力,他们终于得到了首批1090封侨批原件。

2002年,研究中心通过多次协商,将汕头市一位收藏家手里3万多封侨批原件,整理、扫描、刻录光碟,并说服他捐赠给研究中心保存,由此成就了研究中心最大一笔捐赠。

作为民间机构,开展文化活动最大的障碍就是缺乏资金。2003年3月,利用潮州历史文化研究传播中心荣誉会长陈伟南先生到汕头之际,研究中心领导详细汇报了侨批文化工程进展情况,并恳请陈先生率先捐资,支援侨批工程。陈伟南慷慨认捐50万元人民币,随后泰国泰中友好协会副会长陈汉士又捐资20万元人民币,侨批文化工程终于可以进入到实质性操作阶段。他们举办了一次侨批收藏者座谈会,提出“有偿转让”“无偿捐赠”“联合出版”三种方式,没想到,短短几天,征集收购就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研究中心共收获侨批原件23000封。

山水封

饶宗颐先生闻讯,致电研究中心,盛赞他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建议成立侨批文物馆。而此时,一些海外华侨又不断送来捐款,侨批专项资金募集总数达到139万元。万事具备,2004年4月,由香港知名人士庄世平先生、饶宗颐教授宣导的汕头侨批文物馆在汕头市落成揭幕,并举办了“潮汕侨批文化图片展”,成为全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2013年7月28日,新侨批文物馆又在汕头开埠发源地外马路18号开馆。

收集侨批,“藏”并不是目的,修文存史,嘉惠后人才是目标。研究中心的创业者们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挽救并为后辈留下这笔灿烂的文化遗产。笔者在采访研究中心时,深深被那些志愿老人所感动。他们都是一些离退休的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年纪最大的已有80多岁,60多岁还算“年轻力壮”。为了潮汕文化的传承,为了侨批的存留,他们不计报酬,不辞辛苦,常常自嘲是“价廉物美,经久耐用”的打工者。2005年,研究中心与广西师大出版社签约,将分期出版体量恢宏的《潮汕侨批集成》。要将杂乱如麻的十余万份侨批,按地域、村镇、收件人逐一进行分拣,绝非易事,更何况参与整理的都是古稀花甲老人。而限于经费,研究中心能够发给他们的“福利”,也只有眼药水和放大镜。这批可敬的文化老人孜孜以求,不断总结经验,寻找技巧,鸿篇巨著《潮汕侨批集成》如今已出版了3辑108册。 他们还创办了学术刊物《侨批文化》,以此搭建研究侨批的平台。

经过多年的努力,具有真实性、唯一性、不可替代性、罕见性和完整性特点的侨批,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2010年4月,侨批入选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评价中称,侨批“对于研究华侨史、家族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金融史、邮政史、中外交通史、国际关系史等具有重要的档案史料价值。”2012年,侨批再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2013年6月,侨批申遗成功,跨入《世界记忆名录》行列。

在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并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16万件侨批档案中,广东侨批有15万件之多,其中约5万件由国家综合档案馆、国家博物馆等公立机构保存,约10万件由社会组织或私人博物馆保存。而由公有机构保管的侨批档案中,仍有一部分属于私人托管性质。为了加强对15万件侨批档案的规范保管,2018年1月,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广东省侨批档案保护管理办法》以广东省人民政府令正式颁布,这是国内首个颁布的对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档案遗产进行保护管理的政府规章。

被视为华侨历史文化“敦煌文书”的侨批,又被国学大师饶宗颐盛赞为“海邦剩馥”“媲美徽学”。毋容置疑,未来,这批具有鲜明特色的民间百年跨国两地书,将会更加凸显其文化遗产的重要地位。

(作者系《中国档案》杂志社副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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