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道路前途是光明的,但过程是曲折复杂的,有在前线奋勇杀敌而牺牲的,也有因对在革命道路上的不同认识而误伤的.闽东的"南阳事件"就是其中一例.

陈挺,福建省福安市白石乡山头仔村人。1932年参加 闽东 兰田暴动，随后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闽东 独立三团特务队队长， 闽东 红军独立师连长，福寿（ 福安 、寿宁）独立团特务队队长，独立四团团长，参加了开辟闽东苏区的斗争，坚持了闽浙边三年游击战争。建国后评为少将军衔.他在回文章中提到当年的"南阳事件":

"1936 年底，闽东革命史上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南阳事件”。在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由于闽东党领导人和临时省委领导人在斗争方针，组织指挥以及一些历史问题上的看法分歧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尖锐，促使临时省委领导人决心以武力来解决两地党和红军的统一问题。这年 10 月间，叶飞同志带着我们纵队到浙江庆元县南阳村开会，没想到叶飞和我们几个支队干部参加他们设办的晚宴时被挺进师同志抓起来，二纵队的一、二支队 100 多名干部战士也被强行解除武装，在一场混乱中随我赴宴的王明星不知怎么让他溜了出来，危急中抢先把驻在村边的三支队人马拉出来，一口气跑回寿宁县的上地洋附近找到了闽东特委常委范式人同志，保全了我们纵队的最后一个支队，使 60 多名战士免受毁灭之灾。

我和叶飞等干部被抓后，一批不满他们行为的队干部被杀害，一、二支队战士则被分散编人挺进师部队。也该我和叶飞同志命大，几天后挺进师部队在押解我们去浙江泰顺临时省委驻地途中，不意遭到浙江敌保安团部队的袭击，混乱中我借机跑出来，回到了寿宁温当洋的特委办事处。第二天叶飞同志也拖着负伤的左腿一拐一拐跑回来了，我们见面时既高兴又痛心，高兴的是我们都活着回来，痛心的是损失了两个支队 100多人。 王明星看看我回来，一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我间他怎么逃出来的，他告诉我，赴宴时他与叶飞的警卫班一起在隔壁一桌，我们那桌被缴械时，他们这桌也被事先埋伏好的挺进师战士围住，当场扭打起来，在混乱中他从人群中钻出来，闪到厅堂外靠院墙的一个柴垛后面，他忽然意识到要把消息告诉在村里的部队，就翻院墙跑出来，跑到三支队一喊，正在吃饭的三支队战士扔下饭碗抓着枪就跟着他跑。他们刚离开村子，挺进师战士就跟着屁股追来了，并朝他们开枪，好在夜色已黑，他们一上山，挺进师战士就没法追上来。"

对于"南阳事件",粟裕大将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一九三六年秋(时间记不准)，我正活动于闽浙边境之庆元县境，刘英同志以临时省委的名义给我送来一封信，要我乘与叶飞同志见面的机会，把叶飞同志押送省委，并派来一支武装监督执行。这个命令使我十分震惊，不知道究竟又发生了什么问题，总觉得双方的矛盾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来解决，不应采取对敌斗争的手段。但我未能坚决抵制，将叶飞同志扣押了起来。当时，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党内存在着混淆两类矛盾的做法，叶飞同志如被押送到省委实在是很危险的。幸喜在途中遇到敌人伏击， 叶飞同志乘机脱险。"

叶飞上将回忆录里也记载了"南阳事件":

"一九三六年初秋，粟裕同志约一我到庆元南阳会面。自我们同刘英同志的会议以后，我还没有见到粟裕同志，我也很想同他谈话。我和陈挺同志率一个连，于中午时分到达南阳，与粟裕同志会合。见到粟裕同志，我很高兴，要向他汇报会见黄道同志的情况和临时省委会议的结果。他说：“好呀，晚上吃过饭再说吧。”

当天晚饭的时候，我、陈挺和闽东的干部都入席了。如同旧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场景，酒过三巡，掷杯为号，预先布置好坐在我两边的人把我抓了起来，把陈挺同志也抓了。我的警卫员拔出驳壳枪，打出门去，报告连队冲出去。我的手脚被捆绑起来，背上还被撑了一根竹竿，不能动弹，就象对待土豪、叛徒一样。在押解我的途中，我几次提出要同粟裕同志见面说话，都未予理睬。后来在路上遇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部队被打散，押解的人忙乱中向我打了一枪，打伤左腿，就把我扔下，自己逃走了。国民党士兵逼了上来，我就从十几丈高的悬崖上跳下去，恰巧挂在树上，没有摔死。陈挺同志也随我跳下悬崖。天黑后，我俩不顾伤痛，赶往闽东根据地，昼伏夜行，整整走了五夜，才到达目的地。"

陈挺,叶飞,粟裕,后来都编入新四军,团结一心在陈毅指挥奋战于大江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