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5日，一位全身心探寻“美是什么”的学者，却冻死在北京一个肮脏的农场。

他就是我国当代著名美学家吕荧。

吕荧

大多数国人可能并不熟悉这个名字，即使有点熟悉，可能早就将他忘记。

我们这个时代，学者、教授很多，但有知识又有良知，有学识又有骨气的并不是很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吕荧值得我们多写写，常纪念。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教授、学者群里，吕荧算不上大名鼎鼎，但对于文革后恢复高考的七七、七八、七九届大学生来说，应该是相当熟悉的。

吕荧原名何佶，1915年，他出生在安徽天长县新何庄，自幼酷爱文学，20岁时，以出色成绩考进北大历史系。

吕荧（右三）在北大校园和同学合影

然而生于那个战乱年代，他的生活注定不会安稳！

1938年北平沦陷后，他流亡武汉，结识了胡风(与他后来命运有关的重要人物)。

胡风

（胡风：1902年—1985年，男，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1949年起任中国文联委员等职。写有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等。1953－1954年，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1940年，在战火纷飞中，他跑到西南联大读书。26岁的他开始以吕荧的笔名发表译作和文艺理论文章，毕业后到四川涪陵中学任教。

抗日战争进行到如火如荼的时期，他到贵州大学创办了《时代周刊》，宣传民主、和平，反对内战，但此举却遭到校方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其他教授都妥协了，唯独他，干脆直接放弃教职，愤然离校，辗转到台湾师范学校。

如果他当时继续留在台湾，那后面的事就没什么好讲的了，不过就是他出版了多少本著作，学界地位几何。

可偏偏，他选择了回大陆，不为别的，只为报效祖国，而他的人生就此彻底改变！

1949年，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吕荧离开台湾经香港至北京，应邀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

吕荧先生的美学研究奠定了山东大学美学研究的精神传统。

他在山东大学主讲文艺理论课程、美学。在讲台上，不苟言笑的他，却自有一种风度翩翩的动人之处，讲课内容丰富、分析透彻，见解精辟，水平绝对一流。

渐渐地，慕名而来的学生越来越多，甚至历史系、外文系的学生也来听课，后来由于人实在太多了，他只好搬到理学院的大教室里去讲课。

在山东大学期间，他还培养了两位著名的学者，一位是当代中国著名美学家周来祥，另一位是著名的红学家李希凡。

周来祥说：我对于美学兴趣和爱好，正得之于先生的启蒙和指导。

李希凡则说：吕荧先生是我学生时期，在文艺理论家中崇拜的偶像。而如今山东大学的美学研究，之所以在全国举足轻重，他功不可没。

而他身上最最最与众不同的，便是他的性格！

1951年，全国批判电影《武训传》（关于武训传的文章请点击），山东大学的师生们也紧随潮流，可他却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武训也是你们山东的一个圣人，他办义学错在哪里？没有钱，到处募捐甚至乞讨，正表现了他对办学的坚韧执着，怎么成了罪人呢？我的老乡冯玉祥就崇拜武训，步他的后尘办义学……”

1957年，他在《美是什么》一文中进一步提出：“美是人的社会意识”。他说：“我仍然认为：美是人的社会意识，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第二性的现象”。

“美是观念”，也许在今天看来，这只是学者个人的一种主张罢了，但在那个时代，敢于提出这种主张，是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独立精神的。

这在当时是被认为是“唯心论”是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背道而驰的。所以有人发表文章点名批评他。

但吕荧并没有胆怯，更没有搞投机，让自己的学术屈从于政治的需要。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竭力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有人说，正是因为这种“独战众数”的独立精神，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结果，对他的批判愈演愈烈，山东大学多次召开批斗大会，但他都“拒不认错”，校长爱惜他的才华，出面劝说他，让他象征性地服服软以便解脱，可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他的学生也劝他说：放下面子，做个自我批评。

他一听就怒了：“我怎么能随便检讨?维护真理能含糊吗？这不是爱面子，我有读者呀，我得对读者负责！”

面对学生们的批判，他总是会气冲冲地辩驳，“这个同学所说不符合事实” ，“这个同学的意见完全错误！”

几天后，学校又准备开批判会，但开会当天他没有到场，原来他早就不辞而别，拂袖离去，一如当年离开贵州大学般的坚决！

结果在1955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由于提出的文艺理论，和“毛 泽 东 文艺理论”不相一致，学者胡风被逮捕入狱。

之后胡风案的漩涡越卷越大，任何与他有关系的人统统被牵连，甚至有的人连胡风面都没见过，仅仅是通了一次信，也备受牵连。

老年胡风

“胡风案”是中国文坛牵涉面最广、蒙冤时间最长的惊天大案，总计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

这年的5月25日，中国文联和作协召开联席扩大会议，到会的有700多人，全是名声响当当的文化名流。

大会以《请依法处理胡风》为主题，主持人郭沫若首先提议，撤销胡风的一切职务，对胡风等反革命分子镇压，而且镇压得要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

700多人以热烈掌声表示对郭沫若讲话的欢迎，举手通过了把胡风开除出文联和作协、并依法惩处的决议。

然而从始至终，在这700多人里，有一个人始终没有鼓过掌，没有举过手，却站起来，大步走上主席台，自个坐在郭沫若和周扬中间，从容地拿过话筒说：“对于胡风我认为不应该说是政治问题，而是学术问题，是文艺观的一种争论，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

此话一出，举座皆惊，全场鸦雀无声，一片死寂，所有人都被震惊了，久久说不出话来，主持人郭沫若的嘴都哆嗦了。

好不容易回过神来，人们终于明白他说了什么，郭沫若站起来让他停止发言，底下的人开始争先恐后地，咒骂他大逆不道，要他交代与胡风的关系……

最终，他被押下了台，从此过上长达一年的软禁生活。

而这个大逆不道的人不是别人，就是吕荧！

胡风案被牵连的2100余人中，一开始并没有他的名字，但他却“自己跳了出来”，也被划了进去。

也有人从这场闹剧中看到了另一面，“因为吕荧从容地挺身而出，成为抗击这股浊流的中流砥柱，作为社会良心，为中国知识分子挽回了荣誉。”

直到1957 年12 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他的著名美学论文《美是什么》毛主席亲自校阅了该文的“编者按”才公开为其平反，恢复声誉。

“编者按”是这样写的：“本文作者在解放前，和胡风有较密切的来往……后来查明，作者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并无政治上的联系。他对自己过去历史上和思想上的错误，已经有所认识。我们欢迎他参加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

长时间的隔离审查，吕荧精神上遭受严重摧残。1959年以后，身体时好时坏，屋子里常弥漫着中药味，病情严重时，神智不清。时而精神恍惚，时而幻觉幻听，好友上门来看他，有时他会突然不认得了，惊慌失措地把他们赶出门，高喊“特务”。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仍坚持学术研究。1962年，他发表了《关于“美”与“好”》的美学研究论文。

之后，他的才气不断喷涌，又相继出版了译著《论西欧文学》、文学论文集《艺术的理解》等等，成了名副其实的著名美学家。

然而好景不长，文革来袭，他迎来了最最最悲惨的结局！

吕荧著作《人的花朵》

1966年，吕荧作为“漏网的胡风分子”，再次遭到迫害，被送进劳改农场。而逮捕他的理由竟是如此荒唐。据说，有一次，可能是为了生活琐事，吕荧和邻人发生了争吵，当时他正削着苹果，不由得拿着手中的水果刀胡乱比划了几下。于是便以他“影响社会治安”和“持刀威胁革命群众”为由将他逮捕，押赴北京清河农场强制劳动。

由于他已患有精神分裂症，所以在农场他是被作为“疯子”对待的，受尽了非人的折磨。由于他平时既不带《毛主席语录》，又不肯“早请示晚汇报”，总是被作为大会小会批斗的对象，谩骂和殴打自然是家常便饭。他只有以沉默不语、闭目静坐，以示抗议。  

有人回忆，他的房子门前有一片苗围和稻田，田野上有株开着白花的茨菇。已被折磨的不成人型的吕荧，披着破旧的衣衫，拄一根柳条，绕着那白花转，一转就是几小时。有时与花对话，不断喃喃称赞：“真美，真美！”

1968年10月，他又和姜葆琛等人，被遣送到清河农场继续劳改。

他曾鼓励姜葆琛说：“一定要坚信，这个不公正的时代，一定会过去的！你年轻，一定要活着出去……”

1969 年3 月5 日，身体瘦弱到只有50 多斤重的吕荧，终于在冻饿中去世，终年55 岁。

有人在芦苇塘的一片乱坟中，把吕荧瘦弱的躯体埋在了那里。在坟前的一块红砖上，只是用粉笔写着两个白字：吕荧。

1979 年5月31日，吕荧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1980年，胡风也被平反了，然而吕荧的身躯早已融于天地间，那块写着他名字的砖头，也早已在岁月的摧残下面目全非。

一位曾参与“胡风专案”的办案人员，后来在《我所亲历的胡风案》一书中，曾这样忏悔过：“我从内心里，对吕荧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表示深深的敬意。”

吕荧，一个别人口中的书呆子，一个不识时务的蠢货，但我们却不能不无比地景仰他！

景仰他没有落井下石的双手，敢于走上主席台的脚步，面对那700多人，在高呼胡风有罪的可怕现场中，是他敢站出来向全世界宣告，胡风无罪的无畏！

在那个所有人跪卧的时代，最瘦弱的他却站起来敢说“不”，其声震天其声撼地！

他给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留下了最正直，最明媚，最高贵的一束光，是他用无畏的行动告诉了我们，何为学者！

铁骨金声，巍巍其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是一位中国真正的勇士，他值得我们所有人的致敬与缅怀，历史会永远铭记他站立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