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0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妻子安倍昭惠访问英国伦敦的防止虐待儿童学会总部。  视觉中国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陈洋 《朝日新闻》3月1日报道，针对千叶县野田市立小学4年级学生栗原心爱被父亲虐待致死一事，由该市政府官员、记者、律师及一家民间机构代表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于2月28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野田市市长铃木有在当天的会议上表示，“对于年幼儿童失去生命一事，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将进行充分地调查，制定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政策。”据悉，调查委员会将于三四个月后公布最终的调查报告。 1月24日深夜，10岁的小学生栗原心爱死于家中的浴室。1月25日，千叶县警方以涉嫌施加暴力和伤害罪将其父亲栗原勇一郎逮捕，此后又以涉嫌伤害罪将其母亲逮捕。在日本社会中，虐待儿童并非一个新鲜的话题，它实际上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顽疾，甚至已经到了令人有些麻木的地步。 然而，栗原心爱因长期被虐待致死的事情经日本媒体报道后，令日本社会一片哗然，不少人为年幼的她感到惋惜，也有很多人怒骂栗原勇一郎不配做父亲。尽管栗原心爱的死是个案，源于不幸的家庭，但是这背后也暴露出了日本社会在儿童保护方面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  栗原心爱之死本可避免

栗原心爱一家来自冲绳县，她的父亲栗原勇一郎曾在那霸机场的商店工作。当时的同事在接受日媒采访时称栗原勇一郎是一个“亲切和蔼的人”，即使同事生孩子都会送上小礼物。

2016年9月，栗原勇一郎开始在冲绳县的一个旅游机构工作。一年后，由于一家人需要搬到千叶县，所以栗原勇一郎辞去了在冲绳县的工作，并于2018年4月开始在东京的一家普通事务所工作，他的同事也都称赞栗原勇一郎是一个认真仔细的人，不迟到不早退，经常获得顾客的好评。即使是周围的邻居，也大多都称赞栗原勇一郎为人谦逊老实，很难将他与一个暴虐父亲形象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栗原心爱最早被发现受到家庭虐待就是在冲绳县生活的时候，当时还是小学一年级的她有时在回家前就会对同学哭着说“救救我”，而真正引起学校的注意则是在2017年。

2017年11月，野田市立小学通过一份调查问卷发现栗原心爱写了许多内心中的恐惧，如“正在遭受爸爸的暴力”“老师，就不能想想什么办法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学校方面先是跟野田市政府有关部门联系，并通过市政府有关部门将栗原心爱送到了儿童相谈所(即根据日本《儿童福利法》在日本各地设立的儿童福利专门机构，并向遭受虐待的儿童提供保护和其他育儿服务)进行保护。此后，栗原心爱又被送到冲绳县的亲戚家中寄养。

事情的转折点也恰恰就是在这段时期。在栗原心爱被接走保护后不久，栗原勇一郎就前往野田市的儿童相谈所，索要女儿写的文字内容。按照通常的规定，儿童相谈所的工作人员是不能将受虐待儿童的任何信息透露给家长的，但是栗原勇一郎对工作人员进行一番威胁后，最终还是拿到了栗原心爱写的文字内容，并且知道了她被寄养的地方。

此后不久，栗原勇一郎向儿童相谈所提交了一份栗原心爱亲笔写的“被父亲打是谎话”的信件，尽管工作人员可能意识到这是栗原心爱被迫写的，但却在没有和栗原心爱本人确认的情况下允许栗原勇一郎将其接走。

栗原心爱被接回家是今年1月初，而没过多久她就被发现死在了家中的浴室，一个小小的生命就这样离开了人世间。如果儿童相谈所的工作人员顶住了威胁，没有将栗原心爱的信息透露给栗原勇一郎的话，那么这样的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栗原心爱最终还是走了。

相关保护体系不健全是问题根源

诚然，栗原心爱之死的直接原因是其父亲的长期虐待，间接原因是儿童相谈所未能充分保护受虐待儿童的信息。但是，就像上文提到的那样，虐待儿童是日本社会长期存在的顽疾之一，而这个顽疾之所以至今仍未被解决，首先就在于日本儿童保护的从业人员数量不足，使得很多虐待儿童的申请投诉难以得到足够重视。

在日本的儿童相谈所中从事儿童保护、儿童福祉等工作的员工叫做“儿童福祉司”。儿童福祉司的工作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基于《儿童福祉法》的规定对负责区域内的儿童的需求、成长环境以及家庭情况等进行了解与掌握，并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干预与指导。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2000年，日本共有1313名儿童福祉司，到了2017年则上升为3115人。从数字上来看，从业人员增加其实是有助于充分解决虐待儿童等问题的。但实际上，涉及虐待儿童等相关的申请投诉也在不断增加。

同样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2000年，共有1.7725万件申请投诉，到了2017年则上升为13.3778万件，17年间增长了7.5倍。这也就意味着，儿童福祉司难以充分应对每一起申请投诉。

此外，日本40%以上的儿童福祉司的工作时间不足3年，经验有限。因此，在栗原心爱事件中，儿童相谈所的工作人员之所以没有顶住栗原勇一郎的威胁，将信息泄露出去，最大的可能是源于工作经验的不足。

儿童福祉司人数不足是导致很多受虐待儿童难以得到及时且充分保护的重要原因，那么作为硬币的另一面，相关法律法规的不足则使得许多施虐家长难以受到制裁，进而间接造成虐待儿童现象的愈演愈烈。

日本的司法制度承认“亲权”的概念。所谓亲权是指，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在人身与财产方面的管教和保护的权利与义务。比如，在日本的《民法》中就规定，服从亲权的子女是指未成年的子女(第818条第1项)；监护人拥有对子女监护与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第820条)。在亲权的框架下，日本司法制度还承认父母对子女有惩戒的权力，即《民法》第822条第1项规定：监护人在必要的范围内可对自己的子女进行惩戒。换句话说，父母在一定范围限度内对自己的子女进行体罚是合法的。

由于法律的模糊表述，这也就使得在日本现实社会中，有很多父母以“合法的体罚”为借口对子女进行虐待。实际上，在此次的栗原心爱事件中，栗原勇一郎也是反复狡辩称不是“虐待”，而是“教育”。

除了日本《民法》在父母惩戒权上的表述不够清晰外，《刑法》对于施虐父母的处罚太轻也是造成日本社会虐待儿童问题难以彻底消除的重要原因。在日本《刑法》中，专门针对虐待儿童的相关处罚有4条，即监护人若遗弃子女“判处3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处罚”(第218条)；监护人若遗弃子女并致死致伤“与伤害罪进行比较，判处重罚”(第219条)；监护人若致子女受伤或死亡“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第205条)；监护人若因过失致使子女死亡则“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5年以下禁锢、50万日元以下罚款”(第211条)。

从以上这4条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日本司法制度对于施虐父母的惩罚比较轻，并没有向西方国家那样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这也就意味着法律的威慑力并不是很强。因此，日本的虐待儿童问题之所以根深蒂固的存在，也在于日本司法制度存在漏洞，惩戒力度不够强硬。

日本开始查缺补漏

由于此次栗原心爱事件对日本社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所以日本各界也都纷纷进行反思，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据《读卖新闻》报道，自民党众议院议员石崎彻在2月26日牵头成立了“儿童虐待罪成立与严惩”研讨会，并有20名国会议员参与，寻求通过国会立法的方式来促进虐待儿童事件的发生。

参考以前的“危险驾驶致死伤罪”，石崎彻寻求将虐待儿童纳入重刑的判处范畴中。在上世纪60年代后，日本频繁发生因醉驾而导致的交通伤亡事故，但由于在法律层面，对于醉驾并导致他人死亡者最多仅判以5年的有期徒刑，所以使得日本的醉驾问题一直未能解决。

进入千禧年后，日本国会通过了《刑法》改正案，并设立了“危险驾驶致死伤罪”，将刑罚上限提升至20年，使得日本的酒驾案件逐渐减少。

由于日本在死刑问题上极为谨慎，所以预计很难因虐待子女罪而判处父母死刑，但导入较长时间的刑罚还是有很大空间。本届日本国会正在进行中，按照当前的进度，预计在4月左右自民党或日本政府会向国会提交有关虐待儿童的法律草案。至于它能否解决日本社会的这一顽疾，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系媒体人、青年日本问题学者)

责任编辑：马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