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

书院的教学管理内容丰富，难以一一尽举，兹择要介绍其教学“常式”、日记教学、考试，以见其概要。

教学常式，又称常程、课程，受分年读书法影响，一如现在的教学计划，规定书院一定时期的教学内容、讲课时间、考试科目等。建康《明道书院规程》之“每旬山长入堂会集职事生员讲授、签讲、覆讲如规，三八讲经，一六讲史，并书于讲簿。每月三课，上旬经疑，中旬史疑，下旬举业，文理优者，传斋书德业簿”等，这是明显的一例。前述绍定年间状元知州徐元杰为延平郡学及书院所订的一个“日习常式”就更为典型。日记教学法见于南宋。其操作方法是：设立日记册、日记簿、日课簿、日程簿等名目的簿册，发给生徒，用以记录、考查诸生每日课业。它于诸生为记录每日所做功课，于山长则可验学生勤惰，考其学业，是书院广为采用的一种教学方法。状元宰相文天祥咸淳年间所作《赣州兴国县安湖书院记》中，就有“置进学日记，令躬课其业，督以无怠”的记载。安湖书院在兴国县城东二百里的衣锦乡，属于远离城镇的乡村书院。乡村小院尚且以日记来督课诸生，则此法通行于一般书院可以想见。延平郡学与书院共用的“日习常式”前四条，即其祖式，它分早上、早饭后、午后、晚上四段时间规定生徒每日功课。

白鹿洞书院正学之门

考试是书院用以对肄业生徒进行德行与学业考核，评定优劣，确定升降，给予奖惩的一种制度。它起于唐代集贤书院“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而成为制度则是宋代的事情。它以德行和学业为两大考试内容，以招生入学和平时考课为两大考试形式。

德行考核是对学生一贯的道德品性、日常的行为举止进行检查，看它是否符合既定的标准。为了做到有据可考，有的书院还实行簿书登记制度，设立德业簿、劝善规过簿等。考核标准因时因地因院因人（山长个人）各有差别。一般来讲，学术大师主持院务时，所定标准侧重对先贤先圣的理性追求，指标远大，而对日常起居的行为准则谈得较少，以疏大可塑，不带硬性规定，提倡自觉自励为其特点，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就属于这种类型。而普通书院则从实用出发，多是儒家伦常的具体化的规定，以要怎样做和不能怎样做来表明其强制性。此种规定太多，不必例举。考核标准的不同，也决定了考核形式的不同，前者比较模糊，难以具体操作，其考核结果往往只能作为奖励或惩罚的参考系数；后者清晰，有很强的操作性，诸生违犯了哪一条，比如不尊敬师长、不孝敬父母等，就有被“除名”“驱出”“除其籍”“共摈之”等明了的处理结果。因此，德行的考核，条条定得越大越疏越没有约束力，定得越具体越清楚越能发挥奖惩激励的作用。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疏大的规定则可供诸生自觉地优游修养，成就修身养性之事，而细密的框框则有可能扼杀学生的天性，达不到养成良好德行的目的。正因为这样，一种疏密适度的德行考核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就成了历代书院教育工作者所追求的目标。而这种追求也能为我们今天的德育提供一种良好的借鉴。

白鹿洞书院教条 

学业考课则主要是对属于“智育”方面的学业水平的测试与考试。如江西新余蒙山书院就有“月讲季课”的记录。前述延平书院的每月三课，上中下旬分课本经、论、策不同内容，且“课策待索上看，佳者供赏”就是讲这种考试及其奖励的问题。在南宋各书院的考试内容，以及考试名目、类别等还不像明清那样复杂多样，基本上都是以经、史为最基本的内容，外加参予科举考试。如建康明道书院，也是规定“每月三课，上旬经疑，中旬史疑，下旬举业。文理优者，传斋书德业簿”。而记录德行学业的簿书都“掌于直学，参考黜陟”。‚而优者书簿、佳者供赏，是讲考试后的奖励，至于以簿书参考黜陟，就是一种惩罚制度了。这说明，奖惩制度是和考试制度相辅相成的，其目的是使学生进学向上，也可以看成是考试的最后一个阶段，奖勤罚懒是其操作原则。奖励的形式很多，有月课奖赏，积分升级，有精神鼓励，也有物质刺激。月课奖赏，是依据每次考试的成绩而定的，于每次考试之后兑现。月课奖赏之外，还有积分升级的奖励之制，其法始于宋代，“潭州三学”学生积分升高等即为一例。月课奖赏和积分升级，都与经济利益挂钩，利害相关，既有立见分晓的切肤之效，也有导人惟利是图的无形弊端。因此，有些书院即不采用此法，而强调精神鼓励。

书院考试之后的惩罚是和奖励同行的，上面已经谈及。奖前惩后是一个总的原则，惩罚只是手段，促其进步才是目的，这是就学业方面而言。另外，在德行方面的考核，对不合格者，尤其是对一些危及全体，或破坏学风，践踏院规，败坏伦常的行为，书院有戒饬、开除、鸣鼓驱逐、除名并报官立案永远不许入院肄业应试等极为严厉的惩罚，吕祖谦学规中的规之、责之、共勉之、除其籍、共摈之即属这种情形。这是不得不为之的消极的处罚，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书院对道德伦常的重视，体现了中国考试制度重德行的传统，这又是今日值得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