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朱熹是我国古代继孔子之后又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 理学集大成者。朱子继往开来, 用毕生精力对《四书》进行了集结与诠释, 对古代文化作了全面整理, 朱子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和道德体系的“历史根系”之一。朱子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 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可以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提供有益启迪, 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厚滋养。朱子学发源于福建, 远播于东南亚及世界各地, 对促进海峡两岸和平发展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不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作者简介： 黎昕, 福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主要从事应用社会学、社会发展与社会问题及闽学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 福建在中华文明的光照下创建了朱子文化这一传统儒家的集大成思想和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社会精神体系。800多年来的发展与积淀, 朱熹思想与学说早已成为福建传统人文社会最基本的文化内核之一, 南宋以后朱子文化的影响力甚至直追孔孟, 是13世纪之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代表, 是中华文明、东亚文化圈的主要思想形态, 对我国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生活、文化结构、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乃至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今天, 我们正在大力推进文化建设、努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中一个重要而紧迫的内容就是要深入挖掘包括朱子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并结合新的时代条件继承创新, 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这方面, 朱子文化仍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一、朱子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和道德体系的“历史根系”之一
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 朱子文化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从儒家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看, 自孟子讲“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韩愈排定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传道谱系, 以至董仲舒、东汉诸儒的气节论等经学, 都是要通过历史的传承来确定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主体儒学的发展脉络, 汉唐以降儒学不振, 一直到宋代儒家文化才开始走上复兴的道路, 朱子文化是这一时期儒家文化发展的最主要代表。朱子一生穷研孔孟之道, 糅合佛道及诸子之说, 把自然、社会、人生等各方面融入其思想体系。他的“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知先于行、行重于知、知行为一”等一系列思想理论, 在中国的哲学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使整个民族完成了一次理性主义的文化超越。
朱熹一生著述丰富, 但《四书》对于朱熹及其理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于儒学的发展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四书》之于朱熹, 正如《六经》之于孔子。《四书》《五经》 (或《六经》) 在中国学术史乃至中华文明史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朱熹继承了二程以“四书”及“四书”之学取代“六经”作为经学的主体的思想, 将原本属于子学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合编为《四子》, 又称《四书》。《四书》的合编标志着以《四书》为核心的经学新体系的形成。《四书》之所以能够成为独立于《五经》之外的经学新体系, 固然是因为《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无论从儒家道统角度, 还是从其自身的内容看, 确实具有成为经学新体系的条件。就儒家道统来说, 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是公认的儒家传承谱系, 而《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正是他们的主要著述。就《四书》内容来看, 《大学》系统论述了三纲领八条目及为学次第, 提出了治学修身的要求, 《论语》虽然多为孔门弟子所集, 但它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思想, 《孟子》是对孔子之道的进一步发挥, 提出了性善论, “孟子教人多言理义大体, 孔子则就切实做工夫处教人”, 1 《中庸》阐述了天道性命之学。天道性命之学和性善论非常有利于宋儒发挥、并创造出一套与佛教相抗衡的学说, 《大学》中的内圣外王思想则是儒家区别于释老的主要特征。
但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朱熹不仅合编《四书》, 而且毕生都在注释《四书》, 将理学的重要思想注入《四书章句集注》当中。朱熹说:“某于《论》《孟》, 四十余年理会, 中间逐字称等, 不教偏些子。学者将注处, 宜仔细看。” 2 又说:“某《语孟集注》, 添一字不得, 减一字不得。” 3 “《论语集注》如秤上称来无异, 不高些, 不低些。” 4 朱熹临终前还在修改《大学》。由于《四书章句集注》融合了汉儒和宋儒的注释成果, 发展了原始儒家的思想, 实现了子学的理学化转化, 兼具传承性和创新性, 故而能从无数注释文本中脱颖而出, 成为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的指定教材。经过科举考试的推动, 《四书》的实际地位超过了《五经》。随着《四书章句集注》及其它理学著作远播朝鲜、日本等地, 朱熹理学对东亚文化圈产生了深远影响。
朱熹不仅合编、注释《四书》, 而且对《五经》也有注释或创造性的阐发。于《周易》, 有《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于《诗经》, 早期有《诗集解》 (今已亡佚) , 后觉其说未妥, 加以改正, 又作《诗集传》。于《尚书》曾作《书集传》, 惜乎未传, 然蔡沈之《书集传》多受朱熹指点。朱熹又怀疑《孔传》《孔序》, 乃至怀疑《古文尚书》, 开启《尚书》学的考据学。于《三礼》, 不仅编有《家祭礼》《家礼》等实用礼仪手册, 影响了中、日、韩等国的社会习俗800余年之久, 而且合《三礼》而作《仪礼经传通解》, 厘清《仪礼》《礼记》之经传关系, 尽管没能亲自完稿, 但黄斡、杨复的《续编》亦受朱熹的治礼理念的深刻影响。于《春秋》, 朱熹自幼便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熟读《春秋》, 虽终身不做《春秋》注, 但对读《春秋》及其《三传》以及治《春秋》之法, 乃至各学派治《春秋》之得失, 都能了然于胸。可以说, 朱熹在任何一部经典之中所做出的成就都具有总结前人、开创后学的意义。 5
朱熹一生为后世留下了70余部凡460多卷著作, 把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朱子重视对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用毕生精力对《四书》进行了集结与诠释, 对古代文化作了全面整理, 担当起了自尧、舜、禹、文、武、周公、孔、孟一脉相承的道统, 尤其是对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承, 对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形成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是当代中国文化和道德体系的“历史根系”之一, 加强对朱子文化的研究, 具有传承中华历史文脉的重要价值。
二、朱子文化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和道德理念是当代中国文化和道德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宝贵资源
朱子文化是数百年来以朱子思想为核心所形成的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之总和。朱子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不仅对于维护当时的社会稳定和民族统一, 调整社会关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当代社会仍有积极的意义, 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可以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提供有益启迪, 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 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厚滋养。择其要者, 如:
理一分殊。理一分殊包含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理一分殊最初是指在社会伦理领域, 一般的道德原理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具体规范, 不同的具体规范中涵有共同的道德原理。理一分殊也适用于宇宙论, 朱子说:“盖合而言之, 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 一物各具一太极也。” 6 这是说宇宙万物的本体只是一个太极, 而每一事物中也都包含着与那本体的太极完全相同的太极作为自己本性。朱子认为, 事物的具体规律性质是有差别的, 但从更高层次上看, 又都是同一普遍原理的表现, 而具有统一性。朱子对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 理一分殊的理念要求正视宇宙万物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 对我们认识世界、处理人生问题, 对解决当下社会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主敬涵养。朱熹继承了程颐的“涵养须用敬, 进学则在致知”的工夫论, 主张道德涵养和知识学习缺一不可。他说:“主敬者存心之要, 而致知者进学之功。二者交相发焉, 则知日益明、守日益固, 而旧习之非自将日改月化于冥冥之中矣。” 7 在朱熹看来, 主敬涵养和格物穷理就好比人的两只脚, 必须相互配合, 才能实现前进的目标。他说:“学者工夫, 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 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 则穷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两足, 左足行, 则右足止;右足行, 则左足止。又如一物悬空中, 右抑则左昂, 左抑则右昂, 其实只是一事。” 8 又说:“涵养、穷索, 二者不可废一, 如车两轮, 如鸟两翼。” 9 穷理和主敬相互促进, 相互配合, 所以二者其实是一事。所谓“主敬、穷理虽二端, 其实一本”。 10 主敬就是要做到内无妄思、外无妄动。“敬有甚物, 只如畏字相似, 不是块然兀坐, 耳无闻、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 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 不恁地放纵, 便是敬。” 11 敬是敬畏。敬是时刻收敛身心, 使内心保持一种敬畏状态, 使内心总处于一种警觉、警省的状态, 即所谓“惺惺”。敬是专一、主一无适。朱熹说:“主一之谓敬, 只是心专一, 不以他念乱之, 每遇事与致诚专一做去, 即是主一之义。” 12 敬畏是儒家对彼岸世界等未知领域的基本态度, 是对重要人、物、事等的基本立场。畏不是对某一具体对象的恐惧, 而是以一种严肃、谨严的态度看待, 就像以爱国敬业这样的公民道德要求我们对自己的国家、职业要有敬畏之心, 对国家、职业的爱和敬不同于儿女情长的感性之爱, 更倾向于严肃、谨慎的敬畏。
在朱熹看来, 主敬对一个人的身心成长大有裨益, 他说:“主敬之说, 先贤之意盖以学者不知持守, 身心散慢, 无缘见得义理分明, 故欲先且习为端庄严肃, 不至放肆怠惰, 庶几心定理明耳。” 13 朱熹认为, “‘敬’字工夫, 乃圣门第一义, 彻头彻尾, 不可顷刻间断”。 14 “‘敬’之一字, 真圣门之纲领, 存养之要法。一主乎此, 更无内外精粗之间。” 15 朱熹的主敬说是对孔子以来的儒家对“敬”的论述的总结, 他主张在探索知识的时候时刻不忘提升个人的道德修养, 强调要时刻收敛身心, 使内心总处于一种警觉、警省的状态, 要以敬畏之心对待人、物、事, 做任何事情都应该专心一意, 不能三心二意。这对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加强道德修养, 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实实在在做人做事、慎独慎初慎微, 做到防微杜渐, 敬畏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 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 保持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对于培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道德, 做到干一行爱一行, 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仍有启示意义。
格物致知。朱熹对格物致知基本思想体现在《大学·格物致知补传》中, 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 言欲致吾之知, 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 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惟于理有未穷, 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 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 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 而一旦豁然贯通焉, 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 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朱熹指出, 致知必须“即物而穷其理”, 也就是格物。换言之, 格物必须做到即物、穷理、“求至乎其极”。朱熹在这段补传中还对格物的方法、目标做了阐述, 即格物必须持久用力, 直到“豁然贯通”, 最终实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目标。当然格物致知说的理论前提是基于“人心之灵莫不有知, 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在朱熹看来, 人心中已有一个天理在, 外在物事之间的理与人心中的理有统一性。事情无论大小, 都蕴含一样的天理, 所以一件一件去理会, 必能穷得天理, 当穷尽事物之理时, 人心中的理和天理合二为一, 如此行事既符合天理, 又符合心中的理, 自然就是内外合一, 所以向外格物与修养自身具有同步性。格物之“物”并非单纯指物, 还指事。穷理不仅穷物理, 还要穷事理。格物穷理既包括对草木鸟兽等客观自然界的关注, 也包括日常生活事务的实践。“格物, 是穷得这事当如此, 那事当如彼。如为人君, 便当止于仁;为人臣, 便当止于敬。又更上一着, 便要穷究得为人君, 如何要止于仁;为人臣, 如何要止于敬, 乃是。” 16 格物致知的方式有读书、应事, 所谓“如读书而求其义, 处事而求其当, 接物存心察其是非、邪正, 皆是也”。 17 主张切实从日用常行之事上寻求理。他认为格物穷理要事无巨细, 必须用心理会, 件件用心、层层积累, 最终量变引起质变, 达到豁然贯通。朱熹说:“上而无极、太极, 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 亦各有理。一书不读, 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 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 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 (3) 朱熹的格物学说既包括了对外在客观事物的认知, 也包括对社会道德实践活动的理解, 同时也包括了对人自身的心理性情等问题的认识。这种认知方式既强调对外在世界的考察, 又不忽视认识主体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心理状态。既具有科学理性的精神, 又具有儒家特有的道德实践性。对于坚持抓常、抓细、抓长, 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推动作风建设, 对于当代道德的养成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 对于立德树人,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赞天地而化育。朱子文化中还蕴藏着丰富的生态思想。朱子不仅对人与人及人与自身的关系做过许多精辟的论述, 而且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整个人类的生命形态也有一个相当透彻的了解。他以“天人一理”的形式对“天人合一”这个中国的古老命题进行了新阐述, “盖天人一物, 内外一理, 流通贯彻, 初无间隔”。 18 “天即人, 人即天, 人之始生, 得于天地, 即生此人, 则天又在人也。” (5) 从本体论上论证了人与自然的统一。他还从价值论的角度出发, 把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作为人的最高目的。朱子认为, 人既然是由天所生, “人是天地中最灵之物”, (6) 那么, 人的天职和使命就是要充分实现人的内在潜能, 完成自己的德性, 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投身于自然界的发育之中, 促成自然界的生长发育, 即所谓的参天地而赞化育, 并在这一过程中, 通过自己的努力, 取得与天地并立为三的位置, 实现人生的理想和人生价值。而要真正做到赞天地而化育, 就要做到“顺时爱物”, “取之有时, 用之有节”, 使“万物并育不相害、众道并行不相悖”, 也就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 既要考虑人类的价值和利益, 也要考虑自然的利益和价值, 从而在二者之中达到一种平衡, 使万物各遂其性, 各得其实, 实现万物多样性的统一, 而不是肆无忌惮地去占有和掠夺自然资源, 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也就是所谓的“执两用中”或“致中和”。这种生态伦理学说对于帮助人们培育生态道德观,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 朱熹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 还提出了一系列诸如立志、读书以求道、“读书须是虚心切己”、多读书与精思相结合,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很多有效的读书法都具有现实意义。
三、朱子文化中的社会教化思想与实践是当代中国文化和道德建设的重要借鉴
朱子在构造庞大性理之学时, 从不曾忽略经世致用的外王之学和社会教化。礼向来为儒家所重视, 也是古代中国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儒家认为, “夫礼者, 禁于将然之前, 而法禁于已然之后, 是故法之所用易见, 而礼之所为难知也”。因此, 朱熹非常看重礼学, 他不仅对《礼经》进行注释, 而且还制定《家礼》《家训》, 增损《吕氏乡约》, 对古礼进行简化, 为普通民众制定日常礼仪, 实现社会教化、改变社会风俗的目标。
朱熹采古礼之精要, 借用司马光的《居家杂仪》, 汇编成《家礼》。朱熹认为, “凡礼有本, 有文, 自其施于家者言之, 则名分之守, 爱敬之实, 其本也。冠婚丧祭, 仪章度数者, 其文也”。《家礼》本着“名分之守, 爱敬之实”的原则, 对冠婚丧祭等礼仪做了规定。这些规定相较于繁琐的古礼而言, 非常平民化, 因此很快就成为民间习俗的主要规则。《朱子家训》倡导“读书不可不读、礼仪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 朱子倡导要从家风抓起, 训以治家、训以育人、训以养德, 将“格物致知、正心诚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具体化、平民化、普及化, 对我国优良家教的形成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对当前培育良好家风, 运用生活化的场景、日常化的活动、具体化的载体,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中生根, 深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勤学、修德、明辨、笃实, 身体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都具有现实的意义。
《增损吕氏乡约》是朱子在蓝田吕大钧作的《吕氏乡约》基础上修订而来, 朱熹在《增损吕氏乡约》中, 以德治为基本导向, 以礼治为主要手段, 以教化为终极目标, 重新整理了吕大钧的《乡仪约》, 完善了礼俗相交的内容, 并增加了读约礼的仪式。随着朱子学的发展和传播, 《增损吕氏乡约》影响远远超过了最初的关中地区, 明代王阳明的《南赣乡约》、韩国的《退溪乡约》《栗谷乡约》等, 无不以此为蓝本。朱子文化坚持德业相劝, 德性为先, 重视发挥礼俗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对构建德治、自治和法治三位一体的乡村治理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启示意义。
朱子文化重民本, 主张“明明德”“公天下”。朱子为官时间不长, 但他在朝为官劝皇帝正君心, 立纲纪;在基层做官着重整顿吏治、士风, 为当地百姓移风易俗。朱熹理欲观的基本看法是要求把个人的感性情欲制约于社会道德规范之中。他在几次上书中, 都直言不讳地劝说皇帝要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 在绍兴三十三年, 朱熹应诏上封事云:“古者圣帝明王之学, 必将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 使事物之过乎前者, 义理所存, 纤微毕照, 暸然乎心目之间, 不容毫发之隐, 则自然意诚心正, 而所以应天下之务者, 若数一二、辨黑白矣。” (1) 次年入对垂拱殿曰:“臣闻《大学》之道,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壹是以修身为本’。而家之所以齐, 国之所以治, 天下之所以平, 莫不由是而出焉。然身不可以徒修也, 深探其本, 则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 (2) 朱熹在《延和奏札五》中语重心长地告诫皇上:“自今以往, 一念之萌, 则必谨而察之, 此为天理耶?为人欲耶?果天理也, 则敬而扩之, 而不使其少有壅阏。果人欲也, 则敬以克之, 而不使其少有凝滞。” (3) 这里直接劝皇帝要“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为官主要在基层, 他不仅提倡为官者应清廉自守, “度量无私本至公, 寸心贪得意何穷”, 而且每到一地, 必施行一套振民革弊的措施, 整吏治、明教化、敦风俗便是其任职期间的系列措施。在同安任职时主持县学, 修经史阁, 整顿学风。在漳州任职时得罪权贵, 黯然收场。
朱熹一生大部分时间是教书育人, 著书立说, 推行社会教化, 朱熹还修复书院、创办书院, 其中福建的武夷书院和考亭书院就是他亲自主持创办。朱熹对书院的成就不仅表现在他亲自创办书院, 更表现在他亲自制定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 成为各地书院共同遵守的准则。《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白鹿洞书院学规”“朱子教条”, 是朱子为白鹿洞书院所制, 后来成为全国各类学校共同遵行的教育指导方针。它不仅成为我国宋末及元、明、清时期文化教育的“金科玉律”, 而且对邻国的朝鲜、日本和越南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朱熹晚年知漳州时曾为白云岩书院题写一副对联:“地位清高, 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厅开阔, 江山常在掌中看”, 充分体现了他所要的理想人格和历史担当精神, 这种担当精神仍是今天我们要大力弘扬的一种宝贵精神。
朱子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 许多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内心,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朱子文化发源于福建, 远播于东南亚及世界各地, 是实现海峡两岸文化认同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文化桥梁, 对促进海峡两岸和平发展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不断提升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 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要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1)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立足新时代, 紧密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 进一步加强对包括朱子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 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 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有鉴别地加以对待, 有扬弃地加以继承, 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 把跨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大力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我们只有从这样的高度去认识朱子文化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 努力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才能进一步把朱子文化研究推向深入, 不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选自《福建论坛》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