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访谈】全国政协委员邓中翰:“大国重器”的核心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邓中翰   20年前,邓中翰回国创业。他引入“硅谷模式”,依靠国家电子发展基金的第一例风险投资启动“

邓中翰

20年前,邓中翰回国创业。他引入“硅谷模式”,依靠国家电子发展基金的第一例风险投资启动“星光中国芯工程”。“星光中国芯工程”将数亿枚芯片成功打入苹果、索尼、三星、惠普、戴尔等国际巨头的产品中,占据该领域全球60%以上的市场份额,彻底结束了中国无“芯”的历史,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公司也于2005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全国两会期间,《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数字多媒体芯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星微电子集团创建人兼首席科学家邓中翰。他认为,要采用“跟跑、并跑、领跑”同时推进的方式,在人工智能芯片技术这个新兴领域的“无人地带”抢占先机,这是邓中翰近几年持续呼吁的发展主张之一。

核心芯片涉及国家安全,必须自主可控

2018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额突破3000亿美元,也就是2万亿元人民币,超过石油天然气,是我国最大的进口物资,贸易逆差达3倍之多;国产自给率不到15%,处于较低水平。邓中翰在向记者介绍了这些数据之后强调:“我们在芯片领域严重依赖进口,而广泛应用在国防等安全领域的芯片涉及到国家安全、国防安全,一定要自主可控。”

集成电路芯片是信息产业的核心技术和主要推动力,集成电路芯片产业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近似于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人工智能领域也是由许多种类的芯片支撑着海量数据的计算、处理、传输和通讯。而人工智能与航天、军工等重要领域一样,必须实现底层核心芯片的自主可控,才能确保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信息安全。

邓中翰进一步介绍:在一系列国家政策、“核高基”等国家项目和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即“大基金”)的支持下,我国在人工智能芯片上的研发设计产业化步伐正在加快。但由于在这一领域参与国际竞争难度比较大,同时投资密度大、收益时间长,更新淘汰快,这样快速的竞争导致我们往往在一些领域里面很难取得突破,在别人一招鲜招招鲜的情况下,非常被动。虽然产业发展有着诸多困难。同时也应该看到,现在中国有巨大的人口和应用场景的优势,随着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革命,随时都会出现很多之前没有出现的机会。那么该如何发展芯片产业呢?

不可能在贸易争端中发展新技术

邓中翰首先从战略上分析了发展芯片产业的根本路径,那就是早布局。“我们在芯片技术的追赶过程中,既要坚持跟跑、并跑,更要有换道超车思维,实现领跑。如果我们早早的布局,在一些领域里面,特别是在制定标准、带动产业发展的方面,就有可能实现在无人地带换道超车。也就是说,在我们必须自助可控的领域里面要保证技术来源的自主知识产权,要拥有自己的关键核心技术,从而以自主的芯片满足市场需求,带动市场的发展,就有可能实现换道超车,在一些新兴的无人地带领域中,通过创新、通过专利研发取得领先,我们就能够实现领跑。”

具体讲,就是采用“跟跑、并跑、领跑”同时推进的方式,在人工智能芯片技术这个“无人地带”抢占先机。人工智能芯片涉及的类别非常多,各细分种类芯片的技术竞争就像奥运会一样,需要我们有各个细分种类的企业“选手”。由每个细分芯片种类的企业“选手”完成各自的“跟跑、并跑、领跑”发展过程。

而对于目前芯片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邓中翰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芯片好几十万种,谁也不可能做到所有的芯片都自己做,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在这个领域很适用。芯片全球化也是一种命运共同体,在通讯、计算、传输等很多领域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比如一个手机,最好拿到欧洲拿到美洲拿到亚洲都能用才好,我们不可能在贸易争端中发展新技术,必须是互联互通才能互惠共赢。”

建议国家在政策和投资方面给予支持

邓中翰建议国家从两方面对芯片产业做出扶持:

第一,在标准化推广应用中保持自主核心技术继续成长的“生命力”。要着力推进核心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核心技术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需要建立生产、应用等全产业链的标准化体系,根据标准实现互联互通。

同样,加快我国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芯片技术的发展,也需要国家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核心技术标准的制定,并利用国家“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应用”计划等产业发展的支持方式,使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芯片技术在应用中不断改进提升,保持继续成长的“生命力”。

第二,希望国家基金和产业化基金利用“硅谷模式”开展更多更大规模的风险投资。芯片产业的投资通常大到初创企业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进行。建议利用“硅谷模式”,由国家基金和产业化基金对新兴细分领域的人工智能芯片企业进行风险投资,通过帮助企业在创业板、科创板等资本市场融资上市,实现对自主人工智能芯片产业的培育和扶持,在当前国际经贸关系紧张、我国有些领域面临“卡脖子”威胁的情况下尤为紧迫和必要。

邓中翰早年回国创业时就是引入“硅谷模式”依靠国家电子发展基金的第一例风险投资启动了“星光中国芯工程”,为国家电子发展基金带来20余倍的回报,证明了在高精尖领域以国家投资作为启动投入、实现技术突破和产业发展的充分可行。

邓中翰最后说:“当前,在人工智能芯片这个存在很多无人地带的新兴领域,还有很多亟待我们深入探索并取得突破的关键核心技术,我们要把大国重器的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取得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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