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24年，在解放前夕的1948年从震旦大学医学院（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毕业，今年是我和医疗相伴的第77年了。这些年来，越来越多人问我从医的感想与经验，我想，所有一切的努力与成果都离不开为“解决病患的问题”而服务的初心。今年我马上就95岁了，所以希望有更多青年人能牢记这句话，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奋斗。
科学救国，学医救人
我出生在上海法租界一个富裕的家庭，但童年的时光伴随着战火纷飞。1932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在家中我们都能听见隆隆炮火声。当时我心里就一直盘旋着一个问题：为什么外国人要侵略我们？父亲告诉我们8个兄弟姐妹，“落后就会挨打，所以一定要科学救国，好好念书才能为国家做贡献。”他还告诉我们人生的准则：做老实人、讲老实话、认真念书、勤恳工作。因此，在那样风雨飘摇的年代，除了最小的妹妹进了文工团，我们7个兄弟姐妹都从国内著名大学毕业。
我在家中排行老三，除了读书之外，还有许多兴趣爱好，比如踢毽子、弹皮弓，父亲告诉我，玩和学并不矛盾，重要的是要不断发现问题并提出思考。7岁那年，我的祖母突然患了伤寒，病势凶险，虽然请到了沪上知名的医生前来诊治，但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祖母最终还是未能得到救治。怎么会得这个病？为何不能治疗？其他患者也是一样的结果吗？因此1942年，我免试直升进入震旦大学后，选择了医学专业。一方面是因为父亲希望我们几个子女中能有一人从医，另一最重要的原因是，当医生可以救很多人。
从血友病诊治到白血病诊治
大学毕业后，我就进入广慈医院（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工作。1952年，医院内科细分出消化、心血管、内分泌和血液4个专业，我在著名内科专家邝安堃的指导下，进入了血液学研究领域。当时，医院的牙科收治了一些患者，在拔牙后出血不止，却找不到原因。我查阅了许多外文杂志后才了解到，血浆中凝血因子的高低值是出血的关键，但一般实验室检验无法发现，需要用凝血活酶生成试验，其中一个步骤是将硅胶涂在玻璃管壁上。但是，国内没有这种材料，我就尝试用石蜡替代，没想到成功了。这样一来，我国就有了自己诊断轻型血友病的方法。
1953年，我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医疗队。在黑龙江省勃利县后方医院时，有60余名志愿军战士集体出现了咯血、头痛等症状，初步被诊断为结核性脑膜炎。但我想，结核性脑膜炎并非传染病，为什么大家会同时患病？我想到之前在文献里看过一种肺吸虫病，与战士们的病状极为相似。果然，我把他们咳出的血痰拿到显微镜下观察，发现了虫卵。
1965年，学校受市卫生局委托，在嘉定开办上海半农半读医专学校，我根据安排，到学校开始做一些基础研究的科研。“文革”结束后，我回到医院，除了继续研究血友病的诊治方法外，又注意到了一种新的疾病--白血病。看到这么多病患在痛苦中离世，我坐不住了，除了查房、问诊的时间外，我都埋头在国内外的学术文献里，希望找到突破口。
“灶披间”里起步的大胆研究
改革开放第一年，我在文献中读到，以色列专家在小白鼠身上试验成功，白血病细胞能在一定条件下发生逆转，变成正常细胞。我向医院申请了只有四五平米的“灶披间”，带着学生们，就用显微镜做白血病细胞诱导分化的研究。虽然我们不断尝试，但一直一无所获，直到1983年，我再次从文献中看到一位美国专家的报告。文章说，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在一种叫做“13顺维甲酸”药物的诱导下，会向正常细胞逆转。但是，当时国内没有能合成这种药的厂家，且进口价格高昂，唯一能找到的维甲酸是上海第六制药厂生产的“全反式维甲酸”，我就拍板用它来试验。其实，支持我的人并不多，许多人都说我在胡闹，因为这种药是用于皮肤病治疗的外涂药物，但我还是坚持要做。终于在半年后，它的分化诱导效果被确认了。
1985年，我的夫人告诉我，科室里收治了一位5岁的小患儿。夫人谢竞雄是我的大学同学，在上海市儿童医院工作，也是一名血液科医生。这个孩子患的正是APL，当时所有的治疗方案已经束手无策。很多人劝我说，你已经功成名就，万一用这个自制新药出了什么事那可就太得不偿失了，但我相信科学，相信试验结果，我们顶住压力，和孩子的家长恳谈，口服全反式维甲酸治疗APL第一次有了临床应用。
7天后，奇迹真的发生了，孩子的症状明显好转，一个月后完全缓解。科室里的年轻医生也一下子有了信心，骑着自行车在全市找到了24个病例，用药后最终治愈率高达90%以上。1988年，全球血液学顶尖刊物《Blood》（血液）刊发了我们的研究成果，外国专家一开始都不相信中国医生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论文被编辑压了一年。之后，美国、法国等国家先后派人前来学习合作，他们亲眼见证了原本三四天内就会出血死亡的患者转危为安。这项成果终于得到了国际认可。
做“清贫的牡丹”
1994年，我获得国际肿瘤学界的最高奖--凯特林奖，此后，我当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当时我已经70岁了，早过了该退休的年纪了，但我只是“退居二线”，把更大的舞台留给陈竺、陈赛娟他们和更多的青年人。我一辈子没留学，没有啃过“洋面包”，如果到了如今的新时代我还在占着上海血液学研究所领导位置不放，那不就完蛋了吗？一个好的团队，必须要有年轻血液。
我在不止一个场合说过，我只是攻克了一种白血病，还有很多种分型等待我们去研究。2003年，我自创了“开卷考试”，不是我考学生，而是学生考我。科室里的青年人把临床中碰到的疑难病例搜集起来，提出问题，每周四我给他们解答。这些学生现在都是医院的骨干，非常繁忙，而我现在相对空闲了，可以成为他们的眼睛，用我的知识和经验进行筛选分析，节省他们的时间。
这些年，“转化医学”成了发展主流，我和青年人说，我们要利用好“网络转化医学”，“开卷考试”就是这样的形式，我们通过网络上既有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研究，再来解决自己临床上的问题。就拿肥胖引起血栓这个问题来说，2017年的最新国际研究成果指出，肥胖人群和正常人群的脂肪组织不同，会促进血栓。它的成因机制我们没有研究过，但这个结论能很好地解决临床问题，这就是医生需要去做的。
我家客厅里只挂着一幅白牡丹的油画，牡丹是国花，象征雍容华贵，但是，这幅画叫《清贫的牡丹》。我告诉自己，“胸膺填壮志，荣华视流水”。如今，我们的医学发展正在迎来更好的时代，但医者必须牢记：有好心，没有好的医术，救不了病人；有好的医术，但没有好心，可能还会害病人。我们从病患那里获得了力量，所以必须将自己的全部回输给他们。我相信，青年一代中国医者还会继续取得更多好成绩，攻克更多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