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一鸣
编辑/叶丽丽
最近，在春节返工潮里，以往吃香的制造业企业却面临着用工荒和裁员两大问题。
由于工资低，劳动强度大，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再去工厂工作。一名富士康员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18年12月，他的到手工资仅1932元。
另一方面，制造业的转型让工厂不再需要这么多人。2018年年末，西门子裁员6900人，通用电气宣布裁员1.2万人；富士康被爆出2019年将裁掉10%的非技术人员。
蓝领群体去了哪里？他们的新工作选择是什么？如今生存得如何？
昨天，在锌财经创始人潘越飞主持的点我达企业十周年年会暨点我达三周年盛会上，点我达CMO杨璐表示，大量的人放弃进入工厂，他们可以通过当骑手，在城市里获得一份门槛很低，但很体面，让自己可以过活的工作。
在这个会上，点我达CEO赵剑锋表达了“为蓝领群体提供可持续成长的职业发展平台”的愿景。
点我达创始人兼CEO赵剑锋
从制造业到配送业，劳动力跟着时代发展走，新的互联网消费时代需要更多的服务型劳动力，小镇青年们用脚做出了选择。
昨日，点我达发布的《2019众包骑手生存真相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提到，2018年，中国即时物流行业用户规模达3.6亿人，年订单量达210亿。据相关资料显示，骑手从业人员超过1000万，日活跃骑手超过100万人，已经成为蓝领群体的重要职业之一。
这个报告同时从多维度展现了骑手群体的生活，探讨了他们和城市的关系、生活压力、面临的困境和对生活的希望。
孤而不独的他们在电动车上飞驰
相比流水线，骑手的工资高了很多，但是他们的心态没变，依然是进城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有些人称呼自己是“农民工”。
在《报告》中，年薪十万的骑手小吴说：“有的白领工资也就6、7千元，比我们还低。”
点我达CMO杨璐说，“但你进一步问他，你会跟你的家人、朋友介绍你自己做了怎么样的一份工作吗？他又会马上退回去说，这个我倒不经常提。在城市消费方面，你会发现他们很有意思，他们会把钱全部存起来，然后留起来，他们会一直保持跟这个城市的经济顺差。”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春晚依旧是展现他们生活现状的窗口，从从前春晚小品中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小品角色，到现在送外卖、送快递、做家政的服务人员再次登上春晚舞台，他们所表演的依旧是为家人看病花不了钱，消费上缩衣减食。
逃离了流水线，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们还是面临着：
疏离感与边缘化导致的负面结果，包括对工作的评价比较负面，无法产生职业认同感;
职业流动率高、对企业的认同感低；
对所在城市的认同度低；
强烈的底层感与自卑情绪，不利于身心健康。
在传统工厂里，远离家乡的年轻人由于生活简单，工作环境封闭，只能和工友打交道，形成他们自己的世界，而现在穿梭在城市的骑手们，他们开始和城市居民有了短暂接触，但依旧无法融入，他们只有抱团取暖，依靠骑手同事获得帮助。
在《报告》中，在上海工作的骑手王洪志提到：“在这里认识很多朋友，有个互相帮助的氛围……老乡送快递的时候绷带弹到眼睛，眼睛出血，自己过去帮忙，拍照取证，最后去医院看”。
“有事找老乡”也是从工厂就开始传承的一种社交方式，这些骑手存在着因为经济水平、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度、成长环境不同的原因，难以和城市居民保持和发展友情的问题，依然有着区别于城市居民的社交网络。
但杨璐用“孤而不独”来描述这个群体：“每个骑手有自己的师傅，有自己的兄弟，他们彼此互相帮助，愿意在生活出现意外的时候，通过互助来解决，他们的小群体是包含温情的。”
相对自由
自由是外界对于骑手职业的印象。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自由可能还有更多的含义。
首先是时间上的自由，在报告中，上海籍骑手严先生介绍：“（骑手）相比朝九晚五的工作来说肯定自由，累了回家睡会儿也可以，主要工作在午高峰和晚高峰。自由也意味着遇到别的事情可以直接去，不用像在单位一样需要请假调班。这是挺好的一部分。”
然后是行动上的自由，不用守着电脑、办公室，或者机器。
“自由”也意味着在大街小巷穿梭时对于枯燥办公室生活的超越，一位骑手在《报告》中提到：“送外卖接触的东西多，接受了更多的信息，比别的（职业）丰富多彩了一些，看到很多城市的奇葩故事，可以边送餐边逛马路。”
在工作之外，更多的是对收入的把控。“这个行业赚钱简单，只要出门接单就能赚钱，多跑多赚。”在《报告》中，一位家住上海国和路的外卖骑手说。
但是自由也意味着没有了上下班的概念和时间。《报告》中几位骑手提到，“忙的时候七点起床，八点到店里，工作到下午三点吃饭，工作到凌晨一点，回家三点上床。这样连续三四天”。
骑手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已经被嵌在互联网O2O服务当中，公司对于时效的要求，对于人员定位的把控使得他们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丧失了对工作的掌控感。
在《报告》中，骑手小朱表示：“说没闯过红灯是假的。”
时刻待命，使命必达，这样的工作要求来源于用户对于“准时达”、“精准达”的要求，推动了行业对时效的紧逼，再快一分，再快一秒。同样是这群人，从能多做多少件，到能多送多少单，一直在被苛求着，飞驰的电动车慢不下来。
《报告》中写道，尽管现行国家标准规定电动车时速不能超过20公里每小时，但为了压缩送餐时间，有些骑手的车速明显超过国家规定的限速，甚至通过非法改装电瓶车来增强车辆的提速性能。
事实上，骑手的生活依旧保持着重复、片段化的模式。骑手们重复着接单、取餐、送餐、完成订单的过程，形成了一种片段化且形式上高度重复的工作方式。
片段化的重复工作形式使得骑手们的工作在小时段内不断反复，为骑手们带来的是对于工作内容的短期记忆。例如，在《报告》中，骑手小王介绍，他最多一小时送十单，这意味着每一单最少只需要花费六分钟。
这似乎又和现代人们碎片化的时间与即时的消费相互印证，饿了点一单外卖，有急事了让骑手帮忙跑腿代买，距离太远就让人代送。
骑手们并不是像从前那样长时间地服务于一个人，一单接一单地服务，构成他们的新工作状态。
让每一个蓝领都能获得一份体面工作
“我看每一个骑手的背后都是符号化，数据化的，我从来都看不到一个真实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解读《2019众包骑手生存真相报告》时，杨璐这样感慨。
但是她知道他们正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她分享了在车站为离家出走的新疆小伙子推荐骑手工作的故事，才明白他们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而又伟大的事情：“当亿万蓝领进入这个城市，我们可以让他获得一份门槛很低，但是很体面的，让自己可以过活的工作。”
点我达CMO杨璐
但对于骑手们不顾生命安全地送单，杨璐也表示，“商家的理性接单，平台不完全求快的运营思路，其实才是这个问题的本源，也给了我们反思。”
看到骑手们“自由”的工作方式，杨璐一开始也有误解，她说，他们的状态应该叫“穷自由”。但看到骑手们的真实生活状态，才发现他们是疲于奔命。
因此，对于企业信赖的合作伙伴，杨璐也表达了点我达平台的优势。
“平台的生态和多元的业务场景决定了骑手的决定，这是横向的。从纵向来看，是否能提供给骑手他真正克服来到这个城市最初始的障碍以及融入群体的信心，这是一种内在的、纵向的培养。所以点我达在这两块会给骑手非常多的帮助，也是我们跟其他平台不一样的地方。”杨璐说。
点我达运营负责人管利伟表达了点我达对于骑手的意义。
据了解，在骑手交通安全、骑手归属感和骑手培训三方面，点我达都做足准备。
在安全方面，点我达平台把每个月的2日作为骑手的安全交通日，会联系地方的公安和交通部门进行骑手的培训，同时平台自身也建立了一些安全管控和安全预警的机制。除了正常的安全之外，点我达的智能调度系统在提升派件体验的同时，也降低了安全隐患。
在骑手的归属感上，从2017年开始，点我达就已联合一些爱心商家推出了骑手驿站，爱心商家主要覆盖了餐饮折扣、车辆维修、充电换电等方面，目前数量已经超过了一千家。 除了骑手驿站之外，平台也推出了骑手年会，骑手社区，能够让骑手分享他们的感受，表达他们的感情，解决问题。
另外，关于骑手成长方面，点我达平台把关于骑手的激励和培训，设置成引导的形式，逐步帮助骑手在服务技能和服务效率上得到提升，并且配有“培训师傅”的角色，能够把成长正面的形象得到更大范围的扩散和影响。
点我达骑手在接受培训
杨璐认为，“真正帮助骑手去构建内心对这份事业的认同和认知，感知这份工作的社会意义，是鼓励他们获得职业化发展的原动力。”
点我达创始人赵剑锋在接受锌财经采访时提及骑手，他分享了点我达对于众包配送的管理：
锌财经
在众包配送管理机制上，点我达有什么样的管理措施和计划？
赵剑锋
我们有三个方面，一是培训，二是绩效，三是事前事中事后的监控和管控。
在培训方面，我们提供在线的培训，也提供线下的培训。线下的培训也是按照众包的模式来做。培训师是谁？就是那些优秀的派送员。
首先，我们会系统自动筛选出有成为培训师可能性的骑手，他们会在App收到消息，我们就对他们进行培训，培训之后，我们认为合格了，他就可以开专场对其他骑手进行培训。
我们如何去观察一个骑手究竟是不是合格的培训师呢？除了一对一的介入，其实数据能够说明一些：他培训的派送员服务效率、服务规范怎么样。这也能说明这个老师好不好。
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提供骑手培训的，并且这种培训不同于自营模式，我们的培训是千人千面的，有300万人可能会提供300万的培训方案，因为每个人需求和诉求不一样，在他们身上有非常多的标签，他们根据他们自己的需求，自由进行组合。
锌财经
接下来，点我达还会在众包即时物流方向有什么样的发展?
赵剑锋
点我达从上线第一天开始，就是采用众包模式。我们基于数据去管理众包模式，我们在全国有300多万的配送员，每天有10几万到30万的人在进行跑单，但是我们全公司的员工不到1千人，所以我们不可能对他们进行管控，靠的是数据。所以众包模式首先必须做到数据在线，如果数据不在线，我们公司就结束了。这是对于我们来说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一直以来用的都是众包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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