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记得小时候都玩些什么吗？跳飞机/跳房子、花式跳皮筋、打弹珠、拍画片……可如果你是恐怖分子的孩子，你的玩具可能就比较特别了：自制的炸药、宰牲口过程中的血水、小鸟的尸体等等；当然你也很有可能没有多少时间用来玩，因为大部分时间你都在接受军事训练。
这些片段来自一部纪录片《恐怖分子的孩子》。导演塔拉勒·德尔基是个土生土长的叙利亚人，和许多叙利亚平民一样，在叙利亚内战开始不久后，他带着一家人流亡德国。2014 年，导演德尔基回到故乡，伪装成同情圣战的战地记者，混入叙利亚北部一个恐怖分子家庭，与他们一起生活了两年半。
之后，这部《恐怖分子的孩子》获得了圣诞斯电影节评审团大奖（世界电影单元纪录片），入围了今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这部纪录片的吓人程度足以把一大票恐怖片比下去，更可怕的是它的恐怖来自赤裸裸的现实。
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是叙利亚恐怖组织”努斯拉阵线“（征服沙姆阵线）的制弹兼拆弹专家阿布。他有两个妻子，八个孩子。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这些孩子的未来就已经被确定。到了一定年龄，他们都会被父亲送去军事训练营。表现好的可以留下成为圣战队伍的一份子，表现不好的回家为圣战做后勤工作。
不管是“光荣”中选被留下的孩子，还是被送回家的孩子，在他们的生活里不存在“选择”这个词。
影片一开始，阿布就展露出与普通父亲不同的一面。吃饭的时候，小儿子不知是等不及要填饱肚子了，还是在父亲怀里呆着不耐烦了，开始哭闹起来，叫着“妈妈”。阿布换了只手抱孩子，对孩子说：“先背《古兰经》，然后才是爸爸。”
之后，阿布一一介绍了自己的孩子。八个孩子的名字都与那些曾经在新闻里出现的恐怖分子有关，有的为了表达对本·拉登的喜欢，有的为了纪念 9·11，有的来自基地组织现任首领。最让阿布感到骄傲自豪的孩子出生于 2007 年 9 月 11 日。9·11 事件当天，阿布向真主祈祷，希望可以赐给自己一个孩子。六年之后，阿布有了这个孩子。
这一切都让阿布感到光荣，都让阿布觉得自己受到了真主的眷顾。
影片还有另一种翻译——如父如子（Of Fathers and Sons）。这个译名似乎更能戳中这部影片的核心。恐怖分子的孩子不仅无法左右自己的人生轨迹，而且不能放弃暴力。就这样在没有同情与怜悯，只有忠诚服从的生活中完成一代又一代人的循环。
大儿子奥萨马在房间里抓到一只小鸟。一开始奥萨马只想把这只鸟养起来，后来因为小鸟啄了自己的弟弟，他和弟弟先用刀插进鸟的胸部，再把鸟的头砍下来。这一系列“程序”是从爸爸那里学来的。
爸爸对某个男人行刑的过程成了孩子们的教程。更可怕的是，言传身教的不只是做事的步骤，还有面对暴力时的冷漠，甚至对暴力的“热烈欢迎”。父亲阿布肯定了孩子们对小鸟的“处决”。
某个儿子只要看见 4 岁的侄女一个人出门，就会拿枪瞄准她。父亲阿布把儿子这样的举动当做一种炫耀的谈资，在和朋友的聚餐上表扬儿子。阿布也曾和儿子说过：”如果她没有戴头巾，你就可以开枪。“
一提到恐怖分子，我们几乎都能想到类似的血腥画面。极端、杀戮、暴力一直都是恐怖分子的同义词。但是，导演德尔基想让观众看到的，还有恐怖分子与平常人没有区别的一面。
每次从战场回来，阿布都会像普通父亲一样抱着孩子，亲吻他们；会问他们，有没有想自己；会教训打架的儿子。
阿布对孩子们有多温柔，也就有多残忍。在阿布被炸掉一只脚后，大儿子奥萨马和二儿子艾曼被送去了训练营，不久的将来他们可以代替受伤的阿布上战场，家庭的荣耀得以继续。阿布退居二线，在家里做弹药寄给需要的地方，同时他也有了再生四个孩子的计划。
训练营里，恐怖分子的孩子们，白天他们在枪声下做各种体能训练；晚上他们破坏“一人一条被子”的规则，好几个孩子躺在同一条被子下，你一句我一句地抱怨这里的生活。
训练结束后，奥萨马以优异的表现被选中进行下一步训练，艾曼则开始上学读书。于是，有了这样一段画面：奥萨马让放学回到家的艾曼给自己读一段课文。兄弟俩的人生开始了看似不同却又相同的阶段。奥萨马问艾曼：“为什么不和我一起训练？”艾曼的回答是，自己更想念书。
艾曼的说法显然透出一股孩子应有的天真。如果他再专注点，体能再强点，那他无法，也不能选择学校，只能选择训练场和战场。
这部纪录片让我想起另一个恐怖分子的孩子——扎克•易卜拉欣。他的父亲埃尔-塞伊德•诺塞尔参与策划了 9·11 事件。扎克在 2014 年登上 TED 的红色舞台，向全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我的父亲是恐怖分子”。
与奥萨马和艾曼不同的是，扎克有机会从恐怖主义的控制下逃亡。他在美国长大，父亲在他 7 岁时入狱，母亲支持他的选择，这些都帮助他成为了恐怖分子的叛徒。当然，扎克为此做出的努力才是最主要的因素。并不是每个恐怖分子的孩子都有他这样的能量。
在扎克演讲的同名书中，有一段内容是如此与“如父如子”这四个字相契合：（那天，扎克的父亲带着扎克来到枪击训练场。一天下来，扎克的表现都令父亲和叔叔们失望，就在大家准备“撤离”时，发生了一件令扎克终身难忘的事情）
我们正在准备收拾东西回家，但就在我离开前，遇到了一件怪事：我一不小心射中了目标头上的黄灯，它立马爆开了——应该说是炸成了碎片——然后把那个人形剪影给烧开了。
我转向父亲，身体不停地颤抖，生怕自己做错了什么。奇怪的是，父亲咧嘴一笑，赞赏地点了点头。在他身边的叔叔也大笑起来。他和父亲关系很好，想必当时已经知道父亲打算去暗杀卡赫纳。
“伊宾，阿布”，他说道，满脸笑容。
叔叔的这句话在后来困扰了我很久，直到我意识到他对于我的判断其实大错特错。
“伊宾，阿布。”即，虎父无犬子。
然而，扎克与奥萨马、艾曼两兄弟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绝不是因为哪一方更努力，更有反思精神，更有勇气反抗。扎克的故事是让人心潮彭拜的个例，而两兄弟的故事是时时刻刻发生在叙利亚土地上的事情。奥萨马走向战场的同时，另一波孩子在另一个国家开始了难民生活。
奥萨马和艾曼的祖国，也是导演的祖国——叙利亚，曾经的旅游观光人数超过澳大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在 2008 年被选为全球第三位最安全的首都，而且还曾一度被评为阿拉伯文艺之都。然而，之后发生的叙利亚内战，是 21 世纪历时最长、造成人道灾难最多、产生难民数量最庞大的战争之一。
影片快结束时，兄弟俩拥抱后，奥萨马坐上了前往训练营的车。车上全是穿着迷彩服、带着面罩的孩子。导演说：“这场战争会持续很久很久，我听到圣战者们不断重复这句话。”如今，叙利亚早已变成各种势力打群架的场所。这场战争的确还在继续。
导演德尔基在拍摄快结束时，另一个国家的恐怖分子要求和他见面。导演不得不结束这份工作，提早离开了叙利亚。电影的最后五分钟由另一个团队外的摄影师完成。拍摄过程中，随时可能遇到恐怖分子射杀平民的情况，导演无法做出任何行动与反应。电影完成后，导演失眠了。曾经的家乡未来的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内再也回不去了。
《恐怖分子的孩子》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个成年女性的身影。观众只能听见几句成年女性说的话。在那里，拍摄女性是绝对的红线。不过好在艾曼的同班同学差不多有一半是女生，在影片结尾，三个可爱的女孩子站在讲台上背诵诗歌。
在本应享受青春的年龄，奥萨马和艾曼被推上了不可逆转的命运之路。生活不由他们规划，他们只能“闭着眼睛”往前走。奥萨马在战场死去，艾曼一边读书一边照顾弟弟。不过，恐怖分子的儿子扎克和卧底恐怖分子家庭的导演德尔基提供了一丝希望。
正如扎克在《我的父亲是恐怖分子》中写的：
但当我看着那个楚楚可怜、饱受折磨的小孩，看到他脸上似曾相识的无助与恐惧时，我又把书包从垃圾桶里捡了出来，交还给了那个男孩。没有人曾和我坐下来谈谈何为同情心，为什么它比权力、爱国主义和宗教信仰更加重要。但在走廊那一刻，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不愿自己的悲剧在他人身上重演。
我清楚地认识到，制度性贫困、宗教狂热和教育匮乏，让我所描述的个人转变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难以实现。我也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如甘地、曼德拉或是马丁·路德·金一般满怀道德热忱，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化悲痛为决心。但我坚信，同情的力量远胜过仇恨，而我们应该努力让这一道理为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