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就职于中央纪委、中央办公厅、中央巡视组，参加了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三次党代会报告起草和党章的修改工作，现为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客座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MPA特聘导师。著有《民主与改革》《中国拒绝腐败》《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60年》等多部著作，新著《怎样起草文稿》于今年4月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雪勤文论”主要有笔谈起草文稿、述评时事政治、倡扬清廉中国三个板块，这些都是作者比较熟悉的内容。

今年是我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40周年。

本月初，我们同村一位比我晚几年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现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当教授的老乡发微信问我，认不认识“燕园79缘”里的某同学。此时我才知道北京大学79级校友建立了一个公众号，准备在今年举办纪念入学40周年的活动。顷刻间，当年的一些往事，纷纷涌上了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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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考之路是曲折的，艰难的，甚至还有些传奇的色彩。

1977年的高考，我是随着大流懵懵懂懂地就参加了，当时也不知道这是邓小平同志作出的重大决策。

我1966年下半年开始上初中，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停课闹革命、把学校办到农村去等原因，停学了两年，一直到1970年底才初中毕业，之后就在老家浙江省富阳县常安公社大田大队务农。

1977年下半年，我正当着生产队长，就听说要恢复高考了。应当说，我当时的心情是高兴的，又是复杂的，或者说是沉重的。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在这之前几年，本地就有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机会，当时我也在被推荐人员的范围内。

一位中学老师事后告诉我，我的文化考试还是常安公社第一名。但是，那些真正能上大学的名额，或者被有权势有关系的人拿走了，或者被本地下乡知青的父母通过走后门搞走了，当工农兵大学生的希望根本就没有给我们这些本地农村青年留着。

因此，我们都有一种被冷落、被歧视、被排挤的感觉。正可谓时运不济，徒叹命运多舛！

第二个原因是，我在1973年20岁那年就入了党，那时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还有点理想主义，看到当时有些不太公道的事情爱较真，结果得罪了领导，相互之间的关系闹得比较僵。

当时我要报名参加高考时，有的人还公开说：雪勤就是考上了，也不能去！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气候背景下，我的精神压力也相当大。

但是，既然上头中央有让大家参加高考的政策，那我也不妨一试。无论如何，高考还是决计要参加的。于是，我就报了名。由于每天要去分工派活挣工分，加上思想上也不够重视，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复习。

大约是1977年的12月间，我到富阳县场口中学参加高考。当时浙江省第一次高考，分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初试只考语文和数学。

记得当年的语文作文题目是《路》，我就写了自己经常走的路有了一些令人惊喜的变化。

谁曾想，我居然考上了！

我是在大田小学附设初中班读了两年的初中毕业生，记得当时数学学的大多是跟生产实践相结合的一些常识，基础非常差。所以，初试能够考上，主要是靠语文。

应当说，这可能得益于自己的求知欲比较强，什么书都喜欢看，什么事情都喜欢琢磨。

复试就要开始了。当初填志愿时，我也不清楚什么文科理科的区别。由于自己操作过从浸种孵芽、稻种下田、插秧施肥、耘田拔草、植保防治，一直到收割入仓的全过程，自信搞农业是专长，我就报了农业专业。发准考证时一看，我报考的大专业是理科，理科就要考数理化。可想而知，复试理所当然地落榜了。但初试的成功，使我增强了能够考上大学的信心。

这是我1977年的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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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心有不甘但有信心的我又准备参加高考。我当时做了两件事。

一是改报文科。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吸取上一次只凭自己熟悉的事情就盲目报考农业的教训，也由于“文革”期间两年初中学习的基础太差，尤其是数理化的基础基本为零，就必须改变报考方向。

二是加紧复习。我找来高中课本，语文、政治、历史、地理、数学，哪一门都不敢耽误。尤其是数学，是最终拉分的一门课，必须有所进步。我在继续当着生产队长天天干农活的同时，空闲时间把主要精力放在数学的学习上。有时晚上在生产队开完会，就赶紧回家看一会书。当时没有老师辅导，也没有其他复习资料可以参考，完全凭自己的一股信念在努力。即使在高考前夕，我也没好意思去脱产复习，没有停止过一天的农业劳动。

1978年7月20日至22日，我又到场口中学参加第二年的高考。这三天高考的顺序是：政治、历史，数学、地理，语文、英语。8月份高考的成绩一下来，浙江省的录取分数线是280分，而我的成绩是274.5分，只差了5分半。而且，我完全自学的数学也考了15分。这就是说，只要数学能增加10分以上，我就能够上大学！这样的远景目标，还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这是我1978年的准考证

这是我1979年的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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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高考虽然失利了，但我对1979年一定能考上大学的信心反而更足了。由于当时劳动的繁重、复习的压力，再加上营养的匮乏，我得了轻度肺结核。

因为自己想上大学的愿望很强烈，这个突然的情况不仅没有使我悲哀，反而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终于可以集中时间和精力进行高考复习了！

于是，我就在1978年九、十月间，毅然辞去当了近3年的生产队长职务，抱病到场口中学报名参加文科复习班，同比我差不多小10岁的学弟学妹一起复习。记得当时有不少人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觉得这个大人怎么和一帮小孩混在一起啊？有的人看见我挑着米和菜去学校，就故意问我：雪勤，你干吗去啊？我理直气壮地回答：读书去！

场口中学在当地因管理严格闻名，后来被誉为“山乡千里马”。我一到学校，就复习得非常刻苦。不到两个月，我的眼睛就近视到了不得不带眼镜的程度。由于一个星期只回一次家，在学校一日三餐，我几乎都是用家里带去的一搪瓷罐霉干菜下饭，以至于经常因维生素不足而牙龈出血。我就这样一边复习，一边悄悄地吃药治疗。尽管如此，由于上大学的前景激励着我，当时的心情还是很愉快的。

1979年7月7日、8日、9日，记得那几天正是暑热难挨的时光，全国第一次统一的高考开始了。当时我们文科的高考顺序是语文、历史，数学、地理，政治、外语。

高考成绩出来了！我的成绩是：政治75分，语文79分，数学47分，历史81.5分，地理90.5分，总分373分。外语11分作为参考，不计入总分。这比浙江省的录取分数线300分，多出了73分，是富阳县文科第一名。

这是我1979年的高考成绩单

富阳县教育局一边安排高考分数线之上的考生填报志愿，一边安排身体检查。毕竟之前得有轻度肺结核，虽然也在进行药物治疗，但在富阳县人民医院的体检中还是被检查出来，认为还没有达到彻底康复的程度。

这次高考体检遇阻，我自然就到原来发现病情的杭州市结核病防治院去复查。医院的大夫仔细拍片检查后，在检查报告上盖上了“稳定期”的专用章，开启了我通往大学的大门。

由于体检耽误时间太多，填报志愿时就格外匆忙。当时连我的报考登记表最初都是场口中学的同学好友帮助填的。在全国重点高校栏目里，我第一志愿填了北京大学法律系和中文系。在一般高校的栏目里，我第一志愿填了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当时心想，填北京大学的志愿也就是心里过过瘾，不太可能，报华东政法学院应该没有问题。

过了没几天，听我的一位老师朋友说，我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已经到了常安公社，是北京大学的挂号信，只能我自己去取。我就一路小跑到公社里，取回了挂号信。打开一看，里面有三份材料。

一份是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一份是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的《北京大学新生入学注意事项》，还有一份是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北京大学学生会致新同学的一封信。

应当说，当时的心情既兴奋又坦然。兴奋的是，终于考上梦寐以求的大学了，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坦然的是，自己已经连续考了3年，考上大学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北大新生入学注意事项和致新同学的信。录取通知书在报到时已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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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9月，我怀里揣着录取通知书，肩上背着我母亲亲手缝制的厚重的棉被，手里拎着我父亲留给我的一个装着衣服的旧皮箱，踏上了远去北京的路。在公共汽车离开车站时，我母亲含着眼泪叮嘱我的场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尽管已经过去了近40年。

我乘上从杭州到北京的120次火车，记得坐了26.5个小时。从北京站出来时，看到有北京大学的校车在等着我们。当时的心情还是很激动的，终于来到首都北京上大学了！

校车穿过市区，过了首都体育馆，看到一路上排列着高大的杨树，后面的苹果园，还有不时出现的低矮的建筑物，这一幅幅场景，到现在依然停留在我的脑海里。校车进入北京大学南门时，我看到笔直的道路两旁挺拔玉立的杨树，形成了宽阔的林荫大道。在离三角地不远的柿子树林边上，长长地排列着打着横幅的20多个系的报到处，接待着陆陆续续来报到的新生。我一到中文系报到处，就被先到校的同学用三轮车接回到中文系宿舍32楼。

那年我们中文系有文学、汉语两个专业，我被分到文学专业。后来听老师说，当时我报北大的第一志愿是法律系，第二志愿是中文系，之所以被中文系录取，是因为我是党员，我到中文系后就可以成立党支部了，还可以做一些班务工作。

当时我们班里年纪最大的是1947年出生的吴同学，听说他1965年就考上北京大学数学系，因为对当时批判《早春二月》有不同看法被取消入学资格，1979年恢复入学资格后没法再去数学系，才到中文系就读。1979年的全国高考文科状元王同学也在我们班，王同学当时还向我递交了她的入党申请书。

我们的班主任是曹文轩老师，他现在是著名作家，最近还获得了世界儿童文学最高奖——“国际安徒生奖”。

令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北京大学校医院的医生说，根据我的体检情况，我的身体恐怕还不能完全适应繁重的学习任务。按照学校规定，保留入学资格，休学一年。于是，入学两个多月后，我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美丽的校园，回到了浙江富阳老家休养。

这是我1979年到北京后拍的第一张照片，当时非常消瘦。

直到1980年9月我再次入学。幸运的是，我这次体检完全合格。惋惜的是，中文系另一位和我一起休学的山西老乡李同学，就失去了上北京大学的机会。当时我的年龄已经是27周岁。

这是我1980年回到学校后拍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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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往北京大学的高考之路就是这样的跌宕起伏，但命运还是非常眷顾的。

● 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母校改变了我的人生。

当年我刚到北大时，语言上，说的是一口富阳场口的乡音，普通话糟糕得要命，自己都不怎么敢和老师同学说话，怕自己说的话人家听不懂。学习上，觉得自己看过的书太少了，方方面面的知识都不了解，而别的同学知识渊博、侃侃而谈。

经历上，之前在农村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一点，到北大后发现这里才是知识的海洋，而自己只是井底之蛙，那点孤陋寡闻实在少得可怜。

生活上，由于自己一直吃的是米食，不习惯北方的面食，即使面食吃撑了还觉得没有吃饭，必须吃米食即使是吃粥，才叫是吃饭。

经过燕园四年的熏陶，尽管普通话里还带着乡音，但大家还是能听懂了。学习上穿梭于各个课堂去听老师的授课，逼着自己到图书馆像海绵一样去汲取营养，后来也觉得能和大家交流一下了。

经历上通过各种学习和实践，特别是受惠于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也能够用自己的眼光去看问题了。生活上不再纠结于是米食还是面食，都能够吃得下去了。正是这种润物细无声的熏浸，感觉自己像脱胎换骨般地慢慢成熟起来。

● 其次，我觉得还是要感谢邓小平同志的高考政策。

之前我也努力过、挣扎过，想当兵因得过中耳炎体检不合格，想通过推荐上大学又被拒之门外，觉得个人的命运被巨大的阴霾笼罩着，根本看不到自己的出路和前途。正是因为有了高考，才使我们这些只能凭自己能力的人看到了前途、点燃了希望，也为千千万万的人改变了命运，更是为中国的巨变打开了光明之门。

● 第三，要感谢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正是因为有了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进程，一大批青年学子在大学毕业后就有了用武之地，进入到各个领域，担当了各方面的骨干，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我1984年大学毕业后，就按照自己的志愿到了中央纪委，后来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参加过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三次党代会报告的起草和党章的修改工作，四次参加中央全会决定的起草等工作，还担任过中央第八巡视组副组长，尽职尽责地发挥了以文辅政和参谋助手的作用。

● 第四，也要感谢一下自己坚忍不拔的努力。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三落四起，最终圆了自己的大学梦，走上了通往北京大学的路，走上了自己心仪的工作岗位，并在此工作了33年。可以说，能够为党和国家的繁荣富强尽一份责，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出一点力，自己觉得问心无愧！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北大！

感恩有你，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