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张英

原标题：《专访何训田：现在的音乐教育有问题》

何训田，出生在教师家庭,兄弟姐妹六个,他排行老四。第一次听到小提琴,何训田就喜欢的要死。他瞒着父母,去嘉陵江上当纤夫。赚到的钱,买了一把小提琴。

后来，他成为了著名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作曲指挥系系主任。一九九五年开创了国际唱片史上在全球发行第一张中文唱片的历史，创作的《阿姐鼓》《央金玛》等唱片全集在全球八十多个国家出版发行，销量数百万张；

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BBC、ABC、CNN、NHK等全世界四百多家新闻媒体和学术刊物发表和评述了他的作品，作曲技法和创作思想。他的作品在全球六十多个国家出版发行，广播和演出。他的理论和作品被誉为“具有划时代意义”、“无法在西方文献中找到蓝本”、是“最具个性的中国作曲家”、“帮助中国人实现了让其音乐走向世界的理想”、“他的音乐出现，标志着中国有了自己的音乐学派”。

在音乐专业领域，他先后夺得一些列音乐大奖：1987年德国国际韦伯作曲比赛第三名（The 3rd prize of International Carl-Marla-Von-WeberWettbewerbes Fur Kammermusik 1987 Germany）；为奖励对当代音乐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作曲家，“美国国际新音乐作曲家比赛1989-1990”委员会授予他唯一的<杰出音乐成就大奖>（The Outstanding Musical Achievement Award of The International New Music Composers Competition 1989-90 USA）；1995年美国录音协会经典唱片奖；1996年国际十大发烧唱片奖第一名；1998年英国IBC金星奖（The Gold Star Award）；

1998年美国ABI世界终身成就奖（The World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第四届中国金唱片奖1995－2003〗音乐创作特别奖。；2004年他的作品评为“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

佛教音乐怎么写

大型情景音乐诗剧《吉祥颂》在无锡灵山已经演出了十年。

作为《吉祥颂》的作者，何训田谱写全部音乐，和他的合作者们一起忙碌了3年。一台表达精神的晚会，最后落于市场和商业。何训田原来作品名字是《如来如去》，在排练的时候改为《觉悟之路》，到最后演出前改名为《吉祥颂》。

其实这个论坛第一届就找过我，当时我在杭州做《波罗蜜多》，当时他们只给我半年时间，我觉得时间不够后来回掉了。这次他们找其他作曲家，考察了一圈，最后还是找到我。主要原因是觉得我前面做的《雷峰夕照》音乐大典，与宗教有关系。

我接手的时候，现在开会演出的灵山梵宫还没建好。所以我和林兆华、易六明、曾力他们一起，做这个作品的时间和他们的梵宫建设是一起开始的，从梵宫的使用功能到舞台、灯光、音响，我们全部参与。我负责音响部分，比如线路怎么走，喇叭怎么布置，音效的调整，我去了很多次。

因为是给世界佛教论坛写的，真正的是命题作文。和以往的作品不同，这个《如来如去》一开始就有鲜明的主题，讲述佛陀悉达多从一国太子走入民间、体验生老病死、最终悟道成佛的生命故事。作为一个多小时内完成的作品，不可能详细描述他的一生，必须用最简洁的方式完成。在最后的文本上，我确定三个关键词：此岸，走向彼岸，到达彼岸。

灵山公司的老板要求我们的作品通俗易懂，普通人最好能看懂，能听懂，能够传唱，哼几句。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佛教是几千年的流传经典，天天对着原著，也没几个人开悟。但我们可以创造一个环境，让人家进去，有亲近感，它好的音乐能让人至少在那个时候进入状态。

我作音乐有一个宗旨：回避所有的人类已经出现的文本。但这个作品有一点相反。《阿姐鼓》固定在西藏，到了《央金玛》已经辐射到尼泊尔、印度等地；到了这个作品，就不局限在某个固定的区域里了，找的是共性，它的音乐语汇风格不能是一个局部或者区域性的，应该结合了全世界宗教四面八方的东西，应该是各个区域的音乐大融合。其次是要体现佛教的精神容量，比如“无量寿”、“无量观”、无量因”，它恨不得把全宇宙，宇宙之外还有几个宇宙，全部包括在里边。

所以我首先不用交响乐，也不用中国的民乐。这些音乐符号有特殊的文化象征和具体时代背景和情感。我采用的第一个是人声，人声是全人类共有的。在这个照片里，我用了男声独唱、女声独唱、女声重唱、男声重唱、女声合唱、男声合唱和男女声大合唱。在乐器的选择上，我都是中性的，比如说那些打击乐。它不是非洲的，也不是中国的，而是在一种乐器采样后，把它的区域性磨掉，你不知道它是哪里的。

我在全世界采集了几百个钟声和鸟声，把它们放在了音乐里。在全世界，和佛教有关系的，就是钟声和铃声。不管是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所有的寺庙里都有铃声和钟声。虽然它们的造型不一样，声音也有差异，但它有很强的共性，钟声清净，穿透力广，干净又纯粹。

当演出时最后一幕时，释迦牟尼出现，全场都是钟声。这个钟声是有几百种钟声合成的，我们这个音响系统也是国内最先进的，在大厅里任何一个位置，你听到的钟声，有的就在你头上，有的在你耳朵左边或右边，比你到寺庙里感觉还要强烈。

另一个是鸟声。鸟是和平自由的象征。佛教音乐里面用鸟声很多，基督教也尊敬鸟，教堂音乐里面用鸟声很多。我到印度的时候，看到那些菩提树，到了晚上的时候，成群接队的鸟在那里睡觉，清晨醒来，它们在阳光下鸣叫歌唱。这两个声音是这个音乐里很重要的部分。

这个照片里唯一使用的区域性的乐器，是尼泊尔、印度的，它来自释迦牟尼的故乡，是当地的一个拉弦乐器，我把它用在他出生的时候使用，表明他的出生地点，除此以外，全部都是一种共有的声音。

通过这次的合作，我发现多媒体的结合很困难。《雷峰夕照》是我自己导演的，自由度大一些。大型的活动干涉太多，特别是这种政府参与的活动，可能最后的结果和你想要的相反。我作品名字是《如来如去》，在排练的时候改为《觉悟之路》，到最后演出前改名为《吉祥颂》。

在音乐的第五段，描写现代生活部分的音乐，大街上车水马龙，人和人忙碌的行走，他们彼此不看对方一眼。现代生活中，我们遇到的那些的东西，比如说那些权力、财富、女人，这些会影响我们的人生和命运，每个人在拥有这些后，享受物质带来的感官愉悦，都觉得自己很幸福，以为自己到达了他们自己认为的西天了。其实不是。我给这段音乐起的名字就是叫做“假西天”，是对时下的流行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否认和批判，对于现代性和物质主义的质疑。

结果这部分音乐没有通过审查，被完整的拿掉了。所以后来上演的音乐盒未来每天都演的音乐是不完整的音乐。这对我稍微有点损失，因为音乐是流动的，有慢的有快的，那段有点慢，它拿掉的后果是，再接起来之后，是慢的和慢的接在一起了。

但从公众层面来讲，演出还是高质量的完成了。那天正式演，作品到高潮的时候，八百个和尚在合唱，那真是个激动人心的场面。我看到现场，很多和尚都掉眼泪了。

道观寺院和音乐

三年前，何训田出版了《波罗蜜多》。此前他出版的《阿姐鼓》和《央金玛》里，也被评论家说为“宗教感很强”。何训田对我说，这实际上与他的童年生活有关系，他们家的隔壁就是教堂，在没有钟表的年代，他经常是靠教堂的钟声来分别时间的。

1953年，我出生于四川遂宁市，父母是教师，兄弟姐妹六个里，排行老四。

我第一次听到小提琴，是在12岁。那时一把小提琴售价30元，我靠当纤夫的报酬，买到了小提琴。我家隔壁就是基督教堂，当时没有钟和表，靠听钟声分辨时间。有一个敲钟的老头敲钟，时间很准。我经常听见唱诗班的歌声和手风琴声。

我经常到教堂去练琴。我们家后面土墙一翻过去，就是教堂的菜园。我和教堂牧师的孙子关系很好，我经常到那边玩。后来我练小提琴，他到晚上把教堂开放给我练。在那个年代，很少有这样的好环境给我练琴。

所以我从小对音乐空间有认识，感觉好，就是这么来的。我从小就觉得，我的音乐必须要具备这样的音效才是比较好，我为什么对作品要求比较严，可能跟小时候有关系。我在牧师就家第一次看到小提琴，还有莱卡相机。

几年前我回去，发现哪个教堂现在还在，在文化大革命中，它毁坏了一部分，红卫兵把它的那个顶去掉了，但是教堂主要建筑还在，现在改做了幼儿园。当年牧师的孙子，现在在一家汽运公司当司机。

在《如来如去》里，我除了钟声，还有雷声。一个钟声，一个雷声，我对这两个声音特别敏感，特别有亲和力。我到上海工作后，就很少听见打雷声了。小时候，在四川，雷声打得铺天盖地。

去年，我去印度，在恒河边，突然打雷。惊天动地在我头上打下来。恒河对印度教徒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的信仰和人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我们约好去河边看日出，早上四点钟起来，从饭店开车走。我很困，在车上对同伴信口开河说，“今天根本就没有太阳”。我们到了河边，看到很多人睡在岸边，天上果然没有太阳。我们就租了条船，在恒河里走。

因为没有太阳，大家兴致不高，我开玩笑说，太阳不过十分钟就会出来的。结果过了十几分钟，云开雾散，太阳出来了，金黄耀眼，照在这边河的墙上。过了一会儿，我说“可能世界末日要到了”。然后就过了十几分钟，隐隐约约，天边那个雷声就响起来了。看来马上要下雨，我们把船停到岸边，我正往车那边走，那个雷就打下来了，震耳欲聋。我一踏进汽车，倾盆大雨下来了。

我们开车前往饭店走。我说不要急着，到了的时候，雨就会停的，那时候大家都已经有点相信我了，但还不是完全相信。下那么大的雨，怎么可能？结果我到了饭店的时候，果然雨马上就停了。所以我从那天起，我不敢再随便预言。

到了早上七点，我们和许多宾客坐在饭店角落里吃早饭，太阳就像平常一样地升起，大家像平常一样吃早饭。对其他人来说，刚才的事情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我感觉每个人像在循环中，但是我们加入了一个奇迹的事件。

有人猜想我是教徒。其实严格来说我不是。不管基督教、天主教还是佛教、藏传佛教、道教。我对所有的宗教无所谓，就像每一棵树每一种花一样，它都有精彩之处，都有我觉得很吸引人的地方。因为我对于一个状态的感觉，要进入一种状态有感觉，但是它这种基督教，伊斯兰教，包括佛教，都是一种状态。我觉得所有宗教最原本的东西它是相同的，是殊途同归。

宗教对我的影响是无意识的。小的时候，接触教堂、寺院，完全是无意识的接触，但是它会对我的人生起很大的作用。就像我们到了一个空气不好的公园去的时候，就是那种很脏的垃圾场，身心会受到损害。到了教堂和寺院，可能就会很愉悦和轻松。

我们每个人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和老师教我们怎么做人，等我们长大之后，就去教我们的子女。其实每个人都应该自己的香型。这种香型是独一无二的，就像一朵花有一朵花的香味。但是父母往往企图影响自己的孩子的人生道路。

我觉得在传承上来看，音乐并不是一个原创的东西，它就是一个继承，一个传播。不管你是艺术学校，美术学校，音乐学校，也是传播一个已有的东西，或者把它改良。我当了音乐家以后，我经常想，音乐的源头在哪里呢？在最原始的、最初的时候，它是怎么样诞生起来的？

所以，我成为作曲家以后，基本上我不看任何已有的音乐文本，我怕受到它的影响。比如我到印度去，我就感受它的山和水，我不看它音乐现有的文本。像所有的第一首歌，也是这样产生的。它没有一个文本在前面，它的文本就是它所有与自然的对话。

我跟其他音乐家的区别就在这里。我是直接去感受，回到人性本身，最初同自然的交流和感应。所以我的音乐也不是西藏的音乐，只有与西藏的感应的东西。因为我不是在他人的东西上，再加入我个人的东西。到后面我拍MV的时候，那些藏族人是遍山遍野跟到一起在唱。

中国传统宗教音乐断了

何训田是“音乐大典”的首创者。2002年，他担任《雷峰夕照音乐大典》总策划、总导演和作曲，在雷峰塔重建开放日首演。此前，他担任制作人的《阿姐鼓演唱会》曾在欧美及亚洲作环球巡演；2000年，何训田担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联合举办的《世界和平文化年开幕盛典“天唱人间”》的艺术总监、音乐总监和作曲，此后，谭盾的《少林音乐大典》也开始出现。

我目前的心思不在市场化音乐创作上。我想趁自己的状态好的时候，多作一些创作。做《雷峰夕照音乐大典》的时候，我也是随便取的名字，因为它有很强的表演性和舞台感，是实景演出，雷峰塔上和树林里都有演员。

那次演出的演员1800人，观众只有1000人。专门在雷峰塔了个舞台，是一次唯一的演出。当时的观众也和这次一样，有一些高僧，也有高官，还有金庸这样的名人。当时我没把这个项目当成生意，因为主办方定位就是做一个独立艺术演出。最近这两年。他们想恢复成商业演出，我没同意。

谭盾也好，其他人也好，每个人原意做他希望做的一个东西，很好。我现在心里面真是有了慈悲心。我是想一个人愿意做什么，我愿意成全他去做这个东西。

西方所有的音乐都是宗教音乐。它的发展有两条路，一种是寺庙经院流传下来，完全流传下来。另一种是巴哈、贝多芬这样非常厉害的作曲家专门做这个，但是他做的音乐和寺庙音乐已经不同了。

宗教音乐在西方音乐中非常重要，因为西方社会本身是信教的。基本上所有的音乐家都和宗教沾边。它就是这样的感受，今天写出来是这样的，明天写出来是那样的。

中国的宗教音乐很少流传到民间，它没有独立地位，只是寺庙道观里仪式的陪衬。中国的宗教音乐繁琐复杂，基本上没有音乐家没有介入创作。以前没有技术和载体让它流传下来，完全是靠口耳相传。后来在某个时代有记载，但也不完整。而且是拐弯抹角，拖了一个长腔之后，很难记下来。

西方音乐相对单纯，容易记录，日本的音乐简单，所以代代相传，中国音乐因为复杂，断层很厉害，加上战乱，保存下来基本上都是近代的。新疆、西藏地区，对音乐的保存更好一点，因为环境相对封闭，相对偏僻一点，音乐的纯粹性保存好，可以代代传下来。

比如新疆的施拉姆、冬不拉非常好听，它那种音乐是原创的，受外来的影响非常少。是自成一个体系一个规律。像其它地区，遇到很多事情，战争啊，“五四”啊，文革啊，它就断了。

我很羡慕印度。我在印度的时候，看他们电视台，只有两个节目，一个是民间的，一个是布道，好像没有政府管一样。最奇怪的是，在民间社会的生活里，我没有看到一样西方乐器，都是传统乐器，所有西方的乐器都进入不了大多数人的生活。中国呢，民乐学的人少，与普通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

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宗教音乐创作比较少，我是比较早的一个。中国也没有什么号的宗教歌手，顶多他们在作品里涉及了这样一些内容，专职的没有，最多是演唱，比如朱哲琴和萨顶顶，加上台湾的齐豫。

有次我在电视台讨论民族音乐如何发展，我说讨论一千年都是一样的。首先怎么保留原始的东西，其次是人家愿意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是个人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不要用什么方法和百分比来规定如何发展。

我觉得现在的音乐教育有问题。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你出生出来就是你自己的，你写的东西是非常特殊的。如果把你一生下来就扔到那个深山老林去，那你写的东西肯定是非常特殊的。为什么艺术界的大部分大师，都是学历不高或者没读书，像六祖惠能一样，他才有时间去想自己的。

现在的学生，一生下来就是读书，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博士后，那么多书，学都学不完，课程这么重，学完成了就不错了，哪有时间想自己寻找自己。

我现在当作曲系主任，我们每年在新疆招作曲的学生，这十年的计划是五十个。但遗憾的是，我们基本上招不到。现在来的学生基本上不懂音乐的，都是推荐来的。我一直在想，其实新疆本身就有它自己的音乐，它有自己的传承模式，也许不应该到学院像西方那样学习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