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元辛觉得自己早晚要出国。他和许多同辈相似，年幼时便被大洋彼岸的未知生活深深吸引，加上父母言语间的引导，觉得自己肯定得出去看看。
然而大洋彼岸的风景并非单纯美好，孤独又平淡的生活却日复一日消磨他的斗志。跨文化沟通的障碍、原子化带来的孤独、与父母的代沟、以及理想和现实中的裂谷成为围困他的屏障，给他在美国这只“沙拉碗”中的生活投下数层阴影。他踌躇满志地来到美国，却在毕业时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实习。
父母无法理解他作为青年留学生的迷茫，他只好选择向同辈求解。他带着困惑，走过十九个州，倾听百余位留学生和自己轮廓相似的故事。
2018年12月，《新留学青年》上架销售，这本以非虚构写法记录当代留学生海外生活的书在豆瓣获得了9.4分，被大批中国留学生及家长看作“精确反映新留学青年”的范本。廖元辛为当代中国留学生留下了真实的记录，也在行走的过程中解答了自己。
走出旷野的“新留学青年”
记者｜唐远 赵赫 梁立言
编辑｜王雅淇
廖元辛没有想过自己会以这种状态回到故土。
从首都机场驶出的汽车里，廖元辛和阔别已久的父母坐在一起，车窗两旁的风景持续闪过，他却没有什么激动的情绪。过了一会儿，汽车停在烤鸭店，母亲提出在这里为他接风洗尘。饭吃到一半，母亲有事出去了，气氛随即冷下来，父子二人陷入沉默。“你打算找个什么工作？”父亲忍不住问。这个毕业生普遍需要回答的问题又一次将他的心脏往下拖。
2015年5月，廖元辛结束了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硕士学习。毕业的那一刻起，他在大洋对岸的合法居留进入倒计时。他尝试通过找到一份工作延长自己留在美国的合法身份，但却没有找到任何适合自己的带薪实习。一瞬间，各种各样的问题涌上大脑。我是谁？我为什么来美国？我该去哪里？疑问交织成一张网，留在国外的障碍和与国内现实的脱节形成两道密不透风的高墙。
廖元辛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国。没有工作的“裸回”事实成为他头顶的巨大乌云。然而，这种“压力山大”又无法被长辈理解，每次他向父亲透露自己的焦虑，两个人便面面相觑，最终的结果往往是父亲催促他出去打个篮球，提提精神。
“这不解决问题，对吧？如果我是刚丢了一百块钱，那打打篮球或许心情就会好了。但现在根本没办法解决，我是方向迷茫问题。”
廖元辛
青年漫谈
和父母交流的碰壁迫使廖元辛寻找新的沟通渠道，他想把自己的疑问通过写作悉数表达出来。在此之前，他曾进行过类似的尝试——硕士毕业之前，他和自己的本科室友老蒋坐下来聊了两个小时。那时候，他身边的留学生周末去爬山、烧烤，似乎只有他一个人在迷茫的泥沼中独自下沉，直到他发现自己的老友也面临着相似的困境。
室友老蒋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元培学院经济方向毕业，廖元辛本以为他是最适合读PhD的人，却发现这位正在美国攻读博士的“学霸”在从知识消费者转向生产者的过程中触礁了。彼时一家留学机构发出留学生活记录的征稿，廖元辛便以老蒋为原型，落笔写下了《当我们谈论PhD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文章受到了机构和友人们的赞赏，这让廖元辛突然发现并非只有老蒋和自己遇到过类似的迷茫，真实记录留学生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有着广大的读者群体。
于是，这场由于惊觉生活脱离掌控开始的写作，开始不断向描绘留学生群体共通的现实进行转变。他决定写成一本记录当代留学生现实的书。
起初，对于采访的问题和采访对象的选择，廖元辛自己也处于茫然状态。他读了很多老一辈留学生写的书，发现1985年到2000年间出国的老一代留学生有着相似的成长背景和发展经历：他们大多是出国读研读博，没有丰厚的家底，抵达国外后的第一件事往往不是去学校报到，而尽快寻找一家中餐馆打工补贴家用。他隐约觉得自己这一代留学生也有共同点，但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出国的年龄也不同，早已没了“走异路，逃异地”的明确价值指向，一时难以从这五六十万人中找出共性。
前三个月里，他找了二十位采访对象，在没有任何预设的情况下进行漫谈。他渐渐发现，尽管这一代留学生彼此的成长环境与留学初衷大相径庭，但其中并不乏重复的声音：在美国的第一年非常不好过、和外国同学的交往成问题、从城市来到美国乡间的大学城需要适应……主题渐渐浮现出来。廖元辛把这些主题逐一列出，挑选有代表性的故事合并在一个主题下，开始就选题找合适的采访对象收束在一起，试图记录下绝对真实的声音。
《新留学青年》受访人地图
廖元辛对梁鸿《出梁庄记》中所展示的农民工真实生活印象深刻。书中的农民工受访人并非千人一面，而是各有鲜活的故事和生活。他意识到，记录留学生群体也是一样，不能把它标签化，要把他们当成一个一个的人，一个一个体会这些人的喜怒哀乐。
廖元辛开始学习非虚构写作，读国内媒体的特稿，也看国外作家的作品，借鉴其中的写法。采访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以至于他一度觉得“只有行走在路上，才感到自己活着”。在受访人家里，他运用人类学调查的方法，和他们同吃同住，甚至精细到看他们怎么刷牙，通过观察家里的花摆在什么地方来判断采访对象的性格。好友描述他“像一台永不停歇的高速摄像机，事无巨细地记录着镜头前的一举一动”。
但事实上，通过写作进行表达并没有立刻卸下他身上的担子，反而成为他生活压力的另一大来源。为了专注写作，他辞去了回国找到的记者工作，这让信奉“稳定压倒一切”的父亲有所不满。虽然两人之间没有发生争吵或是冲突，但是通话里父亲越来越频繁地提起“谁谁家的孩子在某公司找了份工作”的话题，还是让他感到如坐针毡。面对压力，廖元辛没有解释，甚至他自己当时也无法预知这本书的意义和潜力。身边的人纷纷就业，没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没有人写过这样的书。
前三个月是不停的试错。首次尝试非虚构写作的结果经常是“一篇写得好，下一篇就写得很烂”，如果大家评价没有上一篇写得好，廖元辛的信念就会剧烈动摇。而在写过一篇名为《虚幻与真实》的文章过后，他再也没有过类似的怀疑。
《虚幻与真实》的采访对象凡姐和他同为北大毕业生，同样体会过出国留学后产生的落差和触底。凡姐住在他楼下，廖元辛和她相识多年，他清楚看到，也清晰地感受到北大的标签在国外不再耀眼，而是成为期望和压力的来源。彼此经历的相似在写作中不断刺激着他的神经，整个写作过程中他流了大把的泪水。
完稿之后，他把《虚幻与真实》发给父亲，希望父亲能明白他的焦虑。“如果他能理解20%，我就能继续写下去，他回复说理解了70%。虽然回国之后发现他只理解了5%，但那个时候还是很激励我。”
《新留学青年》书影
从采访到整理，《新留学青年》的写作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尽管他的迷茫在写完整本书后只是有所消退而并非最终解决，但他意识到，现在不写，采访中那些鲜活的记忆就会过了保质期，或者就再也没有写出来的机会。他认为写作是心里有气，一定要写成，不然心绪难平。
妥协与求解
小时候，父亲问廖元辛以后想干什么，他说想上大学。他回问父亲中国最好的大学是什么，父亲说北大，他说那就上北大。他又问父亲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是什么，父亲说哈佛，他说那就去哈佛。陌生世界的吸引力徐徐展开，年幼的廖元辛觉得外面的世界肯定有新鲜的东西，肯定有好玩的。
出国留学始终是廖元辛本科毕业后的选项。他是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第二届的学生，修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政经哲）专业。父亲曾希望他去读更“实用”的经济，但廖元辛很确定自己的兴趣在于政治经济学。为了避免选专业时的争论，他刻意减少同父亲在这方面的交流，没有选择绝对的政治或者经济，而是“和稀泥”似地选择了政经哲。父亲知道他学的是政经哲专业，却不了解在交叉学科的“幌子”下，他其实依然选择了自己钟爱的政治经济学。
由于很早便确定了毕业后出国，大三的时候，廖元辛没有为保研进行任何准备，而是申请了哈佛的暑期学校。他把在波士顿的那两个月概括为“有限度的真切”——在他看来，不管是出国交换还是暑期学校，类似的经历都难以当做出国留学的准确参照。
成长的过程中他一直带有一个预设：我做的决定，父亲是不赞成的。这对他而言是一种潜在的压力，倒不一定有什么切实的影响，却始终如影随形。后来他自己申请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专业的研究生，直到收到录取通知才告诉父母，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北大同学在马里兰大学图书馆门口庆祝中秋
“我是在和我爸的妥协中长大的，”廖元辛感慨，“但我说的是妥协，而不是屈服。”他打了个比方，如果他说往东，父亲说往西，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往北了。“但真的知道自己想去哪儿、想干什么的中国学生又有多少呢？”在他看来，没有多少中国学生在留学之前想过，自己要为这种在人生方向选择上的拖延付出代价。
留学期间，有一门名为公共管理的课让他印象深刻。上课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奶奶，之前在美国的政府部门任职。廖元辛能听懂课上讲的所有词句，却无法想象这些词句所描述的工作场景——这是缺乏社会经验的硬伤。中国的留学生大多毕业后直接申请出国，没有人进入过美国或者国际组织的公共部门，这让几乎所有课上的中国留学生听得一头雾水，最后考试的分数也很低——那门课没人上过B。
反观硕士项目中的外国人，多数都有过工作经验。比如当了五年中学老师突然不想做了，想去从商，就会去商学院读一个学位。为了工作读研究生让他们目标明确，去哪读、读什么、读了以后怎么办，都能够给出自己的回答。但中国留学生不一样，他们普遍都茫然地出去，茫然地毕业。
廖元辛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的用人单位更青睐学历高的应聘者，学历直接影响毕业生的录取和起薪，甚至未来的升职调动。学生倾向于尽早出国留学深造，家长也有相似的心理，把学历当作就业的跳板而已。
但这块跳板所承载的往往不是轻松一跃，而是一段漫长的自我解答。在《新留学青年》中，廖元辛这样记录自己留学生活的开始——结束了十三个小时的航班，跳上一年前来美旅行时就已经熟悉的5A线公交车赶赴市中心，在那里换乘出租车，驶入内部灯火通明、外面却漆黑得一望无际的高速公路。计价器显示的数字腾腾地跳转，他的心也扑通扑通直跳。“这旅程的最后一段路，走得比飞机上的十三个小时还要漫长。”
在旷野
在美国的时候，廖元辛常会怀念在北大的生活，同一时段总有数个活动可以选择。与之相比，美国小镇大学城里的生活则十分单调，留学生要么健身下厨，要么周末结伴一起爬山。廖元辛的一位同学，甚至在一个学期里看了三遍《武林外传》。
在他勾画的留学生社交图景中，95%的留学生出国后仍主要与中国人社交，只有少数人努力试图融入当地人的圈子。“美国不再是一个民族熔炉，而是变成了一只沙拉碗，黄瓜就是黄瓜，西红柿就是西红柿，拉美裔只跟拉美裔玩，中国人只跟中国人打交道。”
在美国时，廖元辛唯一和当地人有比较深入的交流是因为做家教，他每周给三个小孩上两次中文课。前几次去做家教的时候，他总觉得很尴尬，因为美国家庭作为主人不会送他出门，只是说“好，下次见”，他以为这家人不礼貌，或是对他有意见。过了很久，他才发现这是西方文化中的“贵客自理”模式，正因为把他当做好朋友，才会为他营造出一种随时方便离开的环境。
最早，廖元辛租下了一对台湾夫妇在乡间的小楼，房间里陈设简单，只有一张没有靠背的单人床、一张略显笨重的黑色写字台、还有一把椅子。搬进去的第一天，他疲惫地躺在床上，以为自己即将开始两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乡居生活，但他错了。
第一处居所
小楼在山上，每天坐校车要走15分钟山路。校车一个小时一班，错过了就没有了，周围也没有什么吃的，他没有挑三拣四的机会。和后来居住的经历相比，小楼里五个租户都是马里兰大学的中国学生，算得上热闹，但他们的对话却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你昨天干嘛了？”“昨天去了趟超市。”“上周末去哪儿玩了？”“去理发了。”这种单调和迟滞的生活让他透不过气来。
廖元辛做家教的家庭有一间空房，与房主商量之后，他终于从“山里”搬了出来。新搬去的房间有四张床，两张上下铺，只有他一个人。
搬进去的第二年，他去秘鲁参加一个项目，结果回来当天立刻就病倒了。到了夜里三点钟的时候，他实在坚持不住了，给一位相熟的大使馆工作人员发了条微信，大意是：如果第二天中午一点钟还没醒的话，能不能把我送到医院去？发完这条之后，他就晕过去了。第二天醒来，他看到手机里有十几个未接来电，他向大使馆确认自己“仍然健在”。“你看我一个人住在这里，周围什么人都不认识。万一我真的哪天挂了，周围都没有人发现。”回想起当时的这段经历，他至今仍感心酸。
这些经历直到现在他都没给父母讲过。廖元辛的父母也说，对于孩子在美国的生活，自己没有过分的关心，“因为每天能看到他消费的记录”。“1.9美元是杯咖啡或者饮料，6.9美元是买了汉堡。”短信持续不断的消费提醒像一颗颗定心丸，让他们知道大洋彼岸的儿子至少人身安全没有问题。但有一次廖元辛24小时没有消费，吓坏了他的父母。他们怕影响儿子，便没有给他打电话，而是拜托自己的朋友约他吃了顿饭，得知只是华盛顿下了大雪，学校停课，出门不方便。
《新留学青年》出版后，廖元辛接受过一次直播采访。主持人问他，如果给他的留学故事概括出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会是什么。沉思片刻，他平静地回答道：“在旷野中成长。”他后来解释说：“‘旷野’就是脱离了熟悉的‘人情磁力场’，脱离了父母的注视，在美国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卖力生长。”
“重生”之后
《新留学青年》的写作是廖元辛特殊的生命体验。如果说留学期间的迷茫只是成长拖延的欠款，书稿付梓对他来说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重生时刻。《新留学青年》的写作告一段落后，廖元辛有种“类似产后抑郁的感觉”。过去四年的留学经历在采访、记录和写作中找到落点，像是了却一桩心愿后需要在生活中寻找新的目标和意义。
交稿那天，廖元辛很平静。同出版社商定完细节，走出来的时候他只觉得浑身轻松，因为“把这本书写完的意义远大于出版和销量”。然而在半年后的2018年11月2日，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已经在上海开始新工作的廖元辛在手机上看到《新留学青年》在淘宝上架，回忆突然袭来，重量丝毫未减。在办公室里，他后知后觉地掉了眼泪。
他后来回想起来，《新留学青年》的完成不只代表了他四年留学生活的落幕，也反应了他从上大学以来近十年的生命历程与思想变迁。浸润在燕园里的无忧无虑与在美国时的不知所措形成强烈对比，让他在写作中不断思考“北大人”这一标签给北大同学带来的长远影响。而留学生群体在美国课堂上批判性思维的匮乏，也让他在书中多次反思应试教育体系的缺陷。
借着《新留学青年》，廖元辛也接触到很多留学生的父母。新书出版之后，一位留学生母亲写了七页的读书笔记发给他，详细列出了书中每一位受访人在国外遇到的困难，并提炼出这些故事反映出的道理，认真程度不亚于学生时代的读书笔记。看到这些父母为了学会和孩子沟通、承担孩子留学压力所付出的心血，廖元辛陷入沉默——在留学期间自顾不暇的自己，现在想起当时大洋彼岸的父母，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些读者一样，“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父母和他的关系也有了一点变化，但“具体说不清楚”。他离开了北京，加入了上海一家咨询公司，为外企分析中国营商环境。外企的管理相对简单，同事合作讲究专业和高效，注重人际关系的边界，多元化背景的工作环境让作为“海归”的廖元辛如鱼得水。他戏称同组的外国同事中文比自己还地道，邻桌的美国小哥每天要泡枸杞茶吃小笼包，蘸料的醋和酱油有固定的比例，姜丝放几根也有数。
直到今天，告别自己的留学生活已近四年，廖元辛并不避讳谈论留学生活中的真实困难，却也与此同时宣称自己仍是“留学生活的最大支持者”。曾有读者评价廖元辛“就像《一千零一夜》中的山鲁佐德，用一个个故事为即将面对异乡求学生活的人做好充足的准备”。他终于在天亮前讲述完第一千零一个故事，同时也拯救了自己。
（图片均来自采访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