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调元，谱名之梯，学名调元，字光甲，号仙霞，又号大一，清湖南省长沙府醴陵县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宣传家、文学家和诗人。
1905年夏，同盟会的筹备和正式成立期间，宁调元正在日本东京，但是无论是同盟会的筹备会，还是欢迎孙中山大会、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似乎都与宁调元无关，在有关记载和同人的相关回忆中也都未见宁调元的身影。人们不禁要问，同盟会的激进会员宁调元究竟何时何地加入同盟会？
经笔者查考，目前的答案有两个：一是《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以下简称《名册》）上记载：宁调元于丙午四月十三日由易本羲主盟，加入同盟会。丙午四月十三日，宁调元已从日本回国。因此，杨天石、曾景忠所编《宁调元年谱》的谱文中记载为：“5月6日（阴历四月十三日），由易本羲主盟，加入同盟会。”林增平等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刘湘雅的《元勋与英才——黄兴和他的学生宁调元》以及《湖南人物志》等著作均采用此说。二是刘谦在《宁调元先生事略》一文中说：“会先总理孙先生由欧美莅东京，正式成立革命同盟会，君（指宁调元——引者）以克强先生介绍加入，自是得一意于党。每作一事，辄为同辈先，踔厉直前，不计成败。同乡诸子尝笑君为滔天之荒唐，呼为滔公。”这就是说，宁调元是1905年在日本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的。陶旅枫等所编《明德人轶事》、郭汉民编《宁调元》、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所编之《〈湖湘文库〉书目提要》、汪梦川所著《南社词人研究》等著作采用此说。
笔者查考相关史料后认为，上述两种说法，后一种说法比较符合史实。理由有四：
第一，《名册》并不可靠。据国民党中央史料编纂委员会所言，《名册》原为本部庶务刘揆一所保管。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刘揆一返国响应，乃将其交由本部会计何天炯保管。未几，何天炯亦返国，将《名册》携归广东兴宁故里。何天炯去世后，其弟何天瑞曾抄录加盟人姓名一册交该会，但未录加盟年月日及主盟人，略而不详。1939年秋，何天炯次子何承天将原存之件由兴宁携往重庆，送该会收存。《名册》固然是很有价值的史料，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中的记载也多有遗漏和错误。黄兴长子黄一欧曾对《名册》提出过质疑：“1979年近代史研究所寄给我一份《同盟会会员名册》，是据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所载同盟会会员名册印的（经查，冯自由的《中国同盟会最初三年会员人名册》系由《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抄录而来）。冯在1912年出任临时稽勋局长，因此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在上述名册中，湘籍会员占156人，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例如在日本士官学校、测绘学校等军事学校留学的会员，他们是由先君直接主盟入会，《名册》也是归先君单独保存的，有许多人就未载入这个《名册》。新化县系同盟会员荟萃之区，《名册》上只列了陈天华、曾继梧、周咏曾、高兆奎、邹毓奇、伍任钧、曾广轼、张镇衡等10人。就我所知，新化的清末同盟会员，还有谭人凤、谭一鸿、谭二式、方鼎英、邹价人、邹永成、曾杰、曾继辉、曾鲲化、曾继焘、曾继略、周咏书、苏鹏、袁华植、袁华选、杨源浚、高霖、彭作楷、刘华式、童俊、唐声太、廖楚焘、张斗枢、谢介僧、邹代藩等二十多人都未曾列进去。谭人凤父子三会员，当年传为佳活，而冯自由竟忘却了。”
台湾学者蒋永敬也曾指出：“这一名册显然不能包含民前七年（1905）至民前六年（1906）同盟会的全部会员。盖当时国内各省及海外各埠加盟者，因递寄不便，致本部未能收到盟书者。同时在东京加盟的会员，亦有少数不在名册之内。加以部分会员无加盟年月日的记载，或所记加盟年月日有用阳历者，亦有用阴历者；其主盟人及介绍人有记有不记者。因此，欲利用此名册以研究同盟会的早期情况，不免有若干困难。但如与其他有关资料对比，却可发现一些极有意义的问题；同时亦可补正一般记载的不足或错误。”
此外，据笔者查考，即便在湖南省内，《名册》的记载亦有矛盾之处。黄兴、宋教仁、刘道一等第一批入会人员的入会时间，《名册》记为“乙巳七月三十日”，但有人竟比他们更早，成巍、熊兆周、杨杰等人的入会时间，《名册》却记为“乙巳七月十四日”，张镇衡的入会时间，《名册》亦记为“乙巳七月二十一日”。
除了黄一欧所说的人员遗漏和蒋永敬所说加盟时间有阳历、阴历混淆不清之外，《名册》上一些会员的所记时间与实际加盟时间亦有出入。例如，关于秋瑾加入同盟会的时间，《名册》记为“秋竞雄，乙巳七月二十七日”，这里的日期应指农历，因为同时记载的蒋尊簋入会时间为“乙巳六月二十八日”为阴历，即阳历1905年7月30日，同盟会筹备会议之日。这样，秋瑾入会时间应为阳历1905年8月27日。毛注青、苏威等学者即持此说。但郭延礼经多方考证后认为，秋瑾入会时间应为农历七月十四日，阳历1905年8月14日。[9]再如，《名册》记载陈家鼎于“丙午正月初三日”入会，但居正等人撰写的《陈家鼎传略》中却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先总理孙公在东京改组兴中会为中国同盟会，汉元首先加入”。由上可知，《名册》的相关记载并非绝对准确，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唯一的证据。
第二，刘谦所说并非孤证。除了刘谦说宁调元是1905年在日本入的同盟会之外，当时还有其他革命党人有类似说法。试举两例：
其一，1907年1月30日，湖南巡抚岑春萱上奏刘道一供词中有“（同盟会）孙汶为会长，黄堇午为副会长，并担任为南洋群岛中国人开学堂，借以诱令人党，预备筹款，购办枪械。湖南人王延祉、宁调元、陈方度均在其内”之语。据查，宁调元赴日公为两次，第一次为1905年夏赴日留学，同年底因反对“取缔规则”回国，第二次为1906年11月因《洞庭波》杂志事发避之日本，与宋教仁等人协助章太炎编《民报》，次月下旬即被派回国支援萍浏醴起义。因此，上引刘道一供词中所谓孙、黄派员“湖南人王延祉、宁调元、陈方度”赴南洋“预备筹款，购办枪械”一事，当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后。又查，陈春生在《丙午萍醴起义记》一文中说：“萍乡只有兵一百名，乡勇三百名。此四百名之中，惟四十名为知县之护兵，带有毛瑟枪，其余但有前膛枪，而革党有二千余人均携新式枪。该党之枪，在二年内从美洲及南洋群岛私运来者。”这说明，同盟会成立前后确有派员赴南洋“预备筹款，购办枪械”之事，而且宁调元是其中之一。由此可知，宁调元应为同盟会首批会员之一。
其二，由黄兴在日本介绍入会并被孙中山任命为安徽同盟会分会主盟人的权道涵是实行部重要成员，1906年底与杨卓林、宁调元等一同回国运动长江中下游响应萍浏醴起义，1907年1月因与杨卓林等谋刺端方被捕。在其供词中说：“实行部中人，非三年不尽知道。涵所知者，潘赞化、傅家珍(在成城学校)、邓瑞、黄近午即黄兴(与孙文同住)、张继、易羲谷、宁调元。所谓实行部中人者，非人人足能放炸弹，盖血气未定之人多故也。”这不仅说明宁调元1905年就已经加入同盟会,而且还是孙毓筠所云以“部长孙文，副部长黄兴”领导的实行部的重要成员。
第三，还有更重要的证据。刘谦除了点明宁调元是1905年在日本经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之外，还曾说：“君之归自东京也，本部同时委君组织湘支部。”这进一步说明宁调元不仅1905年已经加入同盟会，而且是年冬还受同盟会本部指派回湘组建同盟会湘省分会。否则，同盟会本部不可能指派一个非会员回国内发展组织。那么，刘谦此说是否“靠谱”呢？经笔者查考，刘谦此说是很“靠谱”的，因为还有人承认曾与宁调元接交。此人就是湖南著名的革命党人周震鳞。周震鳞在《周震鳞自序》一文中说：“乙巳，同盟会成立于日京，孙、黄两公令同志宁调元、廖炳煌（据查，同盟会早期会员名单中无廖炳煌，疑为廖秉衡之误。廖秉衡，宁乡人，乙巳九月二十四日加入同盟会）、陈家鼎持手书介绍加盟，以湖南党务付托。余各方审慎主盟，数月之久，有力友朋、学生髦俊多入吾彀。丙午年夏，孙、黄两公遣乔宜生偕法人欧契乐调查党务，长缄属详细报告。余抄名册密交，接待五日，并以军事布置渐有基础各项情形相语，极为满意。不料二人不慎，舟中用英、法语泄露机密。鄂省侦悉，遂下令缉捕。因爱护者多，闻风安全脱走，辗转由沪抵日京。”这就证明，宁调元受孙、黄之命到湖南发展同盟会组织的时间是在丙午年夏之前。宁调元是1905年冬因反对“取缔规则”而离开日本的，既然此时孙、黄命其到湖南发展同盟会组织，也就说明此时宁调元已经是同盟会的骨干了。
同时，1907年2月，宁调元在《除夕叹补述三绝》中有“去年除夕客长沙”之语，这也证明宁调元于乙巳除夕（公历1906年1月24日）之时，正在长沙。这也说明，宁调元因反对“取缔规则”于1905年冬从日本归国后，没有与姚宏业等人在上海办中国公学而是以回醴陵办学的名义匆匆返回湖南，是因为他肩负着孙中山和黄兴的委托，赴湘联络周震鳞发展同盟会组织这一更为重要的任务。
第四，不合情理。宁调元一向积极反清，1904年就在明德学堂加入黄兴等人发起成立的华兴会，并为该会骨干，还积极参与反清起义的筹备和联络工作。因此，宁调元赴日留学之后不可能不与自己的老师和走上反清革命之路的导师黄兴以及宋教仁、刘揆一等人联系，也不可能不知道不参加同盟会成立前后有众多留日学生参加的三次重要的会议，不可能不知道同盟会成立这样重要的大事，而且在反对“取缔规则”运动中，与之并肩战斗的杨卓林、姚宏业、秋瑾、郭之奇等都已是同盟会会员，一向激进的宁调元不可能落后，没有参加同盟会。
综上可证，宁调元应是在日本经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时间应在1905年8月下旬。
（摘自《南社诗雄宁调元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