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郴州日报3月20日第5版 □ 通讯员 薛斌 原题：“新乡绅”何勇： 来自乡村 牵挂乡村 回报乡村
何勇的灵魂里，天生一种不安分因子。从大学教师，到金牌律师，到“牧猪人”，再到乡村建设探索者，他的职业角色转换，大约10年一个周期。
这位现任郴州市土里巴吉生态农庄有限公司负责人、郴州市好人协会副会长，来自乡村、牵挂乡村、回报乡村，最终选定乡村作为自己生命的落脚点和归宿。他非常自豪地将自己定位为“乡村知识分子”。
短平头，大胡子，爽朗精神，一派乡村山野气息，何勇在莽山整整10年的乡村建设实践和乡村发现，极具创新意义和普适价值。他是“跳石子模式”的创造者，是乡村好人中的好人。
从金牌律师到“牧猪人”
何勇在大学学的是政教专业，1986年分配到郴州师专工作，教政治课的同时，自学法律，取得律师从业资格。这期间，从农村起步的中国改革开始漫延向城市，一场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在全国掀起。1994年，何勇再也按捺不住热血涌动，毅然辞去教职，改行做了专业律师。
在郴州的六年律师生涯，何勇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被聘为市政府和市长的法律顾问。他是当地众多同行中的翘楚。他在几篇学术论文中提出的观点，影响了国家对两条民法的修改和解释。
2000年，何勇来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在广州，他办起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风生水起，轰轰烈烈，一年到头有做不完的案子，有应付不完的饭局。何勇接的多是上市公司的诉讼大案，丰厚的收入也远不是在郴州的六年所能相比，他感觉到了律师行业真正的春天到来了。
“日进斗金不再是神话。”何勇的妻子刘红霞后来回忆这段时间的红火事业时这样说，“那时，一年随便也收入好几百万！”
但何勇的身体却不行了——1.6米的个头，体重竟达90公斤！走路都喘气，上楼只能一步一停。胖之外，还查出十几种病。
2009年，何勇把律师事务所交给几位年轻律师打理，来到莽山妹夫家休养。他在一个叫“钓鱼坑”的地方，搭个棚子住进去，每天山上山下跑5个来回，半年后体重降下来了，那些杂七杂八的病痛也不知不觉消失了。妻子劝他回广州去，他却不肯走了。
何勇看到这里的山民还穷得很，他调查了几个村，人年平收入都没超过2000元。村民只管往山外跑，好些村子成了“空心村”。但在何勇看来，这里的好山好水恰是最了不得的宝贵资源。他劝村民们搞特色种养，搞“农家乐”，搞乡村旅游。“搞不起！搞不起！”山里人个个摇头。何勇决定自己来带这个头，给这里的村民做个样子出来。
“所有的家人和亲戚都反对！”刘红霞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家里没有一个人同意，他家在农村，又很穷，但我坚持，后来证明我没有看错。现在他放弃年收入几百万的好职业不做，硬要到山里来搞种养，我怎么也想不通！”
但何勇认定的事，谁也改变不了。
一个学政教、学法律的人，先是全副心思苦钻蘑菇种植、石蛙养殖技术，取得了连专家也不可思议的成果。接着，他又开始钻研黑豚良种养殖技术，让湘西黑猪与本地山里野猪进行自然杂交繁殖也成功了。他被请到好几所农业大学讲学，好多人听得一惊一乍。
何勇讲他的黑猪不叫黑猪，叫黑豚。因为日本鹿儿岛也有一种“黑豚”，在欧洲市场卖得很好，他要与鹿儿岛黑豚比一比。在莽山的高海拔竹林里，黑豚呼吸最新鲜的空气，喝最好的山泉水，有自由活动的广阔空间；他的饲料是天然型发酵饲料，掺入大山里的中草药，杜绝任何抗生素和激素；他设计的猪棚，每间1.3米宽，这是他观察到的野猪在山上窝洞的宽度，大一点小一点它都不会进去；黑豚的繁育，也是纯自然完成，去除人工干预……
何勇这样总结自己的黑豚养殖法：动物有自己的生存伦理，但人把这个伦理破坏了，我的做法是反工业化、反人为干预，让猪恢复到它本来的生长和生存秩序……
专家们终于点头了，纷纷跑到莽山来考察研究。莽山黑豚品鉴酒店也随即建起来，高品质黑豚肉，独特的烹煮方法，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黑豚一批批运销到沿海城市，每公斤售价达到200元以上。这让莽山的村民看到了山岭土地的新价值，看到了大山的前途和希望。
乡村互助合作的新探索
何勇的家乡在北湖区华塘镇，父亲是村里的老生产队长，但大集体生产时，村里家家户户缺吃少穿。记得有一年，何勇家里养的一头猪死了，一家人都哭了。一头猪那时就是全家一年收入的半壁江山，吃油、吃盐、穿衣、穿鞋全靠它。
1982年，何勇考上了湖南师范学院政教系，父亲挑着母亲做嫁妆的两只旧木箱送他到学校报到。他很上进，在大学入了党，担任学生会主席。但何勇印象深刻的是到了这里才真正不饿肚子了，班里女同学吃不完的饭菜票都往他手里塞。大学毕业时，他主动要求回乡下去。
“我有一种割舍不了的乡村情结。”何勇说，2014年，莽山西岭村跳石子村民赵王保等向他拜师，要求他上跳石子开辟新的黑豚养殖基地，他几乎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何勇建议村民组成一个专业生产合作社，以合作社与他的土里巴吉公司合作进行开发。跳石子合作社提供山岭场地，每股象征性出资4600元，土里巴吉公司提供猪苗、技术和资金不足部分。合作社一方担任董事长和财务总管，土里巴吉公司一方任总经理和技术指导，双方各占股50%。
合同签订两天后，第一批70头猪苗就送到跳石子山上竹林里。这片竹林几千亩，长期来自生自灭，如实行轮牧，合理控制黑豚投放数量，既可搞好林下养殖，又有利于竹林的垦复。
为了做好技术指导，何勇带着被子住进跳石子瑶寨。那是一栋闲置多年的土坯屋，靠近山上的养殖场，也靠近一片坟地。第一天晚上，睡到半夜何勇就醒了，心里记挂着小猪在新环境的适应情况，立刻爬起来，打起手电往山上走。当时清明刚过，月光下，坟地里到处是摇摇曳曳的红绿纸花，但何勇心里头却有一种异样的振奋。何勇意识到跳石子瑶寨新的一页翻开了，作为这台戏的导演，自己责任重大，这台戏只能唱好，喝出彩来。
何勇卧室的写字台上，摆放着几部厚厚的《动物志》《植物学》《生猪养殖学》，以及晏阳初、梁漱溟、费孝通等人关于乡村建设的著作。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对乡村改造和乡村建设的献身精神，有一种血脉相连的传承，心相通，魂相融，一代接着一代。
合作社与土里巴吉公司合作经营的项目包括三大块：黑豚养殖、品鉴酒店和市场营销。起步阶段，三个方面的工作何勇都得亲力亲为，有时甚至一遍又一遍手把手地教。如发酵饲料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品鉴酒店菜品的品质和种类的设计，营销中每扩张到一个城市时人、财、物调度的大量纷繁工作，他事必躬亲，一一过问。作为共产党员知识分子，何勇在新时代的乡村建设探索中更扎实，更深入，更注重实效。
为了办好跳石子黑豚品鉴酒店，何勇关闭了自己公司设在莽山街上的一家黑豚酒店，公司每年要减少60万元收入。妹夫周炳辉是公司的合伙人，有些想不通，何勇说：“我们日子好过了，不能只顾自己，忘记了还在贫困中的乡亲！”妹夫一咬牙说：“好，为了莽山的发展，大哥能牺牲，我也能付出！”
为了提高村民的文化和技术素质，何勇在瑶寨办起了“农耕讲堂”。每个月他都要到学堂亲自授课，同时请专家、学者和法律工作者到“农耕讲堂”讲实用科技知识，讲国学，讲法律法规知识。何勇还特邀广东食品药品学院和广东中医研究所在跳石子瑶寨建起教学实践基地，增进相互融合和交流。这个深山瑶寨的文化气息浓了，村民的视野开阔了。
人们进进出出，亲切地叫着何勇“何老师”。何勇有空就在寨子里走，这家坐坐，那家聊聊。从垂垂老者，到三岁童稚，都喜欢亲近他，都说何老师人真好，没有半点架子。
也有人称何勇为“新乡绅”，但何勇自己没有把自己当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和恩赐者，他尊重瑶寨的每一个村民，虚心向村民学习，甘当瑶族群众的小学生。
何勇说：“特别感到一种压力，这里的村民为了搞好合作社的生产，把自己的孩子纷纷叫回来，有的在外面收入很可观。那么多人看着你，你只能搞好，不能搞砸。”
在企业的运营过程中，他严格按公司章程办，确保社员始终是企业的主体，处处当家作主。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股东，始终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因此，合作社的内生动力充沛，不向政府伸手，不装穷叫苦，碰到困难，大家齐心协力想办法解决。合作社成立4年来，只申请了20万元政策性扶贫贷款，其余都是社员们自筹解决。何勇说：“从来没有看到乡村农民这般高涨的热情和积极性！”他深信，乡村新合作化的路子走对了。
土里巴吉跳石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实现了当年投产当年收回成本并赢利。2015年底，合作社社员每股（户）分红5200元现金、10斤黑豚肉。2016年—2018年，每股分红均在这个数以上。为扩大生产，积累部分大大超过分红部分。黑豚存栏数由2015年的150头，增加到现在的400头；黑豚酒店席座由最初的6桌，增加到现在的16桌。固定资产投资每年递增31.5%，目前公司总资产已超过400万元。
2017年，跳石子瑶寨整体实现脱贫。
乡村好人建设好人乡村
2018年7月，在贵阳举办的生态文明和反贫困国际高峰论坛，大会安排何勇的发言时间只有8分钟，铃声响了，他的发言却还不到一半，大会主席见会场反响热烈，示意他讲下去，共讲了21分钟。发言结束，掌声如雷。
但何勇还希望有21分钟，他还有好多话要说，他特别想讲讲模式与人的关系。再好的项目，再好的模式，没有一批乡村好人作中坚和骨干，没有他们带头，绝难取得预期目标，甚至变形、变味、走样。
他想到赵王保。没有他的带头带动，吃苦受累受委屈；没有他的不计得失，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没有他的宽容大度和乐于助人，合作社的大旗扛得起来吗？
他想到邓龙贵。合作社的酝酿和发展过程中，没有他的深受众望的威信和主见；没有他的善解人意和温暖平和；没有他的古道热肠和关键时刻的凛然正气，跳石子合作社道路上那么多“坎”迈得过去吗？
他还想到周云刚、赵林宝、赵礼妹、赵军、赵辉等一大批瑶寨里的好人，他们各有贡献，各有担当，各有亮点。4年来，这些个体的分散的好人，在合作社运营的过程中，走到一起抱团发展，构成跳石子瑶寨一个强有力的好人群体，又由他们将全体村民团结起来，使合作社成为一个充满凝聚力和活力的坚强集体。正是因为这些好人的力量，合作社发展了，合作社的体制机制也不断走向健全和完善。
一位叫黄菲的路透社记者，在莽山跳石子瑶寨深入采访几个月后，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叫《金牌律师的养猪路》。这部片子在广东电视台国际频道播放后，在国内外产生不小的反响。在这部片子中，何勇继续阐述自己在跳石子对乡村好人的发现：“中国文化是榜样的文化，一个人做好了，好多人就会向他来学习。”
另一位英国记者看了这部片子，特地赶到跳石子采访何勇。何勇再次谈到自己在莽山10年的深刻体会：“我一直在总结，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乡村好人建设好人乡村’。中国老百姓有一句说得最多的话，叫‘人帮人无价之宝’。你帮助了别人，别人也会来帮助你。好人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不变的信仰。注重和发现乡村好人，充分发挥乡村好人的作用，就找到了乡村发展的根和魂，找到了实现乡村振兴的最有力的杠杆。只有这样，乡村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
何勇认定，振兴乡村，首先要认识乡村，认识乡村文化的人本特质。他说自己当不了乡绅，身处乡村世界，自己有学不完的好东西。几千年“人帮人”的传统，构成了乡村世界大海一般的自我转化、自我净化、自我提升能力。这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不断灭的大根大源所在。
在何勇的推动下，跳石子瑶寨开展起评选乡村好人的活动。
2019年3月4日，跳石子瑶寨彩旗招展，男男女女身着民族服装，齐聚在村前广场，举行首届“十大乡村好人”颁奖仪式。这天，郴州市好人协会授予跳石子自然村“好人乡村”荣誉称号，这是市好人协会在全市颁授的第一块“好人乡村”匾牌。
何勇说：“跳石子历史上新的一页真正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