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改背后涉及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是国企混改的核心。过去“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国资监管方式，被普遍认为效率低下，捆住了国企的手脚，甚至形成了中国式的内部人控制。

01

 募集发展资金

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开端可追溯至1993年。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股份制。

当时，国企改革已刻不容缓。1994年初，国家经贸委等9个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对上海、天津、沈阳等16个重要工业城市的国企财务状况做调查，结果显示亏损面已达52.2%。

尽管产权改革始终在收与放、进与退的两难之间苦苦摸索，但大部分优质国有企业后续均按照公司法进行改制，许多还登陆资本市场。

总体上看，中央企业在产权层面已与社会资本实现了较大范围的混合。

国资委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央企业各级子企业，包含98家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基本上完成了公司制改制。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企业引进各类社会资本实现了混合所有制。

在混改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国企也通过资本市场获得了大量融资。据国资委初步统计，2017年，中央企业新增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超过700户，其中通过资本市场引入社会资本超过3386亿元。

前两批共19家国企混改试点中，目前7户已经完成引入战略投资者、重组上市等工作，引入各类投资者40多家、资本超过900亿元。

其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联通混改。2017年8月，中国联通（600050.SH）通过定向增发，引入9大战略投资者，腾讯、百度、京东、阿里巴巴以及苏宁等民营巨头悉数在列，共为联通募资近780亿元。

严格来说，联通在上市的时候已经完成混改。但因在4G上的失利，联通后来成为三家电信运营商中经营状况最不理想的企业。2016年其税前利润5.8亿元，同比减少40.4亿元，仅相当于中国移动两天的利润。

充实荷包后，联通董事长王晓初直言，中国联通在5G时代不能再犯4G的失误，要从开始就为5G的发展准备充足的资金。中国移动早已开始布局，并在5G标准的研究上处于领跑位置。

以同样的方式，东航物流2017年通过产权市场公开融资22.5亿元，吸引了德邦、普洛斯等行业龙头企业成为战略投资者，绿地等民营资本成为财务投资者。紧接着，刘绍勇在两会期间确认，东航集团层面加入混改。

“要加强集团层面上的混改。”全国政协委员、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在两会期间说，目前国企在集团层面改革的少，形不成很强的国企改革文化和氛围，不利于国企改革的整体推进。

02

 混合所有制是个“制”

国企有很多问题，实质上是由外在导致，最重要的是国资监管模式。混改背后涉及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才是国企混改的核心。过去“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国资监管方式，被普遍认为效率低下，捆住了国企的手脚，甚至形成了中国式的内部人控制。

中国式内部人控制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金字塔式控股结构会形成长长的委托代理链条，这就导致了所谓的“所有者缺位”。

第二点是，国有企业与生俱来的政治关联一定程度造就了中国式内部人控制。比如，虽然形式上董事长的产生要经过董事会提名和股东会议表决，但按照中国现行的国资管理体制，董事长是由上级部门任命的。

国企改革改的应该是内部人控制，混合所有制是个制，是个公私混合的制度，不能把企业只理解为一堆财产。

只有完善公司治理后，才不会出现几大央企集团董事长、总经理一夜之间对调，或者国资委要求所有央企都应该有个主业，非主业投资比重不能超过10%等等。所以混合所有的前提是良好的公司治理。

BATJ作为国企混改的战略投资者，对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形成重大影响，有望成为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资本力量。

比如联通混改最大的亮点在于，联通集团的国有股权从63.7%下降为36.67%，也就是从绝对控股变成了相对控股，而相比非国有股东持股的35.19%，两者股比之间的差距是1.48%，连2%都不到。

此外，从联通董事会的构成来看，国企董事与民企董事，首次分庭抗礼。13名新董事会成员中，8人为非独立董事。其中，3人来自联通，另外5人均为混改引入的战略投资者，除了中国人寿仍是国企董事，其他4位分别来自BATJ。

“应该说，这个结构还真是有可能一家说了不算。”曾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企业司司长的管维立说。

管维立曾在14家上市公司担任过独立董事，联通目前的董事会格局让他想起当年的深发展（现为平安银行）。深发展彼时的第一大股东是一只美国基金，持股17%左右，但是控制了大部分董事席位。

即便如此，由于股权分散，董事会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大股东）要花很大的精力说服董事会支持他的方案”。

“过去许多没到位的都要（做）到位。”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是由“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变为“管资本”。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本质上是要代表出资人发挥股东的作用，使公司的发展战略符合出资者的意图，真正的管理者属于董事会和经营层。

不过，诸如联通等国企混改的效果仍有待观察。因为与许多国家“董事会是公司的权力机关”相比，中国现实倾向于股东权利至上。联通混改后，国有股毕竟还是占联通股权的53%，正是这53%，有可能使国有股的绝对控股地位造成“行政化管控”，行政决策代替市场决策的风险依然存在。

03

 两难困境如何突破

尽管从融资、公司治理以及产业协同的方面来看，BATJ进入垄断领域，有助于提升国企活力，但也有声音认为，这将造成少数民企对于垄断收益的分享。

事实上，国企要不要民营化、私有化，是一场从未停止的角力，同样的争论可以追溯到20年前。

经济学家华生是反对者之一。他认为世纪之交的中小国企和集体企业的改制历史说明，国企改制无论是分是卖，企业还是会落入原企业高管或相关权势者手中。

邓峰曾为这种国企混改的两难境地开出药方。他说，原来不肯让国企私有化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全体人民的，可是现在松绑，让一部分民营资本进入，而这部分民营资本是通过国家主权的管制获得的垄断收益，本质上它和税收一样，应以公平的方式分给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