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访谈钟立风:我写作是为了被某个遥远的人所爱 | 花城关注

访谈:“我写作是为了被某个遥远的人所爱” 何平 钟立风 刊载于《花城》2019年第2期,责编 李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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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我写作是为了被某个遥远的人所爱”

何平 钟立风

钟立风,作家歌手,“博尔赫斯乐队”主唱。已出版《像艳遇一样忧伤》《弹拨者手记》《书旅人》《爱情万岁》《欲爱歌》《没有过去的男人》《被追捕的旅客》《疯狂的果实》等音乐、文学作品。曾获2015年度《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青年领袖”称号。

 何平:立风兄,好像一般都把你放在“民谣”里来谈的,你觉得这个参照系恰当吗?

 钟立风:因为这年头“民谣”“民谣歌手”实在太多了,简直泛滥,任何事物一旦泛滥必然就变质,也俗气了。我本身就不爱凑热闹,一直以来,我乐于待在某个边缘又自在的地带,有些时候我就自嘲:“朋友,请叫我情色歌手!”我的很多创作一定是情欲的涌动,但又通过旋律的流动、歌词的隐喻、节奏的变换,使得欲念得以化解、循环往复。

这样的感觉可以追溯到很久远。小的时候,听到母亲唱起一些江南戏曲——婺剧、越剧、昆曲、高腔——我搞不懂为何一听就呆住,陷入幻想!后来,我明白了那些幽暗、隐晦又热烈、感伤的调子里布满了情爱欲念的密码,而那些唱腔、唱词里的故事,实际上也有着民谣一样的诉说,娓娓道来,留下意味,想象无限。多年之后恍然明白我的创作源头正是这些。所以“情色歌手”这个称谓也很适合。

前些年我开始特别喜欢法国哲学家乔治 · 巴塔耶,他的很多思考,我觉得逼近了人性的最深处,挺狠的。我曾经写过一句颇为自得的话:“你有多少少年时的贞洁,就有多少成年后的欲念,而纷纷欲念里依旧闪耀着少年时贞洁的光芒。”岂料,后来看到巴塔耶很简短的一句就化解了我的这句:“贞洁,本身就是一个情色概念。”于是我马上定义自己为“巴塔耶歌手”。一笑。当然情色、民谣、巴塔耶,抑或流行、摇滚,什么称谓其实都无所谓,作品出来之后,听者自己去感受最重要。

 何平:我印象中你曾经接受过一个访谈,你说当下很多“民谣”太土,我不知道你在什么意义上谈这个“土”,但你肯定对“民谣”有自己的观察和态度。

 钟立风:我说的这个“土”,是听到的大多数所谓民谣的作品,旋律没有创新,不仅老调重弹,而且在倒退;歌词没有意境,很多人,包括音乐人,都以为说了一些大白话,弹着一把木吉他就是民谣。民谣的门槛哪里有这么低?民谣虽然朴素、简洁,但也是丰厚和高贵,不是简陋。民谣也是我名字里的“风”,我们都知道《诗经》风雅颂里的风,就是民歌、民谣,创作者总是会提到一个词——采风,就是采集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民歌、故事。

我一想到民谣歌者,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中世纪弹拨一把鲁特琴一路采风、一路歌唱的漫游者。通常他的行箧内还有几本非常经典、耐读的书籍。他们在歌唱自己所写的歌谣时,冷静而节制,总是以一种不悲不喜的方式,听者能感知到故事里面的情感暗涌、人性深度,这种克制而迷人的表达,也好比塞尚、福楼拜所说的,创作者应该躲在阴影、作品后面。当今的歌手们,一个比一个表现欲望强烈,恨不得把音唱到最高处,撕裂、变形,根本不懂得低八度、“微暗的火”之魅力。所以我喜欢的一些欧洲的创作者、歌手,都是学者、知识分子型的,只有具备丰富的人文涵养,最好的旋律才能得到滋养,流淌出来。你看,大家所熟悉的鲍勃·迪伦、莱昂纳德·科恩正是这样啊。实际上还有很多这样含而不露的歌者,永恒的音乐人,比如我马上想起一位,如今她已是八十多岁了,还在不断地出专辑、巡演,歌曲依旧充满了迷人的人性魅力,亘古而年轻,她叫朱丽叶特·格雷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巴黎小酒馆演出,就吸引着当时最著名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她成了这些文人雅士的缪斯!萨特、雷蒙 · 格诺还为她专门创作过歌词,萨特赞美“她的嗓子本身就包含了一百万首诗歌”!我的内在来源,或者说精神追求源于上述我讲到的这一些。

 何平:和一些刻意疏离大众以显示孤高的乐队与歌手不同,你在大众中有相当大的号召力,你如何理解艺术和大众的关系,特别在今天许多文学艺术产品不断触探审美底线的背景下,和大众过于密切却又要保持自己的艺术品质其实是需要勇气和能力的。

 钟立风:其实在大众中,我是较为“低调黯淡”的。我甚至跟自己的音乐同仁们接触都很少,当然我也没有刻意保持某种孤高的状态有意疏离大众,我只是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步调安然过活。我很明白,自己所做的音乐不会吸引“大部分”人的。我想你之所以对我有这样一个印象,是因为我常常得到诗人、作家们的厚爱,经常受邀参加与你们有关的文学、诗歌、艺术活动,所以,你就觉得我“出镜率”比较高,误认为我有大众号召力!

关于艺术与大众,究竟和大众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距离等,我其实没有怎么想过。一方面,我特别欣赏周梦蝶先生的状态:“我选择读其书诵其诗而不必识其人”;另一方面(尤其在创作过程中,因为那时刻总有一种欢愉的游戏状态),我也会想到罗兰·巴特所讲:“我写作是为了被爱,被某个遥远的人所爱。”其他的,我没有怎么想,反正听从内心创作,我曾写过一篇随笔《杀死模特》,我以立陶宛犹太艺术家苏丁为线索,表达自己的创作和艺术观点,一个作者就是一名刺客,他杀死模特(过往的重复、一成不变),赋予她(作品)新生。其余的,自己管不了了。或者就像谁说的,一个作品出来就像是射出去的箭,箭已发,这时候最重要的是找朋友们去小酒馆喝一杯,放松一下。

 何平:就像有的访谈提到的,你的歌有些特别流行的主题,比如“爱情”,比如“旅行”,你觉得处理这样的主题有难度吗?

钟立风:没有难度。甚至我还看到有人说,民谣歌手写来写去就是姑娘、忧伤、旅途什么的,所用的词汇太匮乏了,云云。我觉得这么说的人不明白创作为何。实际上最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同样简单无比的词,比如“姑娘”,我觉得没人能写出我在《热恋吧,姑娘》里的那一句:可是姑娘,你很悲伤,这悲伤来自你不确定的欲望。这正好比,音符只有7个,可是每个人写出来的音乐、歌曲是那么不同,简直像宇宙一样包罗万象。

那么在我这里,我写爱情,也许并非仅仅在表达爱情,比如《爱情万岁》,表达的更多的是世间情事,它甚至相当复杂,但是通过旋律又能令它变得简洁流畅。这张专辑出来,诗人蓝蓝给我写过一个乐评,她讲到这首歌里的人物转换很巧妙,很有文学的味道,又充满了一些隐藏的有待于人们去找出的情感隐喻,使她想到佩索阿。

同样,我歌曲里有很多游荡、旅人、迷途的意象,但实际上也不仅仅是写旅行,我写过一句歌词,“听说魔术师的女人走了/在冬天的海上/奔跑过去一匹马,掉了下来几本书”。我记得是在某段旅程里哼出来的调子,那之前我莫名想着李商隐的《锦瑟》,无限怅惘。所以从某个方面来讲,是李商隐牵引出来了我的那首歌曲,很巧妙,自然而然。

 何平:你有丰富的文学修养,这不仅仅因为你写随笔,也出过好几本书,而且读你的歌词,能感到你背后的文学艺术传统,尤其是西方文学艺术传统。

 钟立风:我在音乐里的好处,其实是在旋律上……只是大部分听者,毕竟是音乐外行,他们只是凭直觉去感受,不太懂得旋律和节奏的奥妙,再加上他们听歌、听音乐也许比较少,所以审美判断力不高。而歌词写得好不好,只要有点文字功底的人大概都能看出来,加上我出过书,时常博得诗人、作家朋友的喜爱,所以大家都觉得我的歌词好,而忽略掉我高明而独特的谱曲功力。但透露给你,正是文学、诗歌的养分给了我旋律的一次次新生。如你所说,很多西方作家、诗人、导演都引发过我创作出歌曲,他们的思想、词句、痛苦、矛盾、梦境进入了我的内心,化为旋律和节奏。

 何平:也正是你和西方文学艺术的关系,我们可以进一步谈一个问题,你觉得歌词能不能作为独立自足的文学文本而存在?歌词和诗人写的诗歌有一条边界吗?

 钟立风:优秀的歌词我认为是可以作为独立的文学文本而存在的。你看那年广西师大出版社不就把鲍勃 迪伦的歌词出版成了诗集吗,那套“薯片装”诗集出来,我觉得比听他唱这些歌更有感觉,也许是我本来对他的美式唱腔、旋律并没有太多的感觉,但那些歌词,使得我进入他音乐之外的另一个领域。

就民谣类的歌词来讲,大多都是叙事型的,以一种高妙的方式讲一个平凡也深刻的故事,使得聆听者进入故事中发掘出故事背后更多的情感、线索。但诗歌的形式太多元化了,不仅仅只是叙事诗。我的很多诗人、学者兄长朋友,比如宋琳、蓝蓝、北岛,唐晓渡,每次总说,钟立风,你就是诗人!我很不好意思,我知道,自己歌词不错,但我写这些歌词的时候毕竟是和旋律同时完成的,这样的话,也许就少了诗歌它内部本身就已经非常自足的一种存在。那个存在,那种诗歌内部的“自足”,我觉得是诗歌的最重要的东西,一种无形、没办法说出来的奥妙。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某些歌词里也有这种东西……我很幸福也很幸运,自己有很多诗人朋友,总会相互获得某种奇妙,音乐和诗歌共振的奇妙,我觉得我和他们之间没有边界。

 何平:许多歌手会选择唱诗,比如程璧就唱过许多诗人的诗,如果你选择唱诗,你觉得你如何去选择合适的诗?

 钟立风:刚才我说的,有的诗歌它本身就有一种非常“自足”的东西,这样的诗歌,再好的旋律,也进入不了,因为它本身就韵律无限了。我发现宋琳先生的很多诗作就是这样的,诗句里饱含自给自足的旋律和节奏。每次读,都令自己的情感音符一样涌动、升华。也有一些诗人的作品,也是一等一的,但他的创作方式是另外一种,他会留出一些“空隙”,等待作曲家进入,或者说,他诗歌里的某些格律,等待你的唱和,达到一个新的层次和境界,比如于坚、蓝蓝、庞培的某些诗歌,就可以将旋律融入其内部。

说实话,我认为有的音乐人选择诗歌创作歌曲,也许是自己没有能力写出一首上好的词作。我个人来讲,其实并不是觉得诗歌一定要谱曲,因为读到一首好诗,那种快感、幸福感、神秘感不亚于听到一曲好歌、好音乐。但是,这些年来,我的确也谱过一些诗作,有的已经发行,有的还存放箱底:卢贡内斯、博尔赫斯、于坚、陈东东、侯马、蓝蓝……

我之所以谱写这些诗歌,最大的原因是,我爱这些诗歌,于是它们就存放在了心里,没有谱写之前,我已经非常熟悉它们,每每经过一些情感、思绪的波动,这些诗歌会发生一些奇异的跳动,产生变幻,很奇怪!我断然没有把这些诗歌拿出来,摊在桌子上,而后拿起乐器来谱曲。不是这样的,我是因为某个时刻,有时在途中,有时在梦里,有时在烧菜,有时在公园跑步,突然一段旋律唱出了应和这些诗歌,于是将它们谱写出来,当时写张枣的《镜中》也是这样。都是旋律自动上门,自行涌出。

【刊载于《花城》2019年第2期 [花城关注] 栏目,责编 李倩倩。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即可购买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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