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剧场，我们被海水一般的符号环绕，被山林一般的文本淹没。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林奕华？也许我们的确没有必要对他的文本字字细究，那样便似乎在和他竞赛，或许我们可以退而自视，借他的东西首先去认识一下我们自己。

但是，当我们在观众席面对剧场的舞台，身怀的那颗赤子之心又怎会不跃跃欲试？面对林奕华，实际上我们就是在面对着一个开放的选题，怎么看，全凭个人选择。即便分析文本、理解脉络有可能让人陷入“较劲”的困局，但观众席中真正可贵的东西，正是我们每个人各自的那一双眼睛，我可以选择退一步，更可以选择放开手脚迎上去。不应放弃观察与思考，有时，跟创作者“竞赛”也会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这一切，都取决于带着眼睛去看的人本身。

那一夜的剧场，是千百个新世界开始的地方。今天，我们为各位读者带来另一篇有关《梁祝的继承者们》的文章，读一读作者杨寒对这部舞台创作的一种解读。

—— 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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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林奕华的音乐剧《梁祝的继承者们》，我最直观的生理感受就是，饿到眼花并且大脑缺氧，一片空白。

饿是因为，三个半小时的演出时长，即便只是安静坐着，也很消耗体力，更别说还得边看边思考；大脑空白则是因为，这部戏的信息量太大了，几乎每一场都在提出一个乃至几个问题，还不等人思考，就换成下一个问题。

在《梁祝》之前，我只是看过两本“非常林奕华”的书，并没有走进剧场看过林奕华的戏。这两本书，《包法利夫人，是我》和《什么人需要什么人》，都收录了林奕华的剧本，导演与他人的对谈及剧评。读下来的感受，就和看《梁祝》时，坐我旁边的女生感叹的一样，“这部戏好哲学啊”。

但请别害怕，之所以说林奕华的戏“很哲学”，并不是说它有多么高深莫测，而恰恰是因为它全都贴近生活，贴近与我们生命最为相关的根本问题。这些问题很重要，只不过常常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它们被丢在脑海中的某个小角落里，但是，我们从来不曾忘记它们。

因此，林奕华的戏，正如他本人所说，是为了让人思索(meditation)而创作的。也因此，他的戏总在抛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却始终吝啬于给出答案，真是个小气鬼~

正在全国二轮巡演的《梁祝》，依然延续了这种让人又爱又恨，只提问而不给答案的风格。

1.我是谁

Who am I？这个西方哲学三大终极问题之一（另外两个问题是“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从始至终贯穿着《梁祝》的故事。

剧中，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在艺术学院相遇的，而要想进入艺术学院，首先得交一张自画像。于是，梁山伯交上一张白纸。

什么？自画像怎么可以是一张白纸？老师1怒不可遏。

白纸意味着留白，意味着无限的可能性啊！老师2满心欢喜地认为招到了天才。

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实在很像阅读理解题里的两种极端答案。但真正的问题是，老师们都只看到作为成果出现的一张白纸，却并不知晓过程。

为什么梁山伯的自画像会是一张白纸呢？

原来梁山伯的父母都是画家，母亲喜画静物，父亲却喜欢感受动态的流逝，二者对美丑的认识完全相反。所以母亲曾抱怨父亲，“为什么现在你画里的我没有以前美了？”后来，父亲去世，梁山伯在继承了父亲才华的同时，也继承了那种被母亲讨厌的风格。

于是他恨，他恨父亲为什么不能画出让母亲满意的画，他恨母亲为什么无法欣赏父亲的画，他恨二人的结合，恨自己的存在，恨自己同样无法获得母亲的认可。于是，他越来越不清楚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变成谁。入学考试那一张空白的自画像，并不是不会作画，也不是刻意留白，而是“我什么都知道，除了我是谁”。如果我不曾认识自己，又该如何画出自己的样子呢？

和梁山伯同病相怜的祝英台，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因为，她只要是祝员外的女儿就可以了，只要有这个身份，她的作品就能得到欣赏，就会有人找她签名合影。没人在乎她到底是祝樱台，祝婴台，祝鹰台，还是祝英台，这些都不重要，只要她的父亲是祝员外，她和她的作品就是有价值的。如此说来，到底是“我”成功了，还是“我的身份”成功了呢？

即便成功摆脱父母期盼，考上了艺术学院，祝英台最终还是被母亲一封家书召回。回到家才发现，信中因病突然离世的父亲正安然地坐在那儿，“如果我不假装去世，你又怎么会回来？”祝英台这才意识到：

原来我谁也不是，我只是祝员外的女儿。

2.我不能告诉你我是谁

上半场，祝英台唱，“为什么我好想告诉他我是谁？”

下半场，梁山伯唱，“为什么我不能告诉你我是谁？”

一个追，一个躲。入戏深了，就会忍不住攥紧拳头，心下埋怨着梁山伯为什么躲躲闪闪。

“跟自己谈恋爱有什么问题吗？我生来就是一个人，做什么都是一个人。” 面对祝英台的穷追不舍，梁山伯如是回答。

乍听上去，像是对自己的完美辩护，任何人都无可指摘。

但这不过是借口，是梁山伯最浅层的心声。之所以说这是“浅层心声”，是因为他还有更不可说的“深层心声”——Coming Out（出柜），而这也是，他不能告诉祝英台自己到底是谁的原因。

“你是不是不喜欢女生？”“如果我有一个孪生兄弟，长得和我一模一样，你会喜欢他吗？”真不知道是该夸祝英台聪明，还是要怪她敏感。

一连串的追问像利剑般，急促地，莽撞地，直戳进梁山伯心里。我仿佛都能看见，时间和空间在祝英台话毕的一秒，同时停滞，只剩舞台上那块巨大的白板，闪亮到刺眼。紧接着，“啪”的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戳破了。哦，原来是梁山伯隐藏多年的秘密。

接下来怎么办？梁山伯张皇失措，只好不停地逃跑。而二人的关系，也就演变成台词中那句，“梁山伯与祝英台不能结婚只能结拜”。

性别不同怎么结婚？

这样的质问摆在生活中，大概率会像摆在舞台上那样，成为令人捧腹的笑料，因为现实明明就是，性别相同才不能结婚。既然如此，舞台上的演员为什么即便冒着被当成小丑的风险，也要认真地质问，认真地念出这句台词？

你可以认为Ta是在刻意扮演一种驽钝的，不通人情世故的状态，以此来逗乐观众。但在我这儿，这是一种近乎愚勇的赤诚。就像一个人不断朝湖心投石，却不期盼任何涟漪；就像西西弗斯明知巨石会从山顶滚落，却依然日复一日地推石上山。

性别相同不能结婚，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只不过现实似乎总这样，当你在一个问题上非常较真的时候，却总有人笑你何必认真。

在《围裙》这首歌里，一个个名词从法语中的阴性与阳性，被翻译成中文里的女性与男性。“书本为什么能接受一盏灯的追求/因为灯是女的/书本是男的/雾为什么不能牵塞纳河的手/因为雾是女的/塞纳河也是女的”，何其讽刺又何其无奈，让人在一起的是性格，把人分开的是性别，看不见的是性格，看得见的是性别。

祝英台勇敢追逐所爱，迫切想要告诉对方自己是谁，是因为她预设了一种会有回应的爱。可惜彼时的梁山伯还不明白，爱比性别更重要，于是选择避重就轻，遮遮掩掩，拒绝告诉对方自己是谁。

如果你问，梁山伯有躲藏的必要吗？

或许，这个问题该由我们一起去问问这时代。

3.我终于知道我是谁了

多年后，梁祝二人各自回到学院看望老师，并拜托老师传话给对方，“我终于知道我是谁了”。遗憾的是，梁山伯比祝英台晚来几步，而彼时，祝英台已然离世。

梁山伯想起求学时，二人曾一起去写生，天高云淡，他却和祝英台呛起声来。祝英台质问梁山伯为何浪费自己的才华，梁山伯回答“你在哪里见过我的才华”。后来，只知自我否定的梁山伯，始终没有画出一副像样的画，却成为了祝英台的画中人。人们赞颂这幅肖像画，追着祝英台要签名要合影，一旁的梁山伯却被冷落。于是他不解，他愤懑，他感觉自己死在画里，他讽刺那句“梁祝生生世世不分开”，他陷入自己的执迷，最终放弃画画。

等到多年后终于想明白，原来祝英台是想帮自己实现自我价值，梁山伯这才追悔莫及，跑到美术馆哭坟，舞台上那块巨大的白板，就是祝英台的坟墓。在那里，他见到祝英台的魂魄，平静而祥和，一点也不像年轻时那样冲动，却天真。 

“我至少应该为你画一幅，但我没有，我来得太晚了。”

“我不怪你。”

梁山伯哭到呕心沥血，祝英台静默凝望。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比悲伤更悲伤的事情是空欢喜。

梁祝兜转多年后，才发现对方是最了解自己的人，才终于知道自己是谁，而此时二人早已阴阳两隔，唯有兀自痛哭，哭到心力交瘁，然后在无常世事中，化蝶而飞。

插图源自网络

整场戏这么看下来，只想感叹，梁祝的故事实在是太美了，但，也太无用了。之所以说无用，是因为我们很清楚，走出剧场回到现实生活，就会发现，这样的美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是不会持存下去的。

在美和功成名就之间，人们往往稍不留神就会忘记前者，而被后者吸入漩涡。什么是Hype(炒作)？一切都是Hype，一切都需要Hype。

“成名就是加油添醋炒白菜，曝光就要穷凶极恶耍无赖”，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人人都有15分钟内成名的可能，用柔光镜看自己，用放大镜看别人，一不小心就变成了马文才，就算你不愿承认，也并不妨碍现在未来都变成马文才时代。

挺讽刺的，一方面，我们为梁祝的悲剧而惋惜，另一方面，反倒该羡慕他俩才是。毕竟，梁祝二人在彼此的帮助下找到自己，明白了“我是谁”，而我们绝大多数人却还挣扎在这个问题里，甚至可能要挣扎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