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畹
E.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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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沙畹一生著作等身，弟子成行。他先后触及的汉学领域有碑铭学、古文字学、西域史、西突厥汉文数据、中国舆地学及地图绘制术等，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译注》《司马迁史记》《菩提伽耶中国碑考证》《西突厥史料》《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中国文献》《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等，甚至在晚年还研究过道教（文章收入《东亚论文集》第3卷），只有中国的美文学、哲学没有涉猎。1918年，沙畹在巴黎去世,临去世的前几个月，还在索邦神学院的梯形大教室作了最后的演说——“论中国人的道德思想”。
沙畹以法国驻华使团自由工作人员的身份第一次到中国时，是个24岁的小伙子。抵达伊始，连“对不起”也不说一声，一步就闯进了《史记》这座古代中国通史大楼，且不见外得紧，在数千年以来积聚的家私杂物当中，翻箱倒柜，像私占人家空屋者，不再出来了。他要翻译《史记》。不，是注译《史记》。按照东汉史学家班固的说法，《史记》是一部“涉猎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年间”的史书，小伙子曾否自问能否挑得起重担？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主修的是康德的哲学，是院长佩罗( G.Perro)让他转向中国领域的。你屈指细算，他跟老师考狄(H.Cordier)学了多少天中文？方块字跟欧洲的拼音语言有极大差别，没有词根变化，没有时态，没有单复数，跟口语脱节，因为没有拼音。欧洲人学汉语谈何容易。长久以来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语言是第一障碍。《史记》即使于中国人，要看懂一个故事，也要翻上好几回《辞海》，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的古文。“天其素王之乎？”你想明白，就得去查阅资料。据沙畹后来的说法，当年他就某一个问题去请教中国人，几乎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但小伙子对文字迷宫感兴趣，对埋在地下的历史感兴趣，一种偶然性把他推入汉学界，但没有谁能够再把他推出来。他迫不及待开始工作，在清朝驻法使馆参赞唐夏礼协助下，从中国的古老祭礼“封禅书”开始。翻译是两种文字的转换，而沙畹的翻译首先是探索，一边翻译，一边研究作者曾经参考过什么文献，利用过什么资料，其可靠性如何，然后他又去追踪那些文献，探讨其真实性，再将各种线路重新连接。难得的是在追索过程中，不用砸门撬锁，轻易将所有大门都打开了，所搜索出的资料的数量、宽广度，事无巨细，令人吃惊。你等着这个西洋小子闹出故事，谁知没有事故，且出手不凡，四年后已经注译了全书的一半，由基督教会主办的北堂印刷厂出版了。从1895年以后的十年间，也陆续在法国的ErLeroux出版社出版。注释的详尽，考据的广泛严谨，有理有据，超出所有人的想象。你看他的译作，就得左三页右三页地翻着看，因为译作由译文和附录两个部分组成，你看过附录才更加明白原文。他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熟悉，求证资料的复杂繁多，你没法理解，就像对伯希和的语言能力的没法理解。外国人从此读到一部有年份，有故事，有声，有色的最古老的中国故事：《史记》。君臣、父子、长幼、夫妇间的次序，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的礼义廉耻，帝王的暴虐，或人神之间的感应，就在千年的律法底下，以立体面貌出现，各人扮演着自己的角色粉墨登场。在时间上和精神上都显得遥远的东方世界，被推到西方人的眼前来了。从利玛窦以来，每一代传教士对汉学的涉猎大体琐碎，着眼点大多是近期文学，着重于翻译或改写，是业余爱好者的研究方法，外国人从他们笔下认识的中国不多。而沙畹《史记》注译的出现，于译者而言，是探讨了中国上古历史和文化源头，客观效果是促进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汉学研究也被推动起来了。他的注译本事，可以把翻译家冯承钧对他的《中国之旅行家》的评述作为总体的评述：
“初阅时觉多为我国旧籍中之记载，经外国人所译述者，不肖终读也。近检藏书复见之，重读一过，见中有若干材料，为余穷年累月所难解决之问题，今皆不难按图索骥。是此书不特为翻译之品，且兼有考据之功。中有数事，均足以补我史籍之缺……”
之后，他扩展学术涉猎领域，非凡的智力，超人的工作能力，使他从一门学问到另一门，就像一连串活动着的镜头。你忙着看他的《史记》，他已经到了《中国两汉时期石刻》《华北考古记》《邦宁拓片之中亚的十种汉文碑铭》《汉文大藏经中的五百故事和寓言》……考古，历史，地理，语史，碑铭，简牍，民族，宗教，中国古代石刻，既无国界线，也无学科之分。到处是沙畹，不用打起大旗，一眼就可以看到他。他读遍中国古籍书：《周易》《诗经》《尚书》《书经》《礼记》《前汉书》《后汉书》……你感到陌生的还有《独断》《白虎通》《公羊传》《毂梁传》……然后左一把右一把给你引述，千页万页文字向你撒过来，直叫你惊也不是，喜也不是，恼也不是，不知他以什么东西去跟魔鬼换取回来的鬼本事。如果将伯希和的学问和活动能力比作海啸，沙畹的呢，不比也罢，要比就沙畹比沙畹。他把中国的文化兜底翻，有谁找出过他的岔子？没有。奈何。何况人家还谦逊得紧，一早声言：“我只是尽我的所能，我会为所有的批评指正感到高兴。”你能够怎样？都说他注译的《史记》是西方汉学界整理中国史学的一部严谨而精细的著作，最优秀的范本，是他的学术成就的王牌，其实他的考据、解读、辑纂史料的新方法，也是他的王牌。他手中有好多王牌。第一次来华，四年后奉命回国，接替德里文侯爵在法兰西学院的职位，主讲“汉语、满语和文学”讲座，才28岁。但考古学和史学研究已经硕果累累，成为法国汉学研究的生力军，及时成为法国汉学研究的接棒人。原来他到中国，冥冥中就为《史记》。这项工程成为施展他神迹般的智慧，以现代手法来对付一门最古老学问的天地。从此《史记》与沙畹紧密地相连在一起。
沙畹注译《史记》五卷本（第三卷分两册），巴黎ERNEST LEROUX（1895-1905），北京语言大学图书馆藏
他深深地沉浸在这部通史中，乐此不倦地漫游在这个远去了的古代世界里，却没有迷路，他以旁观者的目光，对这部通史进行全面思考，从序言和著名的长篇导论中都可以看到。他强调《史记》是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两人的手笔，属于司马迁的文字不会多。司马谈在宫廷主管星相学部门，相信天象直接影响到大地的生活，而这种观念也产生于古罗马时代，同样有过记载。因此，司马谈在工作过程中，必然追踪从古到今在地上发生的事件，尤其有系统地记载日食、月食、地震、水灾及其相关大事。他的职务也容许他接触到宫廷收藏的最古老的档案资料，因此，所做的工作就不只是星相学的工作，同时也着手历史记载，如他所说：“掌握秘籍，职司记载”。且不只是编纂历史，他的博学，精天文，熟史事，对诸子学术的思考和研究，使他有可能像一个真正史学家那样去记载。所以沙畹认为，司马谈可能一早就起草了部分《史记》，且正式付诸文字。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很多段落以“太史公日”为开头，有些人认为这是议论史事的写作方法，沙畹却认为可以相信这段文字是司马谈本人所写。最后一章《太史公自序》明确指出，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到泰山进行封禅大典，而司马谈留滞洛阳，“发愤且卒”，为不能参与封禅祭礼而遗憾终身。去世前，“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日：‘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俯首流涕承诺完成其未竟之业。但某些段落的“太史公日”则指司马迁本人：“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太史公日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但指司马迁的情况不太多。怎样区别父子的笔墨？从篇章上无法辨别，若从观点或精神着眼，尚可分辨其中差异。司马谈研究过墨家、儒家、法家、道家等诸子学派后，倾向于道家，一种比较自由的思想，司马迁说其父“崇黄老”，老子被称为“黄老道德之术”。而他本人则倾向儒家，崇拜孔子。他拜访过孔子故乡，礼拜过孔庙，孔子世家篇写得非常详尽。
太史公笔触冷漠，沙畹如是认为。写吕后对戚夫人母子的极度凶残，也像叙述普通事情，不流露个人情绪，一种无人称的零度风格。作为时代的发言人就够了，不必道出个人的观点和思考。沙畹认为这是太史公独特的文字技巧。西方有些历史学家，将个人倾向介入历史，以个人的观点、志趣来再创造，古罗马历史学家提特李维(Tite Live)，就给严酷的古代世界滚上太多的美丽花边。司马迁父子则无意留下个人印记，把收集到的各时期的文字记载，进行辑录，筛选，再把它们镶嵌和连接起来，使其成为连续的历史故事，依然保持历史事实的原貌。“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之前，历史只是地方性的编年史，《史记》开创了有完整故事的历史。没有它，后人对古代中国的认识只能限于不肯定的片断。陈胜吴广的作乱，没有必要写进历史，他们只是冒险家，抓住一个时机作乱，六个月就被镇压下去，没有值得称颂的史迹留下。沙畹如是认为。相反，把孔子这个道德伦理学家放进诸皇贵胄之列，是司马迁的首创。但孔子并非是“有圣智而无位”，因为“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孔子实际上已成为贵族，但没有参与统治，只为世人提供了思想和言行的准则。通史里还收录了诗歌、论述、诉状、民歌、著名的语录等，因为写著名文化人的时候，必然牵涉到他们的作品。作品被收录下来，避免被遗忘，满足了希望了解过去的人的好奇心。《史记》因题材的伟大而伟大，“历史学之父”的美名，唯司马迁当之无惭。
历史学家面对的难题，首先是史料的来源，沙畹认为《史记》史料的来源，有亲自经历的，有从当代人获悉的，也有从典籍文献中得到的。重要的是如何判断史料的伪真，又必须从中走出来，客观地给它一种形式，根据不同时代复活过去，给事件以合理的连续性，因为讯息往往是以片断传递而来。史料的来源既是历史学家的着眼点，也是读史者的着眼点。《史记》的史源一直有争论。沙畹认为除《楚汉春秋》外，《书经》是重要的来源之一，因为他引述了其中许多语录。这部最古老的中国文学巨制，收录了不同时代的作品，所覆盖的时间从尧、舜，直至公元前2000年。但沙畹认为《史记》内容的比例不合理，目录中有一半篇幅是写秦朝之后发生的事，换句话说，最后130年的历史，比起从远古至公元前221年那部分的篇幅要长。这种比例明显是失调的。原因何在？司马迁对发生于公元前213年的焚书事件写得很多，但该事件持续时间不长，三年后暴君就死了，文化局面很快得到恢复。在焚书过程中，数量少的典籍无疑是永远消失了，但数量多的，由于广泛流传在民间，因而得到保存。另一方面，许多历史事件，某些作品的内容，还保留在精英的脑袋里，就有恢复原状的可能性，比起秦朝之前发生的事，司马迁能够找到的史料会更多。《书经》在秦始皇的焚书中被毁了42章，留下来的只有58章，后来经过不断恢复，内容难免“现代”化，甚至成为毫无根据的编造。如果作者选择经过恢复的文字，作为读者，就不知道是哪一个时期恢复的《书经》。《楚汉春秋》也有同样情况。沙畹就从《史记》的内文求证，他发现司马迁参考的《楚汉春秋》是近史，参考《书经》九篇都是新本，而非旧文。
作为法国人，考据的是中国文化，思考的是中国文化，以中国文化著书立说，他很中国了？当年利马窦穿儒服，戴儒帽，出口之乎者也，道德文章，比中国人还中国，但沙畹决非如此。他漫步于中国古代世界，做他的学问，却以社会学家的立场，对现代中国有所思考，提出尖锐的批评。他发现他所研究的事物是陌生的。“这个辽阔的帝国人口众多……它的人民一生中都恪守我们所陌生的原则。”读中国古书的过程中他发现，“孝”字是最重要的思想，也是最重要的道德表现，“百行孝为先”。最早的文学作品《诗经》日：“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没有尽孝是一件大事，是要天罚的。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如是，同样的上下尊卑关系，也伸延到家族成员中，臣民中，君臣中。对来自于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主导精神的国家的人，面对“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不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观念，陌生得就像面对外星人的事物，宁可死给你看也不会认同！吉卜林( R.Kipling)有谓：“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个世界永远不会互相了解。”当年带有新思维的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也没能打倒。沙畹还发现，文学把这种思想反复加强传递，“时至今日，这些基本思想依然是中国人生活观念的组成部分”。他又说，书本没有教会中国人运用理性，也不引导发展个性和个人品质，“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注意本分，不依据自己的意识行事，而是屈从于外界强加的规则”。上层社会的人沉醉于文学和文学知识中，为求一官半职，就必须参加科举考试，而文科是考试的唯一科目，“排除了数学，实验科学等所有学科”。他以1889年考试题目为例，三篇作文题目皆取材于古文：《论语》《中庸》《孟子》。如果文章阐扬道德规范，提出政治见解，词藻讲究，就有入选当官的可能，因为他们理解祖先的教导，日后才能掌握国家大事，成为传统的卫道者。而学校培养人才，也只是推崇记忆力，忽略准确的观察和推理智慧的训练，导致书本知识扼杀了思想。“结果很自然，在那些源于科学的应用并改变世界面貌的发现中，没有一个是中国人的成果。”所以，近代科学不产生于中国，中国人甚至没有将祖先的发明加以完善。沙畹还认为：
“中国人从未在他们的研究院的大门上写过：‘非数学家莫入’，他们既没有自己的笛卡尔，也没有自己的培根( F.Bacon)。”
沙畹这就从汉学转到社会学。他认为，要更好地跟中国人打交道，必须认识这个非理性的古老民族，研究汉学就有其必要性。
都说沙畹为当代汉学研究确立了专业化、科学化的规范。你不怀疑这种能耐来自笛卡尔。按照笛卡尔的机械唯理论，世界是均质均等的几何学般精确的空间，在机械的规律底下运转，包括人体的循环在内，所以，物质世界的科学，必须以现实世界的绝对确实性为基础，要像数学那样能够运算，将“可能”“好像”的因素摒弃。要一加一等于二。沙畹拒绝权威性的教条，只接受理性的科学，要像科学那样精密严谨，经得起解释。一连串几何学般的精确推理，可以认识一切事物，最后找到谜底。于是就有他的精密考据。他的考据是要将过去的世界翻出来。在当时追求准确、缜密的风气底下，连象征派诗人瓦莱里也研究起数学来了，手稿中就出现许多数学运算公式。后来的哲学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都认为笛卡尔的机械唯理论，促使了法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因为科学发展需要一种新的超验感觉，它首先来自于哲学。笛卡尔的学说对他所处的世纪，和身后好几个世纪产生了巨大影响，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沙畹的一丝不苟和冒险精神，不只表现在思辨能力和研究方法上，也表现在考古跋涉上。他翻译《史记》，研究两汉时期的浅浮雕、石刻，就以考古作为研究的支柱，以传教士的冒险精神，在百多年前匪夷所想的艰苦条件下，跑遍半个中国，将中国的历史一直翻到鹤嘴锄能抵达的最深处。笛卡尔的学说为他照亮了最阴暗的洞穴。
沙畹所推崇的英国哲学家培根，是将世俗的学问按照记忆、想象和理性三种能力，分别划分为历史、诗歌和哲学三个领域。中国有《二十四史》，有被誉为世界历史学典范的《史记》，有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太史公司马迁，历史这个学科中国领先了，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埃及，就没有系统的历史记载。中国也被誉为诗歌的国度，《诗经》的时代涵括了从上古时期直至春秋中叶，即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从古到今，记忆和想象在中国是得到很好的发展的。唯有哲学领域有所欠缺。在沙畹眼里，无论仁义道德的儒家，以推理作为认识手段的墨家，以处罚作为教化方法的法家，“深乎！为万物宗”的道家等，没有哪一家的思想对科学发展有所启发。谈到中国的社神，他说：
“今天，人们不再把土地神尊崇为自然界的万能，而是保佑人们发财致富的神灵。”
礼拜社神也是从实用价值出发。至于民间艺术和装饰物，都具有象征意义，就是表达心愿。“生活幸福和长命百岁不是中国人的唯一愿望，他们还希望多子多孙。”他认为中国人的难处不在于思想含糊，而在于是个现实主义者。
沙畹开始翻译《史记》时，就到山东搜集了武梁祠和考堂山石室的碑文，参照饰有图像的纪念碑文来帮助译事，同时加以阐释，汇编为《中国两汉时代的石刻》(1898)。在注释《封禅书》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引发了他对泰山实地考察的念头，1891年1月24日，他第一次登上泰山。1907年第二次访华，走遍了中国的千山万水。第一部分旅程从东北向东走，在辽宁考察了清帝祖先的陵墓，到鸭绿江畔看了高句丽的刻于414年的“好太王碑”。第二部分旅程持续五个月，从北京到泰安，到孔子故乡曲阜、开封、洛阳，再折回西安，到乾州、太原、五台山、大同。他所选择的路线，无论在满洲或中国北部，都是留下许多古迹的荒山野地，他对那些古迹比中国人更了如指掌。
但要抵达那些地方谈何容易，在那个年代，且莫说交通工具，就连道路也没有，也没有任何卷籍记载过，沙畹只凭自己的知识去翻山越岭，有时必须放弃畜力车，骑马过溪涧。山东中部山石嶙岣，连畜力车也不容易走，山路只能让一辆独轮车通过，或骑马走过，一旦遇上方向相反的过客，谁也不让谁，直至骡子嘴碰嘴，那时候就得设法将畜力车攀附在斜坡上，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车栽筋斗，掉落到深谷。路上也可能遇上强盗、土匪，当年伯希和的西域探险，就请了哥萨克人的护卫队。即使旅程顺利，也有许多生活上的不便。有一回，他们在西安府的黄土高原上，日暮异乡，黄土漫漫，像经历着一场梦境，最后找到一间洞穴客栈投宿。一行人与十头骡子、五辆畜力车，同时挤进一个窑洞，里面已入住了其他旅客，还加上老板和仆役。天气炎热，窑洞不通风，人畜一室挤做一处。这种旅程于谁都不容易，遑论他这个从少养尊处优的哥儿。千辛万苦去追踪，去拾遗，去整理的遗迹，携回的拓片和壁画等文物，都不是他们的老祖宗的东西，而是中国人老祖宗的东西。你整理、注释、研究得再好，也是人家老祖宗的文化。但沙畹不会这样想。这条路线可有一个中国文人走过？过去没有，现在也不会有。你自问有否勇气去走一趟？没有。你不会去经历这种拼老命的旅程。但百多年前的沙畹经历了。
这片古老而崎岖的土地对他充满诱惑，时空上带他走得很远。他去到孔子的故乡，看，耶稣诞生前551年，中国一位大哲人就诞生在这里。但他眼里的孔子，决非是司马迁眼里的孔子。司马迁是“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二十岁开始游历名山大川，来到孔子故乡，“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余低回留之，不能去”。此行对他的精神有极重要的造就，越发成为坚定的儒家卫道者。但在沙畹眼里，“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他自比为使者，四处敲钟游说，宣传君主的明智指令”，因有助于维持封建社会秩序，被“历代皇帝尊崇为万代师表”。他对孔子的评价是：“孔子之所以流芳百世，主要是因为他修订了经典作品，‘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者’是他首要的荣誉称号。”他整理了《书经》和《春秋》等，整理过程中特别着重道德价值。孔庙宏伟了些，沙畹更喜欢藏在密林深处的简朴的陵墓，就在一个香炉，一个石头打成的祭台后面。中国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沙畹会同意吗？
同年6月21日，他第二次登上泰山，中国最古老的世界，秦汉以来历代皇帝进行祭天地的东方之巅，那里游荡着历代中国的神佛和鬼魂，夜间有着流萤般的鬼火。他以西方人，同时又是东方学学者的文化视角，以近代学术的研究方法，尤其使用原始材料来使历史张嘴说话。他把山头、刻石、庙宇、寺院进行梳理，相信自己在上边可以做很多事情，既锻炼智慧，也锻炼灵性。必须像摄影镜头，绝对准确，不能走出理性所容许的哪怕一步。泰山极顶的“玉皇上帝大天尊”的庙旁，立有一块大石碑，无字，后人称之为无字碑。沙畹给它记下数字，高4.85米，上阔1.10米，下阔1.25米，厚度上85厘米，下90厘米。要准确数字，不要印象的朦胧。都说该碑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出巡时登山所立，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过碑文：“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而眼下无字的结论是：经历两千多年时间的融蚀，文字被磨掉了，这个结论可信吗？沙畹不相信。他更相信成化年间(1465-1487)《岱览》的说法，石碑表面平滑，没有曾经刻字的痕迹，跟周围石碑的状况大有差距，相信是汉武帝于前110年举行封禅大典时所立的石碑，从来没有刻字。那么司马迁所记载的碑文是怎么回事？道听途说？沙畹没有考证。
他要把山上的满天神佛和蒙尘的怪异说出所以然。他把我们带去看他的泰山，他所抵达的泰山，沙畹的泰山。你说，这座东岳之峰很高，历代帝王来“封禅”，是要在高峰上以地帝的身份跟天帝交个朋友，比个高下，较量一下腕力，“仁圣天齐皇”，“天齐仁圣帝”，沙畹说不够；你说，山上充满自然力量，是生命的无尽泉源，那里有“送子娘娘”“催生娘娘”，也不够；你说神佛在那里逍遥快乐，能兴云致雨，可以跟天帝直接沟通，地上的人通过祈祷、献祭，付出一笔“佣金”，可以请他们作“中介”，将自己跟神签订的合同转交天帝，请他履行合约，也不够。沙畹的泰山是他的脚板底下的泰山。他参照两张地图，一张是1830年的，另一张是1902年的，都是外国游客所制作的简单地图，从最高峰往下走，一路描绘山势，标出山峰、封祀坛、庙宇、刻石、祭坛、亭台、殿堂、观、寺、祠、坊的名称，就从三尖峰开始，一路下来，有上桃峪、望吴迹、碧霞宫、桃花洞、玉皇阁、灵应宫、五松树、王母池、普济堂、奎星楼……直至第252号的关帝庙。他给每座建筑物加以或长或短的注释，搜索出相关的典故。望吴迹由一个哭泣妇人的故事，引出孔子的“苛政猛于虎”。乾坤亭附近的废墟有一石碑：“孔子小天下处”，那是1837年，一位大名颜继祖的人士所立。孔子当年登泰山，脚下的鲁国变小，再向上攀升到此处，天下也小了。多少典故，就来自于那个古老的山头。他述说自如，就像叙述他从小熟悉的故事。
泰山是个墓外的鬼神世界，岁月使它失忆，一切都不肯定。沙畹就在神祗中，在寺庙楼阁中，在颂扬道德，评判善恶的碑文中，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推理。当他为泰山的地理环境、地貌、历史、庙宇、刻石等作详尽描绘后，再加上考据、典故，直至近期庙宇的葺修，有多少细微、繁复的文字要写下来。当他作全面而系统的描写时，就是对泰山整体文物作了记录、整理、注释和研究。封禅仪式也没有被忽略，所谓“封禅”是向天地日月拜祭，为的是给人换来好处，入神之间签定的，都是这类合同，不会是别的。《诗经》有谓：“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开始，历朝帝皇，都有过耗资巨大的封禅大典，上山筑坛以祭天地，报天地之功。祭祀至高无上的神灵，却不妨碍他们施行暴政。帝皇们上山向天地禀告皇朝的得胜，颂扬自己的功业与光荣，“天齐大生仁圣帝”，“峻极于天”，祈求避免地震、水灾，风调雨顺，农业丰收，还祈求福寿，子孙昌盛，长生不老。然后将告天地书刻在一块玉板上，放进一个玉盒，再将玉盒放进一个以石头打成的石箱子，四角以倒角石槽固定，不能再开启，最后将底座埋入地下四英尺，人向神索取好处的合约就这样坐实了。如果神单方面毁约，那是谁也没有办法的。
各朝皇帝的祷文，都给作了详细记录，如魏孝文帝的“祭岱岳文”，唐高宗的“封泰山玉牒文”，明太祖的“洪武二十八年讨广西蛮酋告泰山文”，明成祖的“永乐五年征安南告泰山文”，神宗的“万历元年即位告泰山文”等，再加上碑铭、碑记的翻译，民间的祭神活动等，都是我们所忽略的东西。他还考证社神石敢当的来源，引证1366年《辍畊录》的记述：“当住宅的主门面向一条小街，一条曲径，一条桥，一个十字路口，会竖立起一个小石将军，或者将一块石头埋入土里.当头写‘石敢当’。”又说，该风俗起源于战国时期，有一石姓家族，他们敢于面对和克服一切困境，“石敢当”就从这个家族的故事而来。立个石将军，就让他来担当或抵挡人所遇到的困境。
沙畹的注意力特别放在秦始皇出巡时代的秦代石刻，但当时只剩下“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两种残石，以及宋朝的摹刻“峰山刻石”。后来他把记录在《史记》中的八种石刻注译出来，收在第二章的附录中，与《泰山——中国祭礼专论》一起，洋洋数十万言，成书600页，成为泰山的百科全书，也是一部中国古代史，1910年出版。考据成果具长久生命力，至今依然拥有使用价值，泰山从此成为古代中国讯息的宝藏，也名扬国外。
沙畹两次考古考察，收集了大批拓片、铭文，山东的汉代纪念碑，唐朝帝王陵的非佛教雕刻，龙门石刻的佛教雕刻，携回一批碑铭、壁画等文物。1891年登泰山时候，还从碑贾手里购得武氏墓刻石拓片。后来他撰写《华北考古考察图谱》，四卷图文并茂的考察记，拥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他把山东武梁祠的画像以及有关的碑铭，收录在《武梁祠画像》中。沙畹这方面的成就，给西方汉学界提供了泰山信仰文化的研究资料，他也成了欧洲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先驱。这个人就可以这样不见外，去到中国，就比你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事无巨细。扬子江中的钝吻鳄他知道，象征喜事成双的一种蜘蛛蟢子，他也知道，而你不知道；去到泰山，又比泰山人更了解泰山，“天子之宗社曰泰社”，“天子之社曰王社”。如果我们惊奇于沙畹从古物中提炼出许多新信息，于我们却无动于衷，皆因我们来自于那个古老的世界，跟那个世界同样古老，已经习以为常了。
沙畹的考据就是拿个鹤嘴锄，一锄一锄往下挖，做学问的审慎缜密，近乎自我苛求：“我可以只刊出确凿的文献资料，舍弃可疑的章节或猜测性的译文。”资料的来源绝对要第一手。1894年他着手研究古代印度和伊拉克使徒的行传，就跟着当年修士行脚的路线，一站接一站，一间修道院接一间修道院走访，不管是否白费功夫，或路上有什么危险。当他面对所搜得的原始材料时，就开动他的具有卓越哲学思想的脑筋，向事物的深广度进行考究。他的译作《中国500寓言》，其中大部分篇章从印度移译过来，如《国王的500匹马》《无花果树下得道的释迦牟尼》等，都是纯粹的印度故事。就像基督教的《圣经》，带有劝诫意图，教人如何向善，避开邪道，如何面对人世间的阴暗和动荡。长久以来，一般人直至专家，都认为是民间创作，经过世代加工而成，但沙畹一步步追索，看故事最初出自于哪些人，由哪些人传递，以怎样的途径传递，在哪些地区发生，探索过程中，推翻一些现成的理论，去掉夸张部分，最后得出结论是：故事并非来自民间，并非我们习惯上认为的民间故事，而是出自于精英的脑袋。既然这些故事关系到道德、劝诫、隐喻，甚至策略，都是形而上的东西，只有精英的脑袋才能产生。是他们在沉思默想时刻，在热切的祈祷中，在充满智慧而慈悲的心愿中产生的。属于文学创作范围。这些精英们大抵出身于印度的宗教或哲学学校，有的已经成为教士，都受过良好的思想和教育训练。这类学校是产生最热切思想的地方。一般民间艺术，大抵肤浅，贫乏，简单，零碎。如果沙畹看了我们的《木兰辞》《孔雀东南飞》《阿诗玛》，他一定会考据起来，说，民间创作？恐怕不是。长期以来，我们认为《诗经》《书经》是经过长期加工的民间作品，但沙畹的看法是：“这些作品的最终状态不是自己形成的，应当是某个改编者或整理者，在一定时候对手中资料进行筛选，并按一种顺序整理出来。”
他的学生伯希和自认：“我对于艺术不感兴趣，……所以我的译稿少言艺术。”而沙畹不一样，他是一位全才的汉学家，研究范围宽广，对文学艺术同样感兴趣。在《史记》译文的《乐部歌曲》中，加入了他的论文《希腊音乐与中国音乐的关系》。他考察龙门石窟时，对公元五世纪的北魏艺术的细腻典雅称赞不已，使这个在黄河隘口上，距离司马迁的故乡韩城400公里的石窟，从此成为许多外国游客观光的目标。在《史记》的导言中，他赞扬司马迁没有忽略在非常时期产生的著名诗歌，如项羽的垓下之围，四面楚歌时候的英雄末路的感慨：“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汉高祖的《大风歌》也收录了。在《泰山》专论中，也饶有趣味地收集了一些传说。齐王攻打宋国时，经过泰山脚下的小村泰安府时，梦见两个人对他怒目而视，因为“师过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泰山有五棵松树进入传奇，因为秦始皇封禅登山途中，风雨大作，到五松树下躲避，为感恩，把它们册封为“五大夫”。考察的丰富经历，使他联想起出生于龙门山下的司马迁，尽管游历广泛，但“博学抹灭了独到的观察，广搜资料，但不能通过描写史实发生之地的环境还原为历史的生动，自然环境在其书中完全不存在”。泰山也使沙畹想起西方的香榭丽舍（Champs-Elys 6 es），古希腊人想象中的灵魂聚集处，一个死者的王国。死去的人在那里继续生活，就像生前在世上生活那样。神圣泰山的地底，则是中国人的另一个世界，死者也在那里继续生活，继续做他们要做的一切。既然先人的满意或不满，可以直接影响到后人，活人必须到那里去跟他们沟通，保持死者和生者的和谐与幸福。从古到今，泰山又怎能不是一个香火鼎盛的地方？
都说沙畹为20世纪法国汉学的繁荣开创了局面，法国远东学院院长戴仁(J.P.Dre ge)说他是“同时代汉学研究第一人”，美国学者劳费尔(B.Laufer)说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每一顶桂冠都金光闪闪。他也全心指导学生，为其弟子伯希和、葛兰言、马伯乐、戴密微开拓了道路。他将自己大开门户，等着需要他的人走进来。马伯乐说：“任何对远东感兴趣的人，都似乎由此而获得了对他个人及其知识提出要求的权利。所有人都被他以这种已成为其性格基础的善良本性接待，其中有些人又过分地利用了他。”英国斯坦因1900-1901年的中亚之行中，携回大批汉文文献；1907年从敦煌的藏经洞也取走了一批，数量不亚于伯希和所取走的。后来他将汉晋简牍和唐代文书交给沙畹考释，沙畹接受了。他无意将知识收藏起来，将自己关闭起来，知识是世界的公器，他知道。但繁浩的工作毕竟损害了他的健康。后来他在《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献》的序言中写道：
“不久我就意识到，当我把两千多份文献摆在面前时，首先要做的是用放大镜一片一片地检查，筛选，哪些无法使用，哪些可以破译。一大堆文献中大约有一半就这样被筛选掉。我阅读了剩余部分，分类后进行了翻译。”
当罗振玉得知斯坦因将这批在木简上篆刻的，关于贸易的汉文文书交给了沙畹考释，即给沙畹写信，希望获得这批材料，沙畹慷慨地把刚完成尚未发表的成果，一股脑儿寄给了罗振玉。后来他与王国维一起加以分类考证，编成《流沙缀简》。沙畹给人伸出的友谊之手不是一只，而是一双。
提起汉学研究，中国文人耿耿于怀的是，中国一直不曾成为研究中心，要将这个中心夺回来。1930年代，史学家洪业说：“我们一定要争口气，把汉学中心抢回我们北京来。”1960年代，蒙古学家韩儒林说：“19世纪以来，元蒙史研究中心不在中国，而在巴黎，其后转到日本、苏联。”陈寅恪则以诗表达心情：“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就连汉语音韵学研究也不在中国，而在瑞典或巴黎。这些研究中心可以在任何地方悠转，立足，就是不在祖家。你越是呼吁，它越走得远，现在西渡到新大陆去了。它有本事在国外吸引大批可以做别的学问的世纪天才、奇才、鬼才，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形成了一个国际汉学世界。中国人希望它出现在北京，却夙愿难偿。为什么？“吾华尚有人乎？”不是没有，但如果人家更接受沙畹式的与时俱进，吸纳新发现的资料，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呢？如果这门庞大学问的研究，因着以考古考察为支柱，而必须拥有盛世时期强大的财力和人力来支撑呢？又或者，这门古老的学问，对年轻的西方国家的学者，比起对自己国家的学者更具吸引力，“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嗅觉已失去灵敏呢？什么灶神、土神、门官、石敢当到处皆是，南方有的人家床底下还立个“姑婆”，专保幼儿。这些琐碎的现象，研究得再精确、详尽，何用于国计民生？有何经济利益可图？但，这样想的不会是沙畹。沙畹着眼的是学问。戴仁曾经说：“19世纪时候，汉学是西方的发明物，依据欧洲范例谈论中国。”从这句话我们首先知道，他们是以欧洲范例，而非中国范例谈中国；其次，所谓谈，并非是处于盛世时期的欧洲人，口袋里有几颗银角子，饭后一边喝咖啡一边谈论中国，事实上，他们将汉学作为一门学问，是通过行政措施来谈论中国的。1814年12月11日，法国政府在法兰西学院开设了汉语、西域语、满语、历史和文学讲座，由雷慕沙(A.R 6 musat.1788-1832)主持，他成了第一代汉学家，汉学研究中心就这样产生了。否则，汉学这个学科也许不存在。雷慕沙之后是儒连( SJulien，1799-1873)，到沙畹是第三代。这个机构的存在到现在已经有两百多年历史。既然这个中心不产生于中国，就没有丢失可言，更没有夺回来的问题。在我们的习惯意识中，汉学嘛，不就在中国的高等学府里，在知识界的群体中，在每一个知识人身上？有谁想起要研究自身的问题吗？
法国争取自己成为汉学研究中心，让汉学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这是有目共睹的。从19世纪的雷慕沙，到他的弟子儒连，都各有学术上的突破，他们还编写了法语与汉语、满语对照词典。儒连之后，汉学研究经历了一段沉寂时期，沙畹及时地成为接棒人。他既采用新方法研究，也参照西方古典旧学的研究方法，开创了从第一手资料着手的汉学研究局面。他的考据严格，精确，详尽，总有一个谜底可揭晓。重要的是走出前人的窠臼，以精密取代猜测，谜底就在深海似的典籍中，也在脚踏的泥土下。《史记》给他提供了科学考据的实验空间，他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将《史记》变成了他头顶上的一片天。从此提起《史记》就必须提沙畹，就像提起敦煌就必然要提伯希和。
说有了这批汉学研究人才，才有汉学这个科目，他们成了传播中国文化的大使，一如流落国外的文物成了传播中国文化大使那样，这种说法你可以同意，或者不同意。傅斯年说：“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可以这样设想。但作为一门学术，谁有本事研究就让他研究，反正是赔本生意，谁来研究都是汉学。埋在地下，迷失在废墟中的文物，不挖白不挖，谁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就让他挖去，挖出来就是中国的文化。土耳其的特洛伊、希腊的迈锡尼，是德国人挖出来的；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场，也是德国人从地底挖出来的；沉落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克娄巴特拉女皇的行宫，是法国人发现，并将无数的石碑、石柱、雕像打捞起来的；《埃及概况》是法国人写的。这类例子举不胜举。但经过20世纪欧洲汉学研究的高峰，伯希和一早预感它会走下坡。据语言学家和民族学家王静如回忆，1936年自法归国，伯希和对他说：“君来时法国汉学可谓极盛，君去后恐未必如此矣，华人知此者固少，即吾法国青年习此者亦日渐微。”到1945年葛兰言、马伯乐、伯希和相继谢世，欧洲汉学最辉灿的年代一去不回。到去年纪念沙畹诞生150周年，法国汉学研究的鼎盛时代已成了美好的回忆。
自从1967年在法国梅松纳夫（Maisonneuve）出版社出版了沙畹《史记》130卷中前47卷译作，去年夏天终于在“友丰书店”出版了全套的法译本。据书店老板潘先生答记者问，当年沙畹的部分翻译在梅松纳夫出版时，他就觉得有必要将尚未翻译的《史记·列传》这部分译出，以便给法国读者一个完整的史记版本。2009年，他为法国当代汉学家班巴诺(J.Pimpaneau)出版部分列传的翻译《史记·列传》时，向班巴诺表示，希望他继续将这部分的翻译全部完成。他得到肯定的答复，也取得有关部门的经济支助，就有去年夏天全套《史记》法译本的出版。全书分九卷，前五卷为沙畹的注译，后四卷为班巴诺、康德谟（M.Kaltenmark）的补译，班巴诺续译《列传》部分，康德谟补译《荆燕世家》《齐悼惠王》。全书总共四千二百多页。版式基本按照梅松纳夫出版社原来的设计。
沙畹逝世近一百年以来，其伟大学人的形象从未离开过我们的视野，名声越来越膨胀。都说沙畹的学问宽广无边，却谦虚谨慎，不自以为是，永远不抬高声音说话。他的私生活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的儿子尚未到服役年龄应召投入空军时，他曾经为此大为憔悴。幸好孩子平安无事，还得了战争十字勋章。沙畹从投入工作的第一天直至最后一天，带着同样的热忱。唯一的社会新闻还是弟子伯希和为他打抱不平闹出来的。法热内尔（F.Farjenel），经济部图书馆的职员，自学的中文，曾经揪着伯希和不放，在一份亚洲杂志上撰文，说他携回的敦煌写本是赝品，王道士造的假货，他以真金实银换回来，伯希和不将此事放在心上，但法某还一再指沙畹译文有错。老师被冒犯，还得了！“除非我看不到这个人，见了就一定要打！”他说。就在一个学会的晚餐会上出来，给那厮扇了一个巴掌。伯希和被告上法庭，在警察法庭开审，伯希和败诉，被判罚款五个法郎，给法氏赔偿一个法郎。象征式得紧。胜者不荣，败者不耻。一位盲人表示支持伯希和说：“我并不盲。如果有人能够同时做出各种文字的假件，所有学院都应该接受他为学院的院士。”但没有人提及沙畹的态度，他的胸怀也像他的学问，宽广无边，可以撑船，也可以走洋轮。除了一笑置之，不会有别的。他继续将自己放任于无边无际的业务海洋中，将历史扔在古海中的瓶子一一打捞起来，提取讯息，再把干页万页白纸涂黑，扔给出版社，再扔给我们。在52岁的盛年，就悄然回到虚无中去了。大家为他的旱逝叹息，因为我们仍然需要他。但他已经做得很多，甚至太多了，所取得的骄人成就，是我等活100岁，甚至200岁都没法取得的，还能要求他什么呢？
备注
亚洲考古学会发布（Asian archaeologic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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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卢岚《沙畹的译事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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