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康宁︱《掌故》与艺术史

《掌故》第四集,徐俊、严晓星编,中华书局,2018年10月出版
第四集《掌故》到了,甫一展卷,陡觉风月气重,更像一本艺术史的资料集。全书十七篇文字,除了陶洁、黄恽、王培军、范旭仑、王学雷、胡文辉的六篇,都和艺术史沾亲带故。
作为一位艺术史的从业者,一直觉得艺术史是无关宏旨的风月之学,是遣有涯之生的无益之事。一代人的掌故,变成一代人的风月谈资,也是无可奈何之事。近几年艺术史热,又一个风月大行其道的时代来临了,连《掌故》也未能逃出天罗。
不过我能感觉到,《掌故》的风月故事,还是别有寄托。比如以骨骾、强项著称的书法家高二适,一直是《掌故》的聚焦点,第一集有《天下一高吾许汝:为〈兰亭〉论辩五十周年而作》,本集又推出了郑重的《一面之缘,长久牵挂:和高二适先生的一次见面》。毋庸讳言,我们这个时代,文化人最缺的就是风骨,名利的诱惑,生计的牵绊,让我们很难挺直腰身。但读高二适,总归会在心底树立起一种人格的标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大概也是编者,以特有的方式,一再致敬高氏的原因所在。值得注意的是,郑重1974年4月的这次过访,并不见于新梓的《高二适年谱》。从这点来看,郑文可补史乘之阙。此外,郑重提议《文汇报》刊发未果的高文《〈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已刊于1982年第1期的《书法研究》,前贤心血,再无澌灭之虞了。

书法家高二适
据说豆瓣上有人把《掌故》贴上“艺术史”的标签。不过,我相信对这个标签有期待的读者,一定会有所不满。他们会认为《掌故》“艺术”太少,“故事”太多。换句话说,就是“褪去了它‘艺术’的那一面,剩下的是‘历史’的这一面”。当然,艺术史是多元的,需求也是多样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很喜欢《掌故》中的艺术史料。樊愉《先严樊伯炎与庞虚斋》有很大篇幅记述吴振平墨缘堂的珂罗版印刷业务。对此,我亦留意多年,曾经先后访得民国廿四年印行的《上海西泠印社潜泉印泥发行所出品目录》及民国廿六年梓印的《墨缘堂目录》,但对吴氏的珂罗版业务依然雾里看花,不明就里。樊愉所记恰好弥补我认知的盲点,真真廓云雾而见青天。
《上元梅影》是对《梅花喜神谱》中周炼霞画作和观款的考索。人间情事,最是私密。片言只语,蛛丝马迹,都成了刘聪的拼图,拼出了吴周情事,且无凿空之感、附会之嫌。高居庙堂的“学者”可能视此为“八卦”。不过这种文字,我特别喜欢。艺术史本非经世之学,研究一件作品也未必就比索隐一桩情事重要,何况艺术创作本来就和艺术家的心绪密切相关。《吴湖帆年谱》记1953年甚觉简略。1月18日吴氏探视冒广生之后,马上跳到了3月。癸巳上元(2月28日),吴、周同观《梅花喜神谱》,以及与之相关的吴周情事,对吴湖帆晚年的影响不容小觑,也不该遗漏。郭沫若曾经说研究成吉思汗的胡子,虽然琐碎,也是有用的,至少在为成吉思汗画像或演戏时用得上。竹头木屑,皆有所用。西谚云:“上帝居于细节。”历史研究尤其要不避琐碎,须知碎片多了,细节明晰了,历史的幽暗处才会被照亮。

《梅花喜神谱》
《“开张天案马”故事索隐》属于典型的艺术史论文了。关于陈抟此作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传播,我也曾有过关注,补记三事,以为蛇足,以资谈助。
齐白石书房就挂过龙门石刻“希夷先生十字卷”拓片,捷克画家齐蒂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摄有照片,见于贝米拉的《布拉格的东方眼》。徐悲鸿也曾认陈抟对联为真迹,据他作于1930年的《悲鸿自述》说:“致有维扬人某者,以今日有正书局所印之陈希夷联‘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向之(哈同)求售。此时尚无曾髯大跋,觉更仙姿出世,逸气逼人,索价两千金。此联信乎书中大奇,人间剧迹。若问哈同,虽索彼两千金求易亦弗欲也。吾见此,惊喜欲舞,尽三小时之力,双勾一过而还之。”在民国廿五年印行的《有正书局书目》中,“宋陈抟‘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赫然具于“大对联”首条,定价是一元四角。《书目》中还说:“此种大对联专供大厅陈设之用。系取名人真迹,照原联大小,用上等四五尺疋生宣纸,用新式西法印出,与真迹丝毫无异。其用各色虎皮笺、各色冷金笺印者,照原价加洋二角,尤为精美。白绫裱好者,外加裱工,实洋六角及七角者,购去即可张挂。”可见这件伪作流毒之广,足以影响现代艺术史。读了王文,真有玉宇澄清之感。
掌故类文字的弊病,“容易给夹带私货的人开方便之门,拔高自己,添油加醋,或无中生有、罔顾史实”。在我看来,最易于夹带私货的,恰恰是艺术家的忆往怀旧,比如刘海粟的自述就曾颇遭非议,其他艺术名家的自述也难保没有误记或不实之辞。对此,愿编者能保持清醒,读者也多一分警惕。
说说艺术,谈谈风月,螺蛳壳里做道场,唱一些我们看起来很盛大,世人看起来依然小众,小到不值一提的戏。编者、作者和读者,也不必过分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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