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的一天，蒋方舟和母亲在家里吃早餐。聊到一位女明星的绯闻时，她划着手机说“某某新闻多，但没什么作品。”母亲听到却反问，“那你呢？你又有什么作品吗？”蒋方舟的内心被刺了一下。

【人物简介】蒋方舟，女，1989年10月生于湖北襄阳，青年作家，曾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2012年大学毕业后，就任《新周刊》杂志副主编。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文｜新京报记者 付子洋 实习生 吴婕

编辑｜滑璇 校对 | 李世辉

►本文约6745字，阅读全文约需12分钟

【发刊词】

五四一百年，新青年精神历久而弥新

作者/王言虎（新京报评论员）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就像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一百年前，这场“救亡/启蒙”的运动，短短时间之内星火燎原，一发而不可收，终至“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淜滂，激飏熛怒”，无可阻绝地席卷了各大城市。

先锋的学生在前，工人紧随其后，报章杂志摇旗呐喊，救亡与启蒙，人权与爱国，理性与科学，各种先进的理念如春风入夜，激荡在这片古老而拙重的中华大地上——新的时代开始了！

青年人正是这场运动的主力军。他们不再只是端坐于学堂的书生，也不再单纯幻想着做朝堂之上的大人先生，他们的未来开始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同频共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明知困难重重，可他们偏要以百分之一百的努力，解救这个国家于落后与危亡之中。所以，抛开那些宏大叙事的大词，所谓五四精神，也是新青年用青春影响未来的精神。

何谓新青年？

陈独秀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新青年“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用今时今日的话说，青年人是社会的新鲜力量，勇猛如利刃；青年人要强健自己的品格，也要对其所处的社会发光发热；

以自力创造幸福，而“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也就是，幸福要靠个人的奋斗，而万不可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鲁迅先生亦对新青年提出期待，“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是鼓励青年人要澡雪精神，坚忍一心，能做什么，就好好做什么。

《新青年》杂志第8卷第1号，上海历史博物馆文物。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就此讲，一百年过去，尽管时代的任务已大不相同，但新青年的精神底色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以，之于五四一百年，我们与其说是纪念，不如说是观照。我们穿越百年的历史，透过五四之镜，对勘青年人做了什么，又有哪些需要精进。

一百年过去，中华民族已发生巨大变化，经济总量全球第二，政治影响力大幅提升，综合国力排在世界前列。我们再也不是“东亚病夫”，我们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巩固根本，面向未来，五四新青年的精神传统不能断流。今天，80后已成为社会中坚，90后冉冉升起，00后也已步入大学校园。青春的力量勃勃而富有生机，中华民族的未来靠的是有精气神的青年人。

于是，在五四百年之际，我们推出“新青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特刊”，选取其中30位青年代表，采集他们的人生故事，以人物报道的形式，拼贴出新时代中国“新青年”的赤子图景。

他/她们或者是明星创业者、青年科学家、“网红”教师；或者是默默无闻的快递小哥、边防官兵、驻村干部；又或者是充满个性、关心社会的艺人，引领社会思潮的学者、作家，重大工程的建设者、参与者等。

无论他们是来自城市还是农村，无论从事着何种职业，均不墨守成规，而以新锐意志，在各自岗位上践行着各具特色的“青年中国说”。每一个新青年的修为与事功，也都承自生生不息的五四精神，五四精神在新的时代语境里历久而弥新。

一百年前，中华民族错过了很多机会，但一百年来，中华民族又抓住了很多机会。就像所有的冰川河流终将汇入大海，百年以后的今天，一代代新青年的努力，也必将拱卫这个国家走向更加开阔的未来。

此为编辑初衷。

30岁的蒋方舟依然爱看动画片。看《寻梦环游记》会哭，看《阿丽塔》会哭，看《头脑特工队》都会哭。

“看《头脑特工队》我挺受启发的。我从小到大是一个没有太多负面情绪的人，一有负面情绪，我就把它屠杀掉，后来意识到这不太健康，一个人需要发泄情绪。”3月16日上午，蒋方舟位于清华大学附近的家中阳光正好，落地窗外景色很好。

人生的前30年，蒋方舟有着闪闪发光的履历：7岁写作，9岁出书，18岁降分上清华，大学毕业担任《新周刊》副主编，最近两三年成为《圆桌派》的话题女嘉宾。

年少成名的她，有一套简单的自我保护机制：生气了，就马上转移注意力，去想开心的事；把这个世界真实的不美好简化为“他们是坏人”。

而立之年到来之际，这种简单的方式很难让她满意，她开始正视各种争议，反省身上的各种标签——作家、天才少女、文艺活动家、有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她给自己做减法，把那些不认同、不在意的标签撕去，只希望留下作家一个。

三十而立的“天才少女”蒋方舟：天才是对成人世界的一种献媚。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

在青楼里朗诵莎士比亚

穿着白色小鹿衬衫，淡蓝色蓬蓬裙，从黑暗中走上舞台中央时，她合着双手耸着肩，开口时声音略微发颤。

2017年，蒋方舟和刘烨、赵丽颖等人一同录制腾讯的一档演讲类节目，刚登台时，看上去比第一次做演讲的明星还要拘谨一些。

与明星们讲解自己奋斗的历程、分享生活中的段子不同，蒋方舟演讲的主题是“女性书写者”“文学的使命”等更为严肃的内容。她在演讲的最后说道：“我向往的女性写作者，她们走出了女性的性别，同时也走出了性别的压迫……她们讲述的是身为人类的不公，而不讲述作为女性的不公 。”

那时蒋方舟的朋友小张坐在台下，身边都是挥舞着荧光棒的明星粉丝，有的明星忘词了在翻提词器。他觉得蒋方舟像是节目的暖场嘉宾，“别人就等着你走了”，也像是一个走错地方的人，“在青楼里朗诵莎士比亚”。

蒋方舟也认同小张的感受，“当你在那个场合很认真地试图去讲一个事儿，就显得格格不入，很尴尬。”

作为“80后”作家中的一位代表，蒋方舟近年来成为话题人物。

她在《奇葩大会》上带火了“讨好型人格”这个词；在谈话类真人秀节目《圆桌派》自曝相亲史和婚恋焦虑，说自己“在两性市场上是被挑选的”。网络上，与她相关的文章标题是《看到28岁的蒋方舟，才惊觉徐静蕾的40岁有多美》《我们都想活成徐静蕾，最后都变成了蒋方舟》。

有时，她的形象像个艺人。她会在微博上给化妆品做广告。在阎连科新书《速求共眠》的发布会上，说自己曾去试镜同名电影的女主角，最后因为演技太差没选上。 

2015年4月，蒋方舟参加河南卫视大型真人秀节目《文学英雄》。图/视觉中国

但蒋方舟说，她对自己的定位是“青年写作者”，最想成为的是作家。但缺乏足够具有说服力的作品。

去年7月的一天，蒋方舟和母亲在家里吃早餐。聊到一位女明星的绯闻时，她划着手机说“某某新闻多，但没什么作品。”母亲听到却反问，“那你呢？你又有什么作品吗？”蒋方舟的内心被刺了一下。

9岁那年，蒋方舟第一次录电视节目。当时，她刚出版了第一本书《打开天窗》，从老家襄阳坐火车到北京，在复兴路上的央视老楼里录制“大风车”。

节目组让她穿成了一只小动物，就像游乐场里陪人拍照的吉祥物，几个小时录下来，她被捂出一身汗。因为想起来她是一个“小作家”“小天才”，主持人便问道，“企鹅宝宝要多长时间才能离开母亲的哺乳？”她不知道，给出了一个非常离谱的回答。

蒋方舟至今记得，那位全国知名的主持人白了她一眼，给她闭了麦，童年的她感到一种深深的自我厌弃。

事后回想，她觉得那场录制像是她成年生活的大型隐喻：人们会说，你是个天才作家，不是应该拿诺贝尔文学奖吗？怎么现在混迹于综艺节目了？

“天才作家”

在后来的叙事中，7岁夏天的那个夜晚被不断重复。

那是1996年的一天，母亲告诉她，“中国法律规定，每个中国小学生在毕业之前，必须出版一本书，否则就会被警察抓走。”说完，身为铁路乘警的父亲拿出随身带着的手铐，假装扣在了她的手上。

母亲尚爱兰也曾是写作者，这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自我延续。同时，这也成为蒋方舟写作的起点。 

童年的蒋方舟，确实表现出了超出同龄人的观察力。

原《新京报》记者曹雪萍，曾在蒋方舟初中时去襄阳采访过她。那时蒋方舟婴儿肥，脸圆嘟嘟的，扎着两个小辫儿。

每天放学，她都会路过一家美容店，店员在门口跳操，说“宝贝儿宝贝儿你真美”。蒋方舟会站在一旁观察，看店员们讨好人的样子，然后写进文章里。“她一直是用类似社会学学者的眼光，去观察周围的世界”，曹雪萍说。

1999年7月，9岁的蒋方舟出版了第一本著作《打开天窗》，后被湖南省教委定为素质教育推荐读本并改编为漫画。

两年后，第二本书《正在发育》付梓。为了这本书，北京大学附近专门召开了一个《正在发育》研讨会，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撰写了一篇几万字的讲稿，分析蒋方舟作品中的语言现象，并发表在《读书》杂志上。

但从那时起，争议声便像潮水般涌来。《正在发育》里有个情节，一个小学同班女生抱着蒋方舟，对她唱歌：“我要和你睡觉。”蒋方舟因此对自己产生怀疑：“啊！我是同性恋吗？”

在21世纪初，这样的内容引发了强烈质疑，有媒体将《正在发育》评为年度十大烂书，蒋方舟也被认为是一个“思想肮脏的孩子”。

从那时起，围观和观看成了她无法回避的事。每年都有媒体找上门来，她觉得自己像是镜头前的道具。有时，她被要求坐在沙发上，抱着吉他，对镜自照；有时，同学们要表演和她在襄阳的城楼上跑来跑去，一起玩耍。

高中时的一次拍摄，蒋方舟被要求站在讲台上朗诵自己的作文，是那种“一人我饮酒醉式”的李白喊麦古风作文。念完后台下同学需要表演一起鼓掌，她尴尬极了，“到最后已经快要死过去了。”

后来老师又提议全班同学排成V字拍合照，让蒋方舟站在最前面，营造出一种众星捧月的感觉。“同学们不会说什么，但是一个有正常道德感的人都会觉得很羞耻，”蒋方舟拒绝了。

2008年6月8日，蒋方舟参加了高考，有人给她送了一束花。图/视觉中国

对于这位校园里的名人，同学们总是既客气又疏离，这让蒋方舟在学校里几乎没有朋友。她总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戴着耳机走路，一个人在学校超市采购。她和妈妈逛商场时碰到了同班的男生，想过去打个招呼，对方却转身跑了，怎么都追不上。她不知道同学到底有没有看见自己，妈妈却说：“他正是看见你了，才扭头走了。”

几年后，蒋方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长篇散文《审判童年》，用几乎是手术刀一般锐利的笔触剖析自己。她说自己9岁成名，之后就在家人、邻居、媒体面前，扮演一个天才作家的样子，时常在媒体面前语出惊人：“我30岁之前结婚一定会出轨”“一定要70岁以上的男人才能从心智上征服我”。

“因为有一个媒体想把你塑造成的形象，你就总要去说出符合别人期待的话。我现在就想，当初我为什么要说这么奇怪的话呀。”她哭笑不得地抓了抓头发。

制作时代的标本

2008年高考后，蒋方舟去了北川，想去做志愿者。她说那里是一个洞口，“我只有顺着爬进去，才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在一篇日记里，她这样描绘现场看到的痕迹：河流上游冲刷下来的树枝、碎石，有的树枝上还挂着肢体；目之所及都是书包、毛绒玩具、小袜子，和用过的裹尸袋；一大块凹凸不平的灰色水泥板下就是万人坑，有人在旁边放了一个收音机，里面传来佛教音乐，正在超度亡灵。

走在大街上，她开始耳鸣，只想快快离开。

返回成都的大巴上，气氛沉重而肃穆，电视里却播放着一场晚会，有人正在说相声。蒋方舟感到格外难以忍受，车上的乘客，也都沉默地看着电视，嘴角扯出一丝怪异的弧度。当大巴车越开越远，人们像是渐渐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一开始不敢笑的人，也放声笑了起来。

对于蒋方舟来说，那是一次奇妙的体验——她第一次和别人的生命经验产生连接感，“不知道该不该为自己的快乐而快乐，是一种特别原始的道德感。”这次经历成为她公民意识的起点。

从北川回来不久，因为写作特长，蒋方舟被清华大学降分录取。在新闻、中文、小语种等专业中，她选择了新闻，因为那是她想象中“跟社会更贴近的事”。

但入学后，身边的同学让她有些失望。有的从大一就开始关注房价，每天一起床就看报纸上的房价走势，计算将来日薪多少、甚至时薪多少才能供得起一套房子。

2008年8月28日，蒋方舟作为新生到清华大学报到。图/视觉中国

读书，是能让她高兴的事。

大学四年，蒋方舟几乎每周都会去一次学校附近的书店，挑选7-10本书，并在一周内看完。

上大学前，她读的都是昆德拉、黑塞、马尔克斯等作家的文学作品。但大学四年，为了完善知识结构，她读了很多社科和历史书籍，例如罗尔斯的《正义论》。

校园之外，做记者是她的一个出口。从上大学起，她就被《新周刊》聘为特约记者，2010年升任杂志主笔，2012年大学毕业后就任副主编。

那几年，记者蒋方舟关注过南科大的教育改革、中产焦虑、参选人大代表的大学生。她密集地写出了许多报道和时评，展现对校园外广袤社会的关切。在2011年的《纪事中国》、2012年的《盘点中国》里，她以独具个人风格的写作总结一年来的时事要闻，一些微博大V会转发。

在蒋方舟看来，写下这些时评、报道相当于制作一个个时代的标本。她在《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中写道：“我们每往前活一天，就进一步被遗留在‘历史’的坟茔里，总有一日，都成标本。”

2011年，生于1989年末尾的蒋方舟作为“90后”代表，登上了香港《亚洲周刊》封面，标题为《互联网下的蛋：中国九零后精英》。主编邱立本在封面故事中写道，在网络的世界里，中国“90后”是义无反顾的先锋，他们用今天Web 3.0的速度和视野，冲破了很多中国人认为牢不可破的囚笼，唱出了他们的新青春之歌，也唱出了中国的希望。

“作家里最会划龙舟的”

2015年左右，一批文化人以更接近普罗大众的线上视频方式，传递自己的思想，表达对世界的关心，马东创办了《奇葩说》，梁文道的《一千零一夜》、陈丹青的《局部》等应运而生，大量的诗词类节目、读信类节目开始在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出。

蒋方舟认为，这是文化人寻找公共表达的一个出口。他们会在公共媒介和大众媒体上以更加娱乐化、更加商业化地面目出现，但扮演的还是一些带有社会公共属性的角色。

蒋方舟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开始密集参加各种真人秀节目，最多的2015年，她参加了《文学英雄》《壮志凌云》《中国成语大会》等多档节目。

“那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文化节目，需要年轻、知识储备量大、形象好的女嘉宾，蒋方舟就成为非常合适的人选。”曾与她在某档文化类真人秀节目中合作的制片人冯铮说。

另一方面，蒋方舟的“触电”是为了钱。

对钱很有概念，是她从小就有的习惯。她家里不算富裕，平时总穿哥哥姐姐剩下来的衣服，直到12岁才有了第一件属于自己的新衣。那是一件美特斯邦威的红色夹克，289元，是在一场重要的活动前爸妈临时买的。

有一年，她从小城襄阳到广州亲戚家里做客，那家人有一个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女孩儿。亲戚把自家孩子不要的衣服搬出来让她选，并说，“挑吧，尽情地挑吧”。

蒋方舟挑了一件彩虹条纹的套头毛衣，试穿时因为头太大、领口太小，她在领口和袖口里钻来钻去，一直出不来。被困在毛衣里的蒋方舟，听着全聋的姨姥姥在外面大声地问，“怎么样啊，穿好了吗”。她从里面钻出来后连镜子都没照，便赶紧脱了下来。

2014年，25岁的蒋方舟在清华附近买了房，付完首付，账上还剩14块。而她录制的某档综艺节目一期三万，录一期马桶有了，录两期可以添置一件家具。“有大半年的时间，我在密集地转场，那时候真的会有一种自己在跑通告的感觉。”蒋方舟说。

2012年9月，蒋方舟（右）在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上，与演员焦晃一起颁奖。图/视觉中国

蒋方舟曾和许多明星、作家到少林寺学武功，她抽到的是学习螳螂拳。天黑了，别人都在休息，她却一个人溜到室外的空地上练拳。“那个时候就是想给自己加戏，心里期望有人半夜起来上厕所之类的发现我。”果然，不一会儿就有人告诉了导演，便赶过来拍她打拳。

渐渐地，她变成了一个“有综艺感”的人，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和偶像剧明星演爱情剧；可以站成人形桩子，被人往脖子上丢游泳圈；还有人夸她，是“作家里最会划龙舟”的一个。

短暂的开心和金钱的满足过后，蒋方舟感到了漫长的自我厌弃，“会觉得我的高兴未免也太肤浅了，这么容易就得到满足了”，她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样？

她到东京独自生活了一年，她不会说日语，不用手机刷微博，不看朋友圈，偶尔和朋友相约去看画展，或在周末到居酒屋小酌。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她住的公寓，是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中绿子住的地方，从阳台上往下看，和绿子看火灾的视角一样。

那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完全真空的日子。没有人看，没有人安排，做事情也没什么影响。她从表演性的生活中走出来，重新获得了真实生活的能力。

“在商业上，蒋方舟其实可以走得更远。”《圆桌派》制片人郑雁飞认为，目前，偏纪实文化类型的节目仍缺少年轻的女性视角，“但文化人也不是完全拥抱商业的，应该有所甄选。”

青年写作者

和许多年轻人一样，20多岁时，蒋方舟经历过自我认知和生涯选择的迷茫。但从东京回到北京后，她觉得自己对人生多了些掌控力。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出走与逃离，如今的她非常确定，写作才是自己最在意的事。

现在，她每天上午在家写小说，一天2000字，因为颈椎不好，买了一个架子放在桌上，站着写作；下午读书，最近在读《TS.艾略特传》和《罗马帝国元老院》；晚上一边跳健美操，一边看动画片。

当然，她也会做些挣钱的事，比如给化妆品和珠宝做广告。她给自己定下了年收入KPI，一旦完成便会全身心投入写作。“我觉得该挣钱的时候挣钱，该写作的时候写作，反而更纯粹了，因为不会去想剧本改编，还要在这上面寄托我的文学理想。”

2013年11月15日，蒋方舟携新书《我承认我不曾经历沧桑》在武汉大学作“我们这一代”演讲。图/视觉中国

蒋方舟觉得，对于作家而言，小说才是最有难度的写作。

大学时，她曾写过一篇长达13万字的“官三代”权力网络小说。毕业后，她通读了一次，把它拉到了回收站。“对权力的想象有点太像香港地摊文学了，都不好意思给别人看。”

最近，蒋方舟在写的一部小说需要寻找底层生活的场景。因为缺乏类似的生活经验，3月20日下午，她去了清华西门附近的水磨社区，随行的还有日本NHK电视台的拍摄团队。

上大学时，她就曾骑着自行车来这里找过出租房。那时租金便宜，一间屋子住十几个人，狭窄的路上，到处是大家晾晒的衣服，还有炒菜的香味。现在，租金涨得厉害，住在这里的人少了很多，大部分房子都在招租，“荒凉得像是废土科幻里的场景。”

她在一户人家门口停了下来。这家人过年后留在老家，没再回来，东西被房东扔了出来。她捡起白色收纳架上的一个笔记本看了看，它的主人似乎是靠发传单挣钱，本子上记录着日常，最后还有一句话：如何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

从水磨社区出来，摄像师请蒋方舟去百米外的清华西门拍摄，那里有许多游客在门口拍照。一边是群租房，一边是中国最顶级学府，蒋方舟靠在栏杆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我的写作对这种两个平行世界的反差和荒诞挺感兴趣。”

多年来，没有作品是外界对蒋方舟的最大质疑。但蒋方舟认为文学不是偶像产业，不需要22岁就退役，如今的她才刚刚准备上场。

她至今记得十几岁时读到的昆德拉——昆德拉在30岁左右写出第一部短篇小说后，才确定了自己的写作方向。“三十岁之前的都是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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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子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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