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新年号“令和”是不是剽窃了王羲之《兰亭集序》 ?

年号,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久远的故事。但是,对于当下日本人来说,是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开证明,还是写

年号,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久远的故事。但是,对于当下日本人来说,是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开证明,还是写履历书,都需要把公历换算成年号纪元。

1868年日本颁布了年号“一世一元”政令,而年号在日本已经延续了千年。早在公元646年,也是中国唐代贞观20年,日本颁布了其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大化”,随后的年号,都是来源于中国的古诗典籍。

例如熟知的“明治”就是取自于《易经》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有勤于政事之意。“昭和”取自《尚书》的“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期许国民的平和与世界共存共荣。然而就在昭和时代,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这也能看出“协和万邦”的野心。而现在的“平成”年号,是出自《史记》中的“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和《尚书》中的“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是在期许日本国内外与天地都能够达成和平。

1979年日本特别制定了《年号法》,规定了年号制定的六个条件:第一,要具有符合国民理想的美好意义;第二,应为两个汉字;第三,应易于书写;第四,应朗朗上口;第五,不应是过去的年号或作为谥号用过的名称;第六,不应是日常通俗词汇。

2019年4月1日,日本宣布即将于今(2019)年5月1日,随皇太子德仁就任新天皇之际同时启用的新年号为“令和”,2019年5月1日0时起将改元为“令和元年”。而2019年1月1日起至4月30日止,这段期间则维持使用平成纪年。

日本介绍,“令和”年号的典故,出自日本现存最早的诗歌集《万叶集》,其中卷五《梅花歌卅二首(并序)》(简称《梅花歌序》)的吟咏梅花之诗:“初春令月(吉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熏佩后之香”(初春の令月にして、氣淑く風和ぎ、梅は鏡前の粉を披き、蘭は珮後の香を薫す),意指春天的令月吉日,春暖花开、风和日丽,文化在美丽的心灵中孕育而生,希望日本国民开拓一个美好的新时代。

《万叶集》收录了自公元四世纪至八世纪、共4,500多首长歌与短歌,总计有20卷,多数为奈良时代(公元710-784年,相当于中国唐睿宗至唐德宗年间)作品,最终成书于八世纪后半叶,相当于中国的《诗经》。大伴家持(约718-785年)为多数学者公认的《万叶集》编者。而《万叶集》最早的汉语译本,是钱稻孙于1940年代开始选译的《万叶集选》,1957年在日本问世,曾在日本和中国多次再版。而1984年问世的杨烈译本,乃是史上首部汉语全译本。

有研究者认为,“令和”与东汉张衡《归田赋》“仲春令月,时和气清”的语意非常相似,亦有说法指称“初春令月、气淑风和”可能模仿自王羲之《兰亭集序》“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之意。

梳理《梅花歌序》的历史背景,日本天平二年春正月十三日(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2月4日),大宰帅(大宰府长官,大和朝廷管理九州岛地区的行政官)大伴旅人(665-731年,大伴家持之父),效仿东晋王羲之举行的兰亭集会,在其宅邸邀请筑紫(位于今日本九州岛)官员32人,举办了梅花宴,借由赏梅花欢迎春天的到来。32人以梅花为主题每人赋歌一首,并由大伴旅人加上汉文长序,即《梅花歌序》。

考察《梅花歌序》中词句的用典,发现其虽只是129字的短文,但“气淑风和”、”忘言一室之里”等处均仿自《兰亭集序》的“惠风和畅”、“悟言一室之内”,且“快然自足”更是直接引用《兰亭集序》的文句。大伴旅人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学素养。这篇梅花歌序更是做到了字字引经据典,几乎可以说是无一字无来历,歌序从词句到结构,都与王羲之在兰亭集会上所作的名篇《兰亭集序》非常相似。

无论“令和”是出自和歌集《万叶集》,还是转一手取自中国名篇《兰亭集序》,日本自古学习中国,吸收中华文化营养,是不可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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