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朝花》副刊有一个“夕拾”的专版，我觉得我与“朝花”的一段情缘，很有必要“夕拾”一番。

我与《朝花》结识已经半个多世纪了。1959年1月22日解放日报《朝花》第一次发表我的作品。这是一篇文艺随笔，题目是《要写人》。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文章有感于当时一些描写技术革命的小说、诗歌，常常纠缠于技术问题，而忽视了对人物性格、心理的描写。我认为：“我不是说不能写生产过程，不能写工具。不，这些都可以写，但是更主要的是要写生产过程中人物的思想面貌，要写掌握工具的人和他的思想感情。”当时我还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

我学习写作始于高中年代，我还在苏州市五中读高二时就成了一名文学的“发烧友”。我和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办起了刊物，并且开始向报刊投稿。1957年5月，《新苏州报》的文艺副刊“百花园”发表了我第一篇作品诗歌《我驾着铁马飞奔》。1957年夏天，我考进了上海的华东师大中文系，使我有机会系统地接受文学方面的高等教育。我除了得到了程俊英、徐震谔、钱谷融、万云骏教授等名师的传授和教导之外，继续受到上海及其他地方报刊编辑的亲切关怀和帮助。解放日报《朝花》是其中主要的一家。1959年3月，朝花“文艺理论版”讨论“中国文学史”的问题，我和我的同学马明泉写了一篇讨论文章寄去，大约三天后就发表了。我们的稿子原来有5000余字，发表时删成2500字，但我们读后觉得删节后主要论点、论据都保留了，而且更加精炼。我们不禁深深钦佩编辑同志的水平。

学生时代的沈鸿鑫。

我经常给《朝花》写点散文和评论，与文艺部的编辑有了更多的联系。我记得张友济、武振平、刘士煦等老师经常给我指点。比如有的文章细节不够典型，要我更换，有的较冗长，要我加以简约，即使退稿，也总会附上一点意见，这些都使一个初涉写作的人得益匪浅。1961年初，我在师大中文系科研室研究工农作家的课题。我采访了李福祥、杨新富等同志。他们既是著名的劳动模范，又是工人作家，这一点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我连续写了两篇采访散记《英雄谈文》和《新春夜谈》，分别记述了这两位劳动模范一边搞技术革新、一边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的生动事迹，以及他们对文学创作问题的独特见解。当时我还是一名在校学生，可是《朝花》副刊都在头条位置以很大篇幅刊登这两篇文章。此外，还发表我写的《散文琐谈》《曲直辩》等评论文章。这对一名文学青年来说，自然是很大的鼓舞。

1963年我到上海市文化局剧目室工作，与报刊的关系就更其密切。不久，我奉派到上海的农村参加“四清”工作。1965年10月，《解放日报》的刘士煦同志写信给我，说《朝花》急需一些短小的散文，要我赶写几篇寄去。那时我在农村已生活多时，故而有些积累，于是我写了《红莲》《雨夜灯光闪》等散文寄去，前者是对农村故事员的素描，后者写暴风雨之夜，生产队长、老支书和社员们不约而同提着马灯出来冒雨开沟排水，文章末尾这样写道：“夜幕还是那么黑，雨点还是那么大。一盏盏马灯、一道道手电光在田野上跳动、闪亮，就像碧空中灿烂的星汉，这一盏盏灯啊，这一颗颗星；不，这不是灯，也不是星，这是一颗颗火热的心，这是一颗颗热爱集体的心，一颗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革命的心。”《朝花》很快就发表了，因为作品生活气息浓厚，主题积极，得到了读者的好评。此后，我结识了更多的编辑同志，如文艺部的武振平、储大泓、张世楷、张曙、庄稼、陆谷苇先生等。新时期，我又在《朝花》发表了《桃花坞漫步》《杨乃武小白菜旧踪寻觅记》《慈城访周》《滑稽戏也要更上一层楼》等文章，得到了丁锡满、陈诏、沈扬、吴为忠、许云倩、徐芳、夏斌等先生（女士）的真诚帮助。这些年来，我结识了几代《朝花》人，他们中间不少本身就是作家、评论家和学者，我尊若师辈，在他们那里，我得到了许多教益，有的还成为我很好的朋友。我有一段时间没有为“朝花”撰稿。这些年，我又重返“朝花”，陆续发表了《甘洒热血写春秋》《北风那个吹》《歌台深处热血沸》《周信芳的传承观和创新观》等文章。

年轻时沈鸿鑫（左一）在农村劳动。

《朝花》的编辑不仅对我的写作活动有极大帮助，而且对我的职业生涯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我一度也担任过报纸的编辑，也主编过一些著作，他们的崇高文德成了我学习的楷模，他们那种乐于为人做嫁衣的精神也成了我工作的指南。

中年时的沈鸿鑫。

大凡一个喜爱文学的青年，在他们走上文学道路的过程中，报刊的编辑对他们的成长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在我60年漫长的写作生涯里，《朝花》始终是我的良师益友。这一点我会一直记着。我衷心祝愿她花繁叶茂，永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