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最卓越的农耕民族，大家一定都会想到中国，一直以来以精耕细作闻名的中国人，被简汉网络称赞为拥有傲视世界的种田天赋，古代粮食产量就完爆其他文明的民族，不光如此，更有甚者还由此推导出我国史书那些天花乱坠的人力数字都是真实的。诚然，我国能有如此多的人口，而且还成功把杂交水稻技术完成并普及，确实在农业上颇有成就，但能自古以来就领先世界，那就是不折不扣的诳语了。而今天我们就以汉朝和罗马为例，看看我国的粮产“优势”究竟是什么样的。
【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是我国的骄傲】
古人的记录
土地粮食的产量对于任何人类文明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因此，在古代不光靠土地吃饭的农民，就连那些达官贵人也都热衷于了解土地产出的情况并记录下来，这也就为我们了解古代的粮产水平提供了基础。比如在《汉书·食货志》中，就详细记载了两则亩产的信息，一条是西汉文帝时晁错上书陈述农民困苦，说每亩田的栗米的收成仅仅只有1石；另一条则是汉武帝末年推广的“代田法”的产量，提及每亩的产量同样仅为1石，产量高的时候也不过2石。当然，如果汉朝只能保持这样低的产量，恐怕人口早就饿死一半了，土地肥沃程度和耕作水平的差异同样决定着产量的区别，在《淮南子·主术训》、《昌言·损益》和《汜胜之书》就记载了更高的汉代亩产，达到了每亩3-19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汉代的产量大约在1-19石之间。
【金灿灿的栗米】
当汉朝作家在著作中写下土地产出情况的时候，远在西边的古罗马人也在做着同样的事，只不过他们记载的方式和汉朝略有不同，采用种子和收成的比例来判断产量的多寡，据公元1世纪的作家科路美拉的陈述，意大利地区的平均种收比约为1比4，也就是说洒下1斤的种子，得到的小麦是4斤。同样的，科路美拉的估算仅仅是较低的一种说法，帕拉底乌斯认为意大利的种收比为1比6；著名雄辩家西塞罗提及西西里地区的收成达到种子的8-10倍之多；而农业学家瓦罗则提及意大利的埃特鲁利亚地区的产量能达到种子的10-15倍。除了意大利地区，罗马帝国境内还有诸如埃及这样的农业发达地区，虽然其耕地面积较少，却能提供罗马城粮食需求的三分之一，足见这些肥沃土地产量的惊人，以至于会有土地产出是种子的100-150倍的说法。
【古罗马农牧民的浮雕】
虽然古人写的是白纸黑字，但乍一看我们却是一头雾水，因为古代和现代的计量单位是不一样的，更别提计算产量的方式的千差万别，所以我们要搞清楚情况，就必须将其做个换算。首先，我们从问题最多的汉朝说起，关于汉代的产量一直以来都有争论，诸多学者给出了差距极大的产量估算，差异甚至可以达到4倍之多，说到这，有人会奇怪了，难道他们做的是假科学吗？其实不然，这是因为汉代的面积单位亩和容积单位石有大小之分，不同的组合有不同的比值，于是立场的不同也就决定了极大的估值差异。
所幸，并非所有人都有那么重的立场，真实情况也并非一无所知，正如一些良心学者指出的那样，在汉代各种史料中，都或多或少的留下了真相的蛛丝马迹，因为秦统一六国后将度量衡进行统一，所以官方的汉代史料中应当遵循统一的原则，采用大亩计算。事实正如这些学者所言，这在考古中得到了印证，湖北江陵张家山 M247 号汉墓出土的《汉律》 残简、《算数书》中采用的正是大亩，不但如此，杨际平先生通过计算误差对比，发现《汉书》以及后世所作的《后汉书》中，关于全国垦田数的记载，使用的也都是大亩。由此，真相一目了然，至少在权威汉代史料的记载中，亩采用的是大亩而非小亩。
【秦始皇大手一挥统一了度量衡】
说完亩接下来我们说石，这个多音字（dan第四声）和亩并不同，它并没有在官方记录中被统一，在出土的汉代官方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石分大小的记载，不仅如此，居延汉简中还记录了小石与大石的比例是5比3，由于这个比例与粮食脱壳前后的比例相似，因此在学界有不少的专家认同大石用于没脱壳的原粮，小石用于已经脱壳加工了的米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由于脱壳加工后的粮食难以长期储存，无论是运输还是官府储备、流通，都非常不便，而未脱壳的原粮则相对好储存，因此古人在测算记录土地产出的时候显然会采用原粮的数据，也就是采用大石计算。既然知晓了汉代使用大石大亩来说产量，那么产量推测的悬案也就告破了，根据其与千克、市亩的比例换算，可以得出汉代的栗米产量区间为每市亩19.55-742.9千克。
相对于复杂的汉朝，罗马就好算多了，《剑桥欧洲经济史》根据每英亩播撒种子的惯例对1比4的种收比进行了估算，得出每英亩9蒲式耳的产量，由此可以得出罗马历史记载中的小麦产量区间约为43.875-1645.3千克，从产量范围来说，汉朝记载的产量显然略逊一筹。
【古埃及描写农耕的浮雕】
真实的粮产水平
虽然通过考据，我们可以对两大帝国的粮产水平有了直观的认识，但这些数据仍然残留着古人的浮夸，比如两者的最大值已经可以追上甚至超过袁隆平先生的杂交水稻了，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同样的，两者的最低值也都不能反映整体水平，晁错上书为的是陈述百姓之苦，所以其粮产自然反映的是歉收或者土地贫瘠的情况；而科路美拉的估算则同样反映的是歉收状况下的产量，因为只要对比著名的罗森斯坦实验，就会发现即便在不休耕、不上肥的粗劣耕作下，产量仍然超过科路美拉的数值。
【晁错上书陈述民间疾苦】
既然这个区间还有如此水分，那么我们就应该大胆的挤掉它，根据上文所述，汉代记载的亩产，刨除峰值和谷值多在2-6石的范围，虽然《汜胜之书》和《管子》都记载了10石的产量，但这个产量已经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亩产峰值了，显然要扔进垃圾堆，因此汉代正常的亩产范围应为39.1-117.3千克。这样的产量并不理想，对于汉朝的普通农民来说，能达到后者已经是大丰收了，而一旦遭遇天灾人祸或者土地肥力较差，可能就连39.1千克都保不住，这也就是一旦农民遭到过重的压迫便产生大量死亡和流民的原因。
【面朝黄土背朝天，灾年回到解放前，这才是古代农民的真实写照】
至于罗马，我们也用同样的方法挤水，既然科路美拉的记载过低，那么根据罗森斯坦的实验就比较合适拿来作为下限了，在此基础上，我们重点的挤水对象便是那些较高的产量，100-150倍的产量已经是放卫星水平了，除掉它剩下的便是埃特鲁利亚15倍的峰值产量，但因为同样超过了新中国前期的产量峰值，所以也弃之不用，那么，在10到15的记载中间取中间值12进行计算便是比较合理的方式，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罗马的亩产大约在47.93-131.53千克，在刨除双方虚妄的数值后罗马仍然高于汉朝。
其实，不光比不过罗马，就是把汉朝的水平放在同时代的其他地区，也不见得有多大的优势，比如位于帕提亚境内的巴比伦地区，根据罗斯托夫采夫的估算，其产量也达到了每市亩82.66千克，而新月沃地的巴勒斯坦地区，更是达到了每市亩100千克的产量。如此对比，所谓“种田天赋”的真假，不言自明。
【新月沃地】
厚古薄今现代人
正所谓无风不起浪，中国自古以来种田天赋傲然世界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它的流行是因为有吴慧这样的学者，在民族自尊心的作祟下，利用单位的争议将产量数值估大，由此欺骗了不少吃瓜群众。不过这种诳语并非很难察觉，只要找来近代以来的亩产数据看看便可豁然开朗。日本学者尾上悦三曾在中国东北调查农业情况，然后他结合了美国学者帕金斯的推算，做出了一份1840年到1945年中国粮食的产量数据表，根据此表，这段时间我国粮食的亩产范围为100.95-135.65千克，而章有义、卜凯、民国政府和铂金斯对1931-1937年小米的产量则估计80千克左右，到了新中国建立，根据《中国农业年鉴》所列，1949到1970年之前，我国的亩产峰值也就134千克，其中1960年的亩产更是只有78千克。如果吴慧132千克的推算是正确的，那么汉代的平均亩产水平就甩了民国和新中国很远，足以让中华传人们无地自容，这样的结果，相信大家都不会认同。
【民国老农辛辛苦苦也只能获得有限的粮食】
人类的农业技术经过多年的技术进步，在施肥、选种、育种以及耕作工具、制度上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产量也因此不断提高，时至公元 2000年，袁隆平先生的超级杂交水稻更是实现了人类农业技术的伟大成就，第一阶段就实现了每亩700千克的产量，2012年更是达到了每亩900千克。这样的产量在古人看来不过是痴人说梦，而现在的我们得益于科学发展，实现了这个古人梦寐以求的产量，保障了大家可以享受充足而廉价的食物。这才是我们真正可以为之自豪的地方，反之通过厚古薄今来寻找自豪感不但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也是对如袁隆平那样伟大的人最大的不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