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春天，我刚满12岁，跟着一帮比我大点的同学到离家2公里外的两水泉小学走读上初中。其时，“文革”如火如荼，但大规模“武斗”已经平息，学生上课基本步入正轨。由于取消了升学考试，学制缩短为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毕业升学时间调整为每年的寒假，而高中受名额限制，改为“推荐”上学，即从“出身贫下中农家庭且表现优秀”的学生中“择优推荐”，我们那个公社，要到大坞“五七”中学(今滕州三中)上高中。1970年前后，各地大办“戴帽初中”(小学设初中)，提倡“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所以说，“戴帽初中”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很少具备办学条件;选一个人口较多的村庄(当时叫“大队”)小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土法上马”，除了课桌黑板(学生自带板凳)，连基本的教学实验仪器都没有，还美其名曰“冲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束缚”，师资从小学教师中选拔，其实，选拔的也就是极个别中师毕业的“公办教师”，还有部分高初中毕业(肄业)的“民办教师”。我们那时候虽然小，也知道“公办教师”是拿“工资”的，“民办教师”是拿“工分”的;公办教师一般家在外地，都住学校，平时吃“细粮”，偶尔有肉吃，他们做饭的时候，厨房里总飘出诱人的香气，小锅总是油亮亮的。
两水泉小学的“戴帽初中”，集合了包括两水泉村三个大队和周边村三个大队的学生，数量可观。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还看不清路，我们就深一脚浅一脚赶到学校上学。夏天遇到下暴雨，不能回家吃饭，学校没伙房，又不像现在的学生带着五花八门的零食饮料，就得饿肚子。学校条件虽然简陋，老师们文化和教学水平也参差不齐，但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他们能够在艰苦的环境中规避“极左” 束缚，“边学边卖”，把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并且还能偷偷进行文化课考试，确实表现出了高度的敬业担当精神。有好几位老师都是“文革”前品学兼优的高初中生，只是“文革”耽误了他(她)们考学，我们学校教代数的王福典老师，教几何的曹继元老师、教物理的张瑞芝老师(已去世)，教学水平师生公认得好。但我们这些学生良莠不齐，太不争气，没有考试升学的压力，学习大多不用功。
学校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由一位“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代表两水泉的贫下中农常驻学校，监督“办学方向”，相当于现在的政府”督学”。校长姓胡，“坡西”(湖西沛县)人，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资深教育工作者，代我们政治课，擅长书法，经常辅导我们写毛笔字。这年的冬天，学校所在的两水泉凫泉大队，掀起了冬季农业生产高潮，号召老百姓积极往生产队贡献“农家肥”(人及动物粪便)，学校按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要求，动员师生课余参加冬季农业生产，胡校长第一个背起了“粪杈子”(杈子，鲁南、鲁西南地区一种可以侧背的农家用具，用白蜡条编成，一头开口，也叫“杈头”)，每天起大早去野地里拾粪。行动即是无声的命令，一时间，初中两个年级的老师学生，“斯文”拾粪，都背起了“粪杈子”。上学的时候，一只肩膀背着书包，另一只肩膀背着“粪杈子”，手里拿着粪扒子，冒着严寒拾来的冻得邦邦硬的粪便，全部集中到学校操场西边的大沙坑。上课的时候，每个教室外面整齐地排列着几十个“粪杈子”，成为一大“奇观”。那个年代，自行车远没普及，乡里人走亲访友、赶集下店全靠“步辇”，走着走着“内急”，在路边小解、“出恭”是常事，还有到处奔跑的家犬、野狗和生产队放养啃青的耕牛，粪便随处可见，但师生“全员拾粪”，导致两水泉周边野地及路沟的粪便“资源稀缺”，偶尔遇到一堆狗屎、牛粪，如同捡到了“狗头金”，狂喜不已。春节以后，随着气温升高，校园内臭气熏天，令人恶心，“拾粪运动”才告一段落。我们拾来的所有的粪便，全都无偿送给了生产队。
1971年寒假开学，学校新调来两位夫妻老师。男老师叫李坤，30岁左右，多才多艺，代我们语文、音乐兼班主任，李老师是济宁人，气宇轩昂，长得有些像现在唱歌的童安格;李老师夫人也姓李，好像比李老师小几岁，明眸皓齿，代小学音乐。按现在的“网络语言”，李老师被我们惊为“天人”，李老师夫人被我们视为“女神”。李老师不仅语文教得好，唱歌也很棒，更了不起的是，李老师会弹大风琴上音乐课!这对于孤陋寡闻的我们，真是有了向别的班级炫耀的资本!那时候正是全国大唱“样板戏”和10首抗战历史歌曲(《大刀进行曲》《毕业歌》《到敌人后方去》《大路歌》等)的时候，李老师教我们学唱“样板戏”和历史歌曲，用大风琴伴奏，令人耳目一新，这些“样板戏”选段和歌曲，我至今还能张口就唱。李老师讲语文课，绘声绘色，引人入胜，但对于精彩的内容，严格要求我们背诵，不会背诵要“挨留”(放学后晚回家吃饭)，这对于习惯偷懒的我们，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但慢慢就习惯了，逼着自己拼命地读，到现在，李老师教的许多课文，比如《东方红的故事》、《念奴娇.昆仑》、《水调歌头.游泳》、《冯婉贞胜英人于谢庄》、《三元里抗英》等，依然记忆犹新，可以背出其中的部分章节。
那时候，农村的娱乐活动少之又少，偶尔看一场电影，如同过大节。“文革”期间，许多电影禁止放映，除了几个黑白“样板戏”电影(后来才有了彩色“样板戏”电影)，就是看“打鬼子”的电影，如《地雷战》《地道战》《鸡毛信》等，再后来，竟然看到了苏联早期故事片《列宁在1918》，在这部电影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天鹅湖》舞蹈，认识了“高尔基”、“瓦西里”、“捷尔任斯基”、“斯维尔德洛夫”诸”同志”，记住了“瓦西里”的经典台词:“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斯维尔德洛夫”的夹鼻眼镜也给我印象深刻，老是担心它从老斯的鼻梁上掉下来;还认识了刺杀列宁的女凶手“卡普兰”，领略了“列宁”演讲的风采。为了多看场电影，我们跑遍了周边所有的村庄。放电影正片的时候，往往要放“加演片”，放得最多的是彩色木偶故事片《半夜鸡叫》，里面的地主“周扒皮”，为逼迫长工早起下地干活，累跑长工省工钱，半夜学鸡叫，诱使公鸡提前打鸣，叫长工设计痛打了一顿，颇有些黑色幽默。十几岁的我们，正是喜欢恶作剧的年龄，于是，学鸡叫”风靡一时”。学校附近有个老头，六十来岁，矮瘦瘦的，脑袋大了些，光头，留着八字胡，拄着拐棍，与“周扒皮”有点“形似”，我们放学的时候，只要看到老人在街上，都会不约而同伸着脖子模仿公鸡“引吭高歌”，一时间“鸡鸣不已”，此起彼伏，弄得老人莫名其妙，一头雾水，而我们则收获了恶意的狂笑。偶尔还遇到说“莲花落”(俗称“打花相”)要饭的，我们会跟在后面看他赶门要饭说快板。这些民间艺人，都是草根文学的高手，唱词张口就来。有一次，我们“邀请”一个河南口音穿着比较讲究的“打花相”的到我们村要饭，路上，叫他唱唱学生，他随口就唱:
“从初中，升高中，
一直升到大学生，
天天吃着白面馍
不拉犁子不种葱
你的学习中不中?”
听他唱完，我们忽然沉默不语了，是呀，我们上学的目的和动力是什么?真是有些模糊，而“上大学”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
我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学生，平时好动贪玩，听课也不认真。排位的时候，个子最小，把我排到最前面，和老师共用一张讲桌(教室没有讲台)，讲桌比较宽，可以放开我的书包。由于偏科，除了语文、政治、历史课偶尔听讲，数学、物理课基本“刀枪不入”，成了我偷偷看课外书的时间。而老师讲课，“组织教学”的时候，只注意观察前面，我的位置成了“灯下黑”，可以把小人书压到课本下面“放心”偷看;偶尔也有“穿帮”被老师发现的时候，因此没少挨“疙瘩栗”(用手指敲头)。李老师有个儿子叫和平，三四岁光景，虎头虎脑，很可爱，没人看孩子，李老师夫妇只好带着上课。和平跟着李老师上课的时候，站在课桌前面，人与课桌一般高;夏天，胖胖的和平穿着短裤和背心，我经常偷偷用脚趾甲挠和平的小肚皮，有一次，大概我的脚趾甲长了点，把和平挠哭了，李老师只能中断讲课，把和平抱到办公室去了。可怜的小师弟，到现在也不知道是我把他挠哭的，当然，李老师也不会。初中两年，课本没学好，小人书倒没少看，并且读了不少“文革”时期的大部头“禁书”，这些“禁书”都是从同学那里交换来的，晚上在家就着煤油灯偷偷读，像《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苦菜花》、《红岩》、《青春之歌》、《创业史》、《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甚至还读到过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家里有部《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我凭兴趣通读了里面的所有注释。“毛选”注释，多少年之后才知道都是出自党的高级理论家和著名学者，是部不可多得的“百科全书”，我从中知道了《孙子兵法》，知道了《曹刿论战》，知道了《列子·汤问》里的“愚公移山”，知道了“草木皆兵”、“叶公好龙”、“口蜜腹剑”等成语;学校当时订有一份《参考消息》，属于“内部发行”，我课余时间，经常偷偷溜到办公室阅读，后来老师也默许了，知道了国外同步发生的许多新闻和对我们国家的评价，阅读《参考消息》的习惯，我一直保持到现在。由于“偏科”，不大认真听课，加之我家不是“贫下中农”，毕业“推荐”上高中名额自然没有我，不到14岁即离开学校，所幸后来当了“民办教师”，事实上没有中断“学业”。但所有读过的书籍和报纸，丰富了我的知识，开阔了我的视野，也提高了点写作能力。几年以后，“文革”结束，国家恢复高考，再后来我以入学语文最高分(数学分少得可怜，羞于启齿)考入济宁师专(今济宁学院)，少年时期无意识广泛的课外阅读，歪打正着，“功”不可没。
作者简介：
段修桂，滕州人，滕州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原副主任、正科级督学，滕州市善国文化研究会顾问，中学语文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