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经济，那就应当承认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都是执政的经济基础，而不应分出谁是长子，谁是次子，不应厚此薄彼。所以，在非公有制经济的性质、地位、作用问题上，也应解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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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流行的传统观念中，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所以，如要保持整个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性质，那就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至少也要坚持公有制为主导。

在实践中，这种社会主义经济与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区分导致了一个严重问题，这就是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和排斥。在上世纪50年代，这种歧视和排斥曾经是自觉的，是作为一种战略策略来推行的，目标是逐步消灭非公有制经济。在今天，这种思想惯性仍在相当的程度上继续存在，并成为困扰民营经济的一个严重问题。

但与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不同，邓小平并不认为只有公有制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也就应受到排斥和歧视。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个有利于”是有关社会性质的普遍适用的标准，当然也适用于判定所有制的性质。所以，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所有制，无论它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反之，一切不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所有制，也无论它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不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这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这个标准本来就是主要针对所有制问题上的质疑而提出的。

按照这个标准，他说“搞社会主义，也允许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存在”。这是一个应然性的判断，也是一个实验性的判断，因为那时我国市场经济的主要所有制形式都已出现了。所以，他在南巡前夕讲的这句话表明，那时他已认为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社会主义经济。

由此可知，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在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中，不仅符合公共利益的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而且非公有制经济也都是社会主义经济。

2004年3月，我国的宪法修正案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定性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就在宪法上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

毋庸赘言，既然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经济，那就不应继续纠结于公有制主体还是主导，不应总是不愿承认公有制为主导，也不应再对非公有制经济采取歧视、防范和排斥的态度和做法，而应做到一视同仁，平等竞争。

既然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经济，那就应当承认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都是执政的经济基础，而不应分出谁是长子，谁是次子，不应厚此薄彼。

所以，在非公有制经济的性质、地位、作用问题上，也应解放思想。

最后，在社会主义经济本质问题上更应解放思想。

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最本质的特征是实行公有制。邓小平则提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最本质的特征不是公有制，而是共同富裕。这是一个极具根本性的理论转变。

按照这种新理念，共同富裕是目的，所有制只是手段。目的当然比手段更根本。所以，在南方谈话中，他在谈“社会主义本质”时，没有提到公有制。

在此之前，早在1986年，他在概括“社会主义原则”时，也曾没有提到公有制。他说：“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在这里，既没说“第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也没有说“第一是公有制为主导”，而是说“第一是发展生产”。

在此之前，早在1980年，他就已经这样做了。他在会见外宾时说：“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压倒一切的标准”中，也没有公有制。后来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也是这样，可见这是一脉相承的。

这些说明了什么呢？这些说明，在邓小平看来，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共同富裕，这才是最具实质性的、最重要的。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讲这些，而不是把作为手段的所有制放在过高的位置。目的要坚定，手段可以灵活。凡是有利于达到目的的手段都要坚持，反之则可以调整或放弃。实践是检验手段是否适用的唯一标准，一切把手段神圣化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对的。这就能实现最彻底的思想解放。